【環球時報赴云南特派記者 范凌志】“你的身份證明呢？”當《環球時報》記者在云南省第六強制隔離戒毒所(以下簡稱“六所”)這樣問緬甸人阿登時，他先沉默了一陣。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這不是難以回答的問題。但對阿登來說，這關系到他的命運。一旦他出示證件，將被遣送出境。因此他隨后小聲回答：“留在仰光的家里了。”像阿登這樣的“國籍不明”強制隔離戒毒人員(以下簡稱“強戒人員”)，在六所還有很多。他們用含糊不清的說辭避免被遣返，希望留在中國的強戒所。因為在這里，他們能得到更加精心的照料。六所位于北、西、南三面被緬甸包圍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這里地理環境與人文狀況十分復雜，給毒品滋生帶來可乘之機。在中國干警的辛勤努力下，德宏州近年來的禁毒局面已經得到極大好轉。《環球時報》記者在持續數日的采訪中感到，六所取得的成績可以算是近年來云南省、甚至全國禁毒行動的一個縮影。

6月11日，云南省第五強制隔離戒毒所，處于康復期的強戒人員正在排練舞蹈。范凌志攝

收治“國籍不明”人員——“對公職人員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

6月中旬的德宏州政府所在地芒市陰雨不斷。《環球時報》記者來到六所所部，辦公樓的大廳掛著一幅所區分布圖。從圖上可以直觀地看到，除了芒市的所部，六所在盈江、隴川還有兩個分所，三者之間各相距100多公里，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這個在物理層面的“穩定結構”，似乎也在支撐著德宏州邊境地區不容樂觀的禁毒局面。“這里的掛號吸毒人員占總人口比例幾乎是全國最高的。”六所副所長洪新榮對記者說。

德宏州與緬甸山水相連，國境線長達503.8公里，跨境通婚、跨境耕作在當地村寨非常普遍。云南德宏州瑞麗市姐相鄉著名的銀井村和芒秀村(緬甸)甚至存在“一井兩國”“蕩個秋千就出國”的趣景。然而，復雜的地理與社會環境也為毒品問題創造了條件。

進入六所教育戒治區之前，所有人員必須經過嚴格安檢，手機要存放在入口處。一名司法行政戒毒干警說：“這是為了避免有人在探訪強戒人員時夾帶危險品，甚至毒品。”

云南省第五強制隔離戒毒所強戒人員的床鋪有防跌落設計，洗漱用品整齊排列，居住環境非常整潔。范凌志攝

通過安檢區，正前方就是習藝勞動現場所在的建筑樓。記者走進去后看到，室內地面被擦得锃亮，強戒人員身著統一制服，正埋頭把極細的銅線穿過一種極小的電子元件，幾十人的勞動現場鴉雀無聲。一名干警說，這些強戒人員已度過約兩個月的生理脫毒期，適量的習藝勞動有助于生理和精神康復，并且能讓他們習得一技之長的同時，獲得經濟補貼。

在習藝勞動現場旁邊的房間，《環球時報》記者見到緬甸人乃通(化名)。他的家在緬甸勐古，與中國芒海鎮隔一條河。乃通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緬甸人，2002年，他開始染上海洛因和麻古。乃通也是“國籍不明”人員。他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沒有身份證明，是因為“一直在鬧山兵(緬甸少數民族地方武裝)，還沒辦到”。強戒所認為，乃通的說法相對可信，邊界另一側動蕩的局勢導致很多當地老百姓不可能獲得緬甸政府認可的身份證明。

六所為何會收治像阿登、乃通這樣的“國籍不明”人員？《德宏州禁毒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外國人、國籍不明人員，在自治州行政區域內吸食、注射毒品，有身份證明證實其國籍身份的，由公安機關依法遣送出境;無身份證明證實其國籍身份的，由公安機關會同外事部門對其國籍身份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可以先行對其進行強制隔離戒毒或者送入關愛中心戒毒康復，待查明其國籍身份后再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

“對于普通公民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但對公職人員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一名干警對記者說，德宏州鄰近毒品常年泛濫的“金三角”與緬北戰地，雖然很多強戒人員口頭不否認自己是緬甸人，但由于他們無法出示緬甸的身份證明，只能被認定為“國籍不明”，“我們不可能把他們強制遣返”。

6月11日，云南省第五強制隔離戒毒所，司法行政戒毒干警在和強戒人員交流。范凌志攝

“中國司法行政戒毒警察把我們當學生、病人和孩子”

25歲的緬甸人丹梭(化名)來自邊界另一邊的貴概。吸毒已經10年的他仍然記得第一次接觸毒品的情形：“同學帶著吸的，然后我吐了。”僅僅一兩次之后，丹梭就被毒癮死死地控制住。這10年間，他在緬甸進過三次戒毒所，“那是外國援助修的戒毒所，條件很差，吃的是臭魚干、豆子米飯和洋芋，沒有熱水，不聽話還會被打罵。”

丹梭會中緬兩國語言，看起來很機靈，因此常為強戒人員做翻譯。在丹梭看來，中國強戒所的條件好太多了，因為“住的地方很整潔，每天吃的不重樣”。給丹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另外一名強戒人員生病時的情形。當時，中國司法行政戒毒干警不僅將他照顧得無微不至，甚至把他安排到德宏州醫院治療十幾天。“中國司法行政戒毒警察把我們當學生、病人和孩子。”丹梭說。

強戒人員脫毒、康復的過程，也是司法行政戒毒警察辛勤付出的過程。“兩眼一睜忙到熄燈，兩眼一閉提高警惕。”一名干警說，這句流傳于部隊的順口溜也適用于強戒所。六所的干警擔負的工作異常繁重。洪新榮給記者舉了幾個例子：“從語言上來說，緬甸是擁有100多個民族的國家。溝通是個大問題，不可能每種語言都有翻譯。在宗教方面，對佛教徒、穆斯林，六所在飲食等方面要有特殊安排。還有疾病防控問題，這里氣候炎熱，吸毒者極易攜帶疾病，除了在入所前的體檢，還需要定期進行篩查。”

洪新榮告訴記者，六所的管理壓力很大，需要資金、人才和法律法規的進一步投入。目前，六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困難是缺乏人才，因為這里的干警只有200余人，數量不足強戒人員的4%，“這個比例在全國都可以說是最低的”。

云南省第五強制戒毒所為強戒人員準備的藥品，種類非常齊全。范凌志攝

外國駐華使節贊中國禁毒工作“驚艷”

“你能想象上世紀90年代這里什么樣嗎？芒市街頭能看到三三兩兩的吸毒者，他們成天無所事事，可以不吃飯，卻不能不吸毒。”洪新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經過多年的嚴厲禁毒、戒毒行動，邊境地區的吸毒人員數目明顯下降，目前德宏乃至云南全省社會治安都很好，“單獨走夜路沒有問題”。

除了走進六所，《環球時報》記者此行還探訪了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第五強制隔離戒毒所。在這里，記者看到已處于康復階段的強戒人員正在為6月26日的“國際禁毒日”戒毒成果匯報展演排練。“我還有希望，我還有力量……”李明(化名)與他的樂隊同伴身著黑衣，專注地唱著汪峰的《彼岸》。這名41歲的吉他手吸食毒品的時間長達10年。“一次演出前突然犯了癮，我顧不得馬上要上臺，跑出去‘找東西’，結果被樂隊開除。沒法搞音樂，妻子后來也跟我離婚，當時真不想活了。”

曾有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李明，與大多數強戒人員一樣，在強戒所的康復治療中看到了“彼岸”。云南省戒毒管理局副局長宋云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目前共有15個強制隔離戒毒所，在強戒所下還有6個分所，現在的收治規模達3.5萬余人。

對于解除強制隔離戒毒的人員，中國司法行政部門會進行持續幫扶。宋云奎對《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目前，云南全省共有48個后續照管工作站，“根據統計，操守保持率達到73.6%”。

云南省近年來在禁毒方面取得的進步，是全國禁毒行動成果的一個“側影”。《環球時報》記者在25日司法部舉行的司法行政戒毒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自2008年《禁毒法》實施以來，中國司法行政戒毒場所已累計收治強制隔離戒毒人員130萬余人，目前在所24萬人。另外，VR(虛擬現實)戒毒、內觀療法戒毒等方法經實證研究取得很好的戒治效果。

中國的戒毒經驗漸漸在國際上獲得好評。司法部戒毒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士對記者講述了2017年外國駐華使館官員參觀北京強制隔離戒毒所時的情形。這些外國官員當時表示，這么高比例的專業人員對強戒人員進行治療在世界上十分少見，這足以證明中國對戒毒工作的重視。對于北京強戒所各項戒治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外國駐華使節形容為“驚艷”;對于司法行政機關對強戒人員的尊重和開展的科學、豐富的戒治工作，他們予以高度評價和充分認可。

與此同時，司法部也不回避中國戒毒工作面臨的一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局長曹學軍25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從橫向上來講，一些省份在場所功能設施、人才隊伍建設、戒毒工作理念以及戒治手段的探索上走在全國前列，但也有一些省份存在略顯滯后的情況。對此，司法部下發了《關于建立全國統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的意見》，通過在全國部署建立統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在頂層設計上進行統籌和規范，在全國范圍內對戒毒管理、教育、醫療、康復訓練，以及戒毒工作的機制、戒毒方法體系、戒毒效果的評價等方面進行統一，使戒毒工作全面協調發展。

[責任編輯：楊凡、梁延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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