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鄉親們需要，我很快樂”

陳偉琳(右)在父親陳啟惠指導下整理藥方。

陳偉琳，1980年11月生，福建省漳浦縣湖西鄉后溪村鄉村醫生，他義務獻血15年，累計獻血89次，2018年獲“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曾獲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福建省“崗位學雷鋒標兵”，福建省道德模范等稱號。

我的父親是一名老鄉村醫生，小時候，醫療條件差，父親經常騎著自行車帶我一起出診。6歲時，我跟著父親到外地看社戲，正好當地有個老人病情危重，家人很著急，后來經我父親診斷用藥后痊愈。耳濡目染，我就產生了當醫生的想法。

閑暇之余，父親會教我古代醫方著作《湯頭歌訣》，我對醫學處方漸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后溪村是少數民族村，偏遠閉塞，畬鄉的青壯年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兒童和老人。16個自然村分布在山包丘陵之間，交通很不方便，老人一旦生病，通常只能在家維持，飽受病痛折磨。我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1998年，我從漳州衛生學校畢業。同學們大多留在了漳州，或者去大城市發展，而我決定回鄉。當時，鄉醫沒有編制、沒有工資、沒有任何福利，是“三無醫生”，很多同學笑我傻，但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

剛回村里的時候最困難，醫療條件太差，最基礎的醫療器械都沒有，病人無法得到有效治療。

當時，老人陳義山患有胃癌，后期經常嘔血，我建議他到縣醫院治療，可是老人行動不便，其子女讓我盡全力醫治。大出血的病人，血管不好扎，衛生所里又沒留置針，一天要扎針好幾次，增加了老人的痛苦，我心里又無奈又難受。后來，我騎著摩托車去周邊鄉鎮借氧氣包，去縣城聯系醫療器械商，逐步改善了村里的醫療條件。

2007年，臺風把通往南山自然村唯一的大橋沖垮了，我半夜接到河對岸鄉親請求出診的電話，只能卷起褲腿，舉著手電筒，趟過河去。天快亮時我回到家，心理落差很大，在心里問自己，當時的決定對嗎？

那時我剛考上執業醫師，鄉里有編制的衛生院和縣里的民營醫院都想聘請我。可是我一走，鄉親們怎么辦？我想到村里幾百名老人和慢性病病人沒人照料，我猶豫了，最后還是決定留下來。

有一次我在漳州參加好青年故事分享會，傍晚時分我接到過溪自然村陳社勇的電話，說他兒子又發燒了，他兒子體質弱，經常發燒。我連夜趕到他家，給他兒子診治。陳社勇握著我的手說：“孩子發燒，我最怕你不在，只要你在村里，我什么都不怕。”

20年來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被需要感”，讓我感覺到了做鄉村醫生的價值。

前幾年，一些醫藥業務員聯系我做直腸給藥的業務，直腸給藥的經濟效益是口服藥的數倍之多。我考慮到村民的經濟條件，拒絕了業務員的建議。村里的貧困戶到衛生所拿藥，我不愿收錢，但他們自強倔強，我只能象征性收一些費用。

一些外來務工人員生病來找我打針，經過問診，我只讓他們用口服藥，治療效果一樣。現在他們去其他鄉鎮打工，卻還會專程回來找我看病。

2005年我在漳州參加執業醫師考試，看到獻血車就去獻血了，在與采血人員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一種新型獻血方式——機采血小板。獻血有時間限制，只能半年一次，而機采血小板可以一個月一次，能更好更多地獻血。

一開始我家人反對，特別是我母親，她擔心我工作累、身子虛，受不住。我就瞞著他們，偷偷去機采血小板獻血，還把獻血證藏起來，直到我父親在報紙上看到有關我獻血的報道才知道。后來家人慢慢接受了。

當前國家重視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我負責村里鄉親們的健康檔案管理、健康教育、預防接種、婦幼老人健康管理、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等13項工作。一年下來，我騎著摩托車巡診1200多次，摩托騎壞兩輛，雖然很辛勞，但被鄉親們需要，我很快樂。

現在，鄉親們都稱我是后溪村的“活地圖”“活檔案”，我對后溪村每一條路、每一個患者的狀況，都熟稔于心。我可是一個900戶3600人“畬鄉大家庭”的專職“家庭醫生”。

(陳偉琳 口述 楊特團 李宏民 整理)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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