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是一種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

——專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

中國新聞周刊作者/蔡如鵬

作為國內較早注意到“文化自覺”這一現象的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迄今已對其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跟蹤研究。

在她看來，“文化自覺”乃是新世紀之交的中國處境所決定的一次獨特的思想實踐，它有著不同于近現代歷史以來的現實訴求、問題意識與知識建構。

“如果可以用‘反傳統’來描述近現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的話，那么新世紀的變化或許可以概括為對‘傳統’的重新體認與激活。”她說，這一基本文化態度的改變，使得“文化自覺”正成為一種新的知識范式。

賀桂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之前相比，近些年談論“文化自覺”的學者越來越多，包括一些年輕人也開始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次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組織的以“文化自覺”為主題的研習營，能吸引到這么多青年學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研習營講座間隙，賀桂梅教授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文化自覺’的重心不在‘文化’，也不在‘自覺’，而在對于‘中國’這個主體的認識方式與認同方式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從事文學研究的，怎么會關注到“文化自覺”這個現象？

賀桂梅：我主要從事文學研究，同時也做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前，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究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各種文化思潮，比如尋根思潮、人道主義思潮、現代主義思潮、純文學思潮等。在研究的時候，我發現這些思潮背后，都有一個怎么理解中國和中國主體性的問題。

同時，我還注意到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有一批學者，像甘陽，當時是強烈主張反傳統的，但進入新世紀后，他們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同一批人為什么前后會出現這么大的變化？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開始跟蹤他們的研究，讀他們不同時期的書。

大約在2004年，甘陽、黃平、王銘銘、陳來、汪暉、朱蘇力等人一起創辦了“中國文化論壇”，影響非常大。我發現，他們在論壇中反復在談一個問題，就是“文化自覺”。其實，這個概念最早是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提出來的。不過，費孝通當年提出這一說法，還僅僅是一個學術概念。但等到新世紀甘陽他們重提“文化自覺”時，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個普遍的問題意識。

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追問，我們今天的中國已經和上世紀80年代那個反傳統、追求現代化的中國很不一樣了——今天的中國經濟崛起了，同時進到了全球化格局之中，但這個全球化又是一個由西方主導的格局——那么，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情境里面，我們該怎么重新理解中國？

所以，我常常說“文化自覺”的重心其實不在“文化”，也不在“自覺”，而在對于“中國”這個主體的認識方式與認同方式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那個時候，社會上好像也出現了一股中國傳統文化熱。

賀桂梅：是的。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不只是中國的知識界，包括普通的民眾，對怎么理解中國也開始出現了變化。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人們普遍對傳統文化抱持一種關注、審視乃至“回歸”的熱情。這在官方引導、經濟消費、社會認同與日常生活組織等不同層面都顯現出來。

“唐裝熱”“恢復傳統節日”、重修族譜和祠堂熱，以及以重講中國經典為主要內容的“百家講壇”，都是那個時期社會的主要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背后傳遞的則是普通民眾在文化認同上心態的改變。

之前，我們老覺得我們還沒有現代化，認為中國落后與我們的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只有拋棄它，我們才能盡快實現現代化。但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經濟的崛起和中國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變化，民眾的心態也漸漸發生了改變，開始認同中國原來的傳統，特別是一些古典的東西。再加上政府的引導和市場的推動，某種程度上，共同促成了一種民族性心態在新世紀之交的轉變。

我覺得，這種普通民眾心態上的轉變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它盡管發生在日常生活層面，但反映的卻是中國人精神上的一種訴求，就是中國社會在完成或基本完成現代化后，人們在精神歸屬上，產生了一種對傳統文化的回歸依戀和認同。

可以說，這是中國自五四運動開啟現代化進程以來，這一百多年發生的一個最大的轉型。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個轉型意味著我們開始要更完整地理解中國的歷史，開始重新認識“中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自覺”已不再是一個學術圈的話題，而是成了一個全社會的普遍問題。

“這十多年來，它從一個概念慢慢擴散成一種越來越為大家所認可、理解，并想要去實踐的理論思路”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現在中國知識界哪些研究屬于“文化自覺”？在這方面，有什么代表性的研究嗎？

賀桂梅：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除了參與“中國文化論壇”的那些學者之外，還有許多研究者雖然沒有采取“文化自覺”這個說法，但也把“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從中國的歷史視野看世界”作為基本訴求。所以，我在研究中將“文化自覺”及其相關表述，看作是一個有著相近文化訴求的表述群。

這些學者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很快就以他們這種思想介入社會現實，具有很強的實踐能力。比如說甘陽，他把通過“文化自覺”建立起來的“通三統”理論，與大學的通識教育相結合，設計出一套完整的課程方案，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再比如，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溫鐵軍、賀雪峰、黃平等，他們都是做社會實踐工作的，有很豐富的農村經驗，也很了解中國農民。他們發現，只用現代化這套理論來談中國的農村問題，問題很大，農民根本就不聽這一套。所以，他們現在做的很多研究和實踐，都與“文化自覺”聯系很密切。比如他們曾專門組織過一期討論，主題就是“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此外，這些學者還介入到中國政府“三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當中，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外，人類學學者王銘銘，從人類學與民族學這兩個特定的學科視角，提出了關于中國社會整體研究的新思路。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在疆域、民族與人口上延續了帝制時期王朝國家格局的國家，作為一個多民族的、與中華帝國歷史保持著緊密聯系的國家，其合法性問題一直受到民族國家理論與現代民族主義知識的質詢。王銘銘的研究為如何敘述中國這個主權國家內部疆域與族群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這方面，汪暉、趙汀陽、強世功、韓毓海等學者也做了很多研究。

比如汪暉，他在深入西藏、新疆等實地考察后，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從理論層面回應這些問題。他在研究后認為，中國是一個“跨體系社會”，也就是說中國不是一個單一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既有漢族體系，也有像西藏那樣的少數民族體系。他其實是在強調中國社會內部族群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并試圖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整合性的中國新敘述的可能。

此外，與“文化自覺”相關的研究還有不少。不過，我認為它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直面當下中國的現實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三農”問題、民族問題、邊疆問題等，嘗試探詢一種新的闡釋和實踐方案。我認為，作為一種理論實踐，許多研究已經證明是很有解釋力的。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在知識界“文化自覺”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

賀桂梅：那倒也不是，它還是一種比較前沿的研究，屬于一種新的知識范式。不過，這十多年來，它從一個概念慢慢擴散成一種越來越為大家所認可、理解，并想要去實踐的理論思路，變化還是非常大的。這方面我自己感覺就很明顯。

本世紀初，我開始關注這個話題的時候，它還僅僅局限于知識界的一個小圈子內。2011年，我把自己對“文化自覺”的研究，寫成一篇學術論文。不過，發表后幾乎沒有什么反饋。2013年，我又發表了一篇相關的文章，仍然沒什么人回應。

但最近這幾年，這個問題突然變成了一個大家都很關注的話題，包括一些年輕學生，也開始對此表現出興趣。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西方那套知識范式。總之，我覺得今天這個話題正在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新思潮。

“‘文化自覺’是一種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它不是簡單的一種心態，也不是一種經濟訴求”

中國新聞周刊：前面你提到了傳統文化熱。你認為，它與知識界的“文化自覺”是一種因果關系嗎？

賀桂梅：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只能說是互相呼應。應該說，它們都是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現象的回應。

傳統文化熱，是因為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尤其是經濟的發展、民眾心態變化的一種反映。它的現實處境是說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變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變了，就有一種超越純粹“現代化”的訴求而理解中國傳統的可能性。但“文化自覺”和這種日常生活的變化是不一樣的。它是一種理論，一種具有很強的批判性的理論，而普通民眾是沒有批判意識的，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熱衷，很大層面上是一種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

兩者共同的聯系，就是都對中國傳統的東西表現出興趣和熱情，特別是對傳統文化有了一個重新的認知。只不過“文化自覺”有一套理論，它重視傳統，但并不是要堅守傳統。這和很多民眾的想法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兩者的差別在于“文化自覺”是一種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它不是簡單的一種心態，也不是一種經濟訴求。

中國新聞周刊：這幾年，官方一直在倡導“文化自信”。你覺得，該如何看待“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二者間的聯系和區別？

賀桂梅：這其實也是我在想的一個問題。隨著新的政治格局的變化，對于中國政府而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國家形象，就必然要求文化建構的加入。近些年，中國政府在建構“國家形象”“軟實力”方法做了很多的制度性實踐，比如對“國學”的扶植、對儒學與孔子的重新塑造、借助傳統文化提出諸如“和諧社會”等的政治構想等。

“文化自信”作為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一個政治口號，可以說把政府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理解，“文化自信”是要強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要對自身的文化價值充分肯定，同時抱有堅定的信心。這和“文化自覺”所提倡的中國主體性意識是一致的。

但“文化自覺”是一種學術理路，或者說是一種思考問題的原則。它不是簡單地說你要自信，而是說你要明白你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你要去了解你的歷史和可能的未來走向。這其實是一個更適合由學術來展開的領域，因為要把歷史解釋清楚，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文化自覺”有時候也未必就一定會倒向自信。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其實我們恰恰是因為沒有“文化自覺”，所以才不自信。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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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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