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建飛為勞動者權益保護事業而奮斗

①

②

□ 《法治周末》記者 代秀輝

“沒有改革開放,我的人生或許在另一軌道上行駛,可能到現在還是以臨時工的身份不斷地變換著工作,在為溫飽而謀生計。”

談起改革開放,坐在記者對面的黎建飛頗為感慨。

黎建飛學過木匠、上過礦山、扛過水泥、開過磨床,什么苦活兒、累活兒幾乎都干過。

上世紀70年代末,黎建飛命運的轉折出現了。他抓住恢復高考的機遇,搭上了改革開放的快車。

從法學學子到參與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立法者,再到為勞動者權益保護建言獻策的學者,四十年光陰,他總結說,自己的人生受益于改革開放,并最終歸于為勞動者權益保護事業而奮斗。

思緒翻滾,記憶如電影般在腦海涌現。這位投身勞動者權益保護近三十載的長者,講述起他與改革開放的點點滴滴。

國家恢復高考、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其中就有黎建飛。一個在偶然間聽到的消息,讓他選擇參加高考,由此踏進法律的大門

“穿皮鞋還是穿草鞋,就看明天嘍!”

1977年12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擠滿了返城的知青。他們正雀躍地討論著一個話題:高考。

就在兩個月前,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

未曾想,知青們興奮中冒出的言語,讓坐在同一班車上、只斷斷續續上過初中的一位磨床工如夢初醒。

“穿皮鞋還是穿草鞋,就看明天嘍!”這些返城參加高考的知青相互鼓勵著也調侃著。“他們的意思是,如果明天考上了,就能穿皮鞋,就能當干部；考不上,就得穿草鞋,就得繼續當農民。”這讓當時還在四川廣元山溝里辛勤勞作的磨床工意識到,高考或許是他重新學習,進而改變命運的機會。

這名磨床工正是黎建飛。

“1979年以前,我學過木匠、上過礦山、扛過水泥、開過磨床,幾乎涉獵了除犯罪以外的各種行當,但幾乎都是朝不保夕的臨時工作。就算進入工廠當磨床工,也沒有簽勞動合同的概念。”回憶起那個年代,黎建飛的眼神里有幾分凝重:“那時我想讀書,也愛讀書,但苦于沒有機會。”

22歲的黎建飛決定參加高考試一試。

“從成都回到廣元,我就開始為第二年的高考作準備。為了學習,我向領導申請單獨在工具房里鋪一個木板睡。”黎建飛回憶,“那位領導的女兒正好讀高中,她放學后,我就把她的書借過來抄,一抄就是一夜”。

1979年7月,高考結果公布,黎建飛考出了323分的成績,超出重點線13分。

“填報志愿的前夜,我失眠了。那些年社會上發生的種種,就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的眼前一遍又一遍地浮現。”黎建飛回憶:“最終,我決定學法律,其實就是想社會能夠穩定和諧,讓大家能讀書,有工作,不折騰。這成為我學法律的初衷。”

當年,黎建飛如愿收到了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的錄取通知書。

黎建飛至今還記得當時工友對他說的一句話:“在工廠里,你是一只白鶴,但是大學里都是白鶴,還能不能顯出你的白,就看你了。”

歲月荏苒,回憶求學,黎建飛話語間依然神往。憶及到大學的第一個晚上,走進寢室旁邊的臨時圖書館,“我是從來沒見過那么多的書,我就像一個餓漢,撲倒在面包上”。

在一段視頻回憶錄中,黎建飛上大學期間的班主任回憶說:黎建飛入學以后,非常勤奮,完全沉浸在了知識的海洋里。

1986年,黎建飛本科畢業,繼續留在西南政法學院讀碩士,并在畢業后留校當老師。1988年,黎建飛順利通過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入學考試,他成為中國第一位立法學博士。

“高考于我而言,是久旱逢甘霖,讓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所以說,高考對我的人生就是分水嶺。”黎建飛動情地說。

當時,在大學知識海洋里盡情暢游的黎建飛尚不知,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一場圍繞勞動者權益保護而展開的體制改革正在悄然進行。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合同制政策逐漸取代統包分配、以固定工為中心的終身就業的基本政策。

1980年,上海開始實施勞動合同試點。1982年開始,試點工作擴展到北京、廣西、廣東、河南、湖北等省市區。

1986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

……

黎建飛沒有想到的是,這些當時與他沒有多少交集的改革,會成為他今后為之奮斗的事業。

改革開放后,市場被激活,現實中的各種勞動關系亟待法律調整,制定勞動法成為迫在眉睫的事。立法學博士黎建飛進入勞動部,參與勞動法起草等工作,由此與勞動者權益保護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1990年,黎建飛提前一年完成學業,拿到了博士學位。

“在那個年代,博士畢業生并不多見,我倒成了搶手的‘香餑餑’。”黎建飛笑著說:“原勞動部正在起草勞動法,需要一位懂法律的人。我也希望做些更為實際的工作,就去了那里。未曾想我的一輩子就這樣走向了勞動者權益保護。”

“在此之前,國家已經圍繞勞動法制定展開了一些工作,但因為一些原因暫時擱置。”黎建飛陷入回憶當中。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應盡快制定“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

原勞動部于1979年1月成立了勞動法起草小組。時間至1983年7月,勞動法(草案)18稿曾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但此后,由于種種原因,勞動法(草案)未能審核,起草工作中斷。

“現實中的各種勞動關系亟待法律調整,改革開放的深化更增加了制定勞動法的迫切性。1989年,國家再次組織恢復勞動法起草工作。”黎建飛說。

這也就有了黎建飛參與勞動法起草的后來。

1990年,國家成立了由當時的勞動部、國務院法制局、全國總工會、國家計委、國務院生產委、國家體改委、衛生部、人事部、機電部、能源部、農業部領導參加的勞動法起草領導小組和起草辦公室,重新研究確定了勞動法起草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

在勞動法起草工作中,黎建飛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勞動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即“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

“勞動法第十六條,意味著除了勞動合同外,沒有其他勞動關系。但這句話,在當時卻爭論了4年之久。”黎建飛說。

據黎建飛介紹,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實行的多數是固定工制度。“1億多工人中,有70%是固定工,固定工意味著工廠保障工人的一切。但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求實行勞動合同制。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國家很慎重,而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一種觀點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另一種觀點則是‘一刀切’。前者的問題是會觸發工人內部的矛盾；后者的問題則在于增加社會成本等。最終,國家還是有魄力地進行了‘一刀切’的處理。”黎建飛說。

作為立法學博士,黎建飛在參與勞動法起草工作中也提出了很多專業建議。

“當時有種提法,要求在勞動法中加入強制性鑒證,也就是所有勞動合同都要在勞動部門蓋章才能生效,并繳納鑒證費用。我認為鑒證是一種自愿行為,不能成為一種強制性規范。后來在我的建議下,這一條也就沒有加進去。”黎建飛笑著說。

此前,在“生產責任”章節,有人建議將“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宣傳性標語加進去,黎建飛同樣從專業角度提出了反對意見。

1994年7月,勞動法通過,并于1995年1月起實施。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制觀念逐漸普及。此時,黎建飛成為從事勞動法教學的老師,在傳道授業的同時,也積極為勞動者權益保護發展建言獻策,釋疑解惑

“在改革開放背景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這個過程中,法制有了,但也需要勞動者觀念上的轉變。比如,勞動法頒布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人接受不了勞動合同制度,一些勞動者并不認為這是在保護他們。”黎建飛說。

在黎建飛看來,對于勞動者的困惑,需要有人釋疑解惑；對于勞動者權益保護,需要有人建言獻策不斷推進。

于是,在完成勞動法起草工作后,黎建飛辭去勞動部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職務,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一位從事勞動法教學的大學老師。

教學工作之余,黎建飛不忘為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發展建言獻策,釋疑解惑。

面對企業以經營狀況不好為由拖欠勞動者薪酬的問題,黎建飛提出了“勞動者不承擔經營風險”的觀點,這一觀點對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

類似的建議還有不少:

引入并本土化了“不公平解雇制度”,有效地解決了勞動合同解除“合法不合理”之困；

提出“平臺應當承擔雇主責任”,以保護快遞員工的合法權益；

提出“應當向互聯網企業征收社會保障稅”,以保護新興經濟中的勞動者。

在這些為推動勞動者權益保護而發聲的經歷中,黎建飛對一件事印象深刻。

那是2016年9月,一則“女子工作中暈倒后離世,搶救超48小時不算工傷”的消息,引發了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

到底哪些情況可以被認定為工傷?工傷保險制度關于“48小時”的規定是否存在不足?網上輿論質疑聲一片,黎建飛第一時間發聲。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解釋:“工傷的根本特點在于‘三工’: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其中,傷害是不是由工作原因造成的,是關鍵。”

“傷害來源于工作,這是工傷保險的本質特征。傳統的工傷,主要是指工作設備、工作環境造成的傷害。自身疾病發作或死亡,在很多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是不被認定為工傷的。我國對于工傷的認定范圍已經比較寬泛、很具有人文關懷精神了。對于自身疾病,《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這是對傳統工傷界限的突破。”說到這里,黎建飛語氣一頓,神情莊重。

黎建飛說,對于搶救時間,之前規定的是24小時,有人提出質疑,后來改為48小時。之后,又有人質疑為什么搶救49小時不算?“其實,這些質疑沒有太多意義,只是立法者的選擇問題。法律始終是要有界限的”。

“在我的言論出來以后,網上對此的質疑聲慢慢變小,直到后來也就沒有多少爭議了。”黎建飛笑著說。

談到改革開放40年與勞動者權益保護發展的關系,這位投身其中已近三十載的長者情真意切地說:“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發展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勞動者權益保護發展的40年。改革開放,真正改變了我的命運,更讓我投身到勞動者權益保護這項偉大的改革事業當中。”

記者手記

談到改革開放,黎建飛言語間滿是感激。在他看來,他個人經歷的轉折、勞動者權益保護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改革開放。

誠然,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更成為國家法治建設的歷史轉折。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程,讓包括勞動者權益保護在內的法治建設,開辟出新天地。在這個過程當中,黎建飛的人生也就顯得與眾不同。

圖①為在勞動部工作期間的黎建飛在故宮前留影。

圖②為1995年,黎建飛在北京電視臺法制頻道講解點評勞動法及案例。 均為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楊凡、楊本敬]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