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美術作品價格屢創“全球最貴”

紅色主題創作 重新成為一股力量

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杰

剛結束的2019年中，紅色經典藝術與主題創作尤為引人注目。無論是創作者的最新取向，學術界專論成果，還是新聞標題上的拍場天價，“紅色主題創作”似乎正迎來新的高潮。

以毛澤東詩詞為靈感

李可染巨構以創紀錄的2.9億元成交

在北京保利2019年秋拍“中國近現代書畫夜場”上，備受藏家關注的李可染巨構《萬水千山圖》以9800萬元起拍，經場內藏家階梯式輪番競價，最終以1.8億元落槌，加傭金2.07億元成交，一舉成為2019年全球最貴的中國近現代書畫，創造了近8年來李可染作品在拍賣場的最高價格。同時，這也是李可染目前第二高價的作品，李可染拍賣紀錄的保持者，是2012年在北京保利春拍中以2.9325億元易主的《萬山紅遍》。

著名國畫大師李可染以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長沙》為靈感創作的《萬山紅遍》，曾以2.9億元的成交價，在2012年成為當年春拍最貴的中國藝術品。《萬水千山圖》與《萬山紅遍》同年繪制，重要性與精彩程度均可媲美。該畫抒寫詩意長征，創作于1964年。畫面橫向展現，重山疊積，如犬牙高低，參差錯落，雄奇壯麗，紅軍隊伍沿狹窄山路從左往右橫越畫面，山體以濃墨重色寫成，并敷染偏暖赭的紅色，塊面厚實穩重，以留白形成的山路、水道穿插其間。從深濃墨色、赭色過渡到留白，色調的明暗變化，平衡了畫面厚重的體積感。全幅結構規整，筆墨精嚴，氣象萬千，是一幀文學性、藝術性與時代意義結合的精品佳作，是新中國美術史中的里程碑，也是畫家個人創作歷程中的重要代表作。

《萬水千山》是新中國美術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李可染個人創作歷程中的重要代表作。上世紀60年代初，李可染縱行南北，總結“采一煉十”，一種不同于水墨寫生的山水新圖式，隨之應運而生。”《萬水千山》把李可染數年的游歷寫生所得以真山水的視覺經驗容納進去，畫面既有新的時代感又有傳統感，李可染在畫中表現的是“萬水千山”，超越寫生山水的視覺囿限，視通萬里。

而在去年的11月13日，李可染最大尺幅山水畫《井岡山》在中國嘉德2019年秋拍以1.38億元就已制造新聞標題。作為李可染自存最大尺幅的《井岡山》，緣起于1976年應外交部邀請為大使館特別繪制，交由外交部贈予日本“唐人館”，唐人館《井岡山》在中國嘉德2015春拍亮相引起轟動，激烈競價后創下1.265億元紀錄。

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重疊

收藏家熱衷收藏令價格水漲船高

李可染創作的以井岡山為題材的山水畫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初和1977年至80年代兩個時期。這些作品的產生既是由于特殊文化環境中無奈的選擇，又是傾注心血的力作。在那個年代，像是漆黑夜空上的星，閃著熠熠光輝。“文革”后期，李可染大概連續創作有大大小小十幾幅“井岡山”，有《井岡山》《革命搖籃井岡山》《井岡山主峰圖》等不同題名，而所署創作年月則以 1976 年居多，可見李可染對一個題材的反復斟酌與推演。

李可染畫的井岡山題材作品，無論是早期的《井岡山主峰》等作品，還是為紀念堂創作的《革命搖籃井岡山》，無論是堂堂大山，還是群峰連綿，都畫出深厚的層次感，表現出山體的渾莽、厚重、分量感。而這一切都是出自畫家對于表現對象的深刻體悟和揮毫落墨之際的真情流露。井岡山成為畫家藝術創作的重要情結，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還畫過同類題材，如1984年在北戴河畫的《井岡山主峰圖》。

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李可染的紅色主題山水畫創作在拍賣市場價格一直非常高，其重要原因是這一題材的作品在李可染的全部作品中非常特殊，這一題材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具有特別的歷史價值。因此，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重疊使得這類作品包括像《萬山紅遍》等一直受到市場的追捧。“李可染作品中這類題材的作品數量不多，但是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藏家希望獲得這樣的作品(如上海的龍美術館、香港藏家等非常熱衷于收藏這類作品)，因而使得這類作品在市場上的價格水漲船高。”

折射共和國七十年發展歷程

關山月的作品透露出嶺南派山水的筆法

在1949年后的藝術史上，李可染并非孤例。從徐悲鴻的《從世界和平大會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到五六十年代楊之光的《一輩子第一回》、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黃胄的《洪荒風雪》和劉文西的《祖孫四代》，再到八九十年代周思聰的《人民與總理》等，主題創作涌現了一大批經典的作品，并成為重要的公共視覺記憶。

陳履生新著《共和國畫卷上的紅色經典》于去年國慶前夕出版，是繼《新中國美術圖史》《紅旗飄飄：20世紀主題繪畫創作研究》等之后又一主題創作專論。該著分為偉業、脊梁、建設、農業、軍事五卷，還有“領袖”卷待出版。

對于“紅色經典”，陳履生將其稱之為“延安以來的主題創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鮮明時代特征、政治訴求的這樣一種主題的創作。包括像抗戰時期以抗戰為主題的創作，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以來以各個政治運動以及生產建設相關聯的這些作品。包括像以毛澤東形象為題材的作品，以毛澤東的出生地以及表現毛澤東詩意和革命圣地的作品等，我們把這些稱之為‘主題創作’，這類創作在題材上有它的特殊性。”

“紅色主題創作”的歷程折射出共和國七十年發展的切面。在1955年的第二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上，當關山月的《新開發的公路》、李斛的《工地探望》、石魯的《古長城外》、張雪父的《化水災為水利》、岑學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現時，這批與建設主題相關的作品表明了藝術家們在改造舊國畫過程中所出現的由寫生到表現新生活的變化，標志了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以來具體的創作成果。

傳統的國畫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脫離塵世的孤芳自賞，這種表現時代風貌的作品也為“新國畫”在新社會獲得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國家建設項目中的水電站、盤山公路、穿山鐵路等大多在崇山峻嶺之中展開，人們戰天斗地投身建設的熱情為山水畫的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機緣。關山月的《新開發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嶺南派山水的筆法，但是，畫面中的公路、汽車、電線桿都是過去山水畫中沒有出現過的圖像，它們在畫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響作品和傳統山水畫的聯系。盡管這些作品在畫面結構上有很大的差異，卻都以同樣的方式表現了具有時代特點的建設主題，并昭示了“新山水畫”在時代的感召下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陳履生認為，圍繞著這些新的題材，也涌現出了一些新畫法，這也成為了這類主題創作的特點。簡單來說就是融合西方的造型、色彩，包括空間投資等等，使得傳統的中國畫在走向現實主義道路上愈走愈遠，從而遠離了傳統中國畫審美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得益于國家的推動

地域性美術創作喚醒紅色記憶

在新時代下，主題創作并未過時，反而愈發受到時代重視。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希望能夠回歸到中國傳統中國畫基本審美規范的思潮。陳履生認為，實際上經歷了新中國以來的改造，傳統的中國畫再也回不到過去，所謂的回歸傳統，是一種理論形態上的理想。

陳履生說：“在我們今天多元的社會中，既有傳統的主題創作的延續，當然也有像傳統文人那樣表現自己個人心境、個人特色的一些山水花鳥的作品出現，總之這個時代的發展，尤其是當下社會的要求，使得本來在世紀之交已經呈現頹勢的主題創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這是基于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的創作工程一個接一個的推動，使得這一類的主題創作呈現出新的趨勢和新的力量。”

近年來，隨著國家重大題材創作的開展和推進，很多地方也模仿國家美術創作工程，開展了地域性的美術創作工程。而參與其中的畫家們則以敘事為主要特點。2019年間，馬萬東、廖宗怡、陳輝榮、李碧艷、馮功樂等畫家隨羊城晚報藝研院團隊赴龍川寫生采風，并以“十萬挑夫上贛南”同題進行主題創作的嘗試。馬萬東、廖宗怡版本選取了石頭小道的密林中，輕松的環境下又暗藏著緊張的氛圍，使人物環境與故事脈絡更為貼切；李碧艷、馮功樂版本則用長卷的形式，以小寫意的方法描繪這一經典的紅色故事。

羊城晚報藝研院相關負責人表示，龍川紅色革命事跡非常多，有“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紅軍三年留守”、“十萬挑夫上贛南”等等，在廣東，乃至全國都是獨樹一幟，應該充分挖掘、大力宣傳、廣泛傳播。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包括茅盾、鄒韜奮、何香凝、柳亞子等避居在港的文化界名人處境危急。周恩來指示廖承志等組織營救。1942年，大營救拉開序幕，文化名人們風餐露宿，在地下黨與游擊隊的幫助下，跋山涉水越過重重封鎖，闖過層層關卡，終于來到重要的中轉站龍川縣，前后經歷了半年多，安全地撤離淪陷區轉移到抗戰大后方。陳鏗的 《抵達龍川——1942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把畫面色調處理成暖色，以表現那久遠的，卻值得紀念的紅色記憶：“那種對民族文脈的珍視，對文化精英的搶救、保護，那天上的云霞，我想象成巨龍的騰飛。”

就此陳履生提醒，當下相關主題創作面臨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今天的畫家如何超越前面畫家的作品。“現在很多畫家的創作對于題材的研究、對于資料的把握，以及創作水平等整體上都有所下降。實際上很多作品根本沒有超越前面畫家創作的那些經典作品。”

[責任編輯：楊凡、單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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