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疫期放貸與監管的兩難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趙一葦

發于2020年第6期《中國新聞周刊》

復工一周后，化工廠老板陳海正在向當地農商行申請一筆300萬元的抗疫專項貸款。這家正在開足馬力生產消毒水的化工廠，原本是主要生產美容化妝品的，消毒水原本只占總生產量的不到一成。

陳海的工廠是幸運的。從前保留下來的消毒水生產資質與生產線是復工的關鍵。復工就意味著有營收，盡管不一定盈利，但至少可以保本。如果順利申請到雪中送炭的抗疫貸款，陳海的工廠至少可以維持2～3個月的生產運營。

利好的消息是，自1月26日起，央行與銀保監會陸續出臺多項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差異化的優惠金融信貸支持正在各地方落地。按照規定，這批為應對疫情而設立的專項信貸支持，主要面向一些重點疫情地區，精準扶持生產重要醫用物品和生活物資的企業。

“截至2月14日中午12時，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抗擊疫情提供的信貸支持金額超過5370億元。”2月15日的發布會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梁濤對疫情防控和金融支持情況如是介紹。

一位國有銀行地方分行的信貸部門經理蔣興向《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這些名單。其中，全國性疫情防控重點保障名單有4家企業，省政府名單有41家企業，這些名單上的企業可申請抗疫專項貸款，享受財政貼息。

“抗疫貸款只對接國家級名單和省級名單上的企業，地方沒有審批權限。”蔣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抗疫專項貸款嚴格按照名單進行對接，名單之外的企業無法申請，地方也不能自主添加，“確保滿足名單中企業的信貸需求”。

名單之外的現實情況是，更廣泛的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中小企業，由于生產活動并不與醫護必需物資直接相關，仍然面臨經營難與貸款難的雙重困境。更多的地方銀行和金融機構，也正在承受風控壓力陡增和不良率爬高的嚴峻考驗。

“困境中的中小企業像是患者，地方銀行像是醫生。醫生治病不能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中國小額信貸聯盟常務副理事長白澄宇向《中國新聞周刊》打了個比方，“好比是患者增多了，醫院更要做好防護。有生存危機的企業多了，銀行更要守住風控標準。”

“特殊時期，各行各業都需要資金支持，銀行也面臨更加嚴峻的風險管控壓力。”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政府需要引入各方面的資金力量，尤其是政府資金，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一起來承擔風險和損失，減輕銀行體系的壓力。”

警惕信用風險

在陳海所在的廣州市花都區這個有幾百家中小微企業的工業園區里，順利復工的工廠寥寥無幾，能夠申請抗疫貸款的更是屈指可數。更多的沒有防護物資生產資質的中小企業，正在一邊填補著零營收的虧空，一邊交付著高昂的房租與工資。

“被救的只是個別企業。更多的是在海浪里掙扎著，連個救生圈都找不到。”一家工藝品工廠老板向《中國新聞周刊》直言，抗疫專項貸款僅限防護物資生產企業，普通企業無法申請，“減負與扶持好像都和普通企業沒關系”。

為了尋找可能的扶持政策，鄭皓把公司注冊地天津市發布的“暖企16條”和“惠企21條”仔仔細細地研究了一遍。

“最后確定，沒有一條沾邊。”鄭皓無奈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公司是做信息服務的，已有100多人的規模，每月有近四百萬元的固定支出，但因為沒有固定資產，很難從銀行貸到款。“找熟人和小貸公司，依然是主要借款途徑。”

這并非個例。疫情發生后，許多地方出臺了針對中小微企業扶持的政策，諸如“天津21條”“廣州15條”“福建21條”等政策陸續發布，大多包括緩交社保、幫助中小微企業貸款、國有物業減免租金等主要舉措。

而在許多中小微企業老板看來，目前各級政府出臺的扶持中小微企業政策“沒什么用”，按照這個政策“還是死路一條”。

“緩交不是免交或少交，社保壓力只是略微后延，并沒有減小。”多位企業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大多數沒有固定資產抵押、不能開業、沒有營業現金流抵押的中小微企業，依然很難從銀行貸款，同時，直接租用國有物業的占比太小，廣大的普通中小微并不能享受租金減免。

此外，由于產業鏈的上下風險傳導，一些產業正在出現信用風險傳遞趨勢。

“以出口外貿型企業為典型，如果一家骨干企業風險增大，相關的產業鏈上的小微企業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影響。”一家國有銀行地方分行的信貸部門經理蔣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企業普遍面臨經營困難時，未來一段時間的訂單量是判斷企業生產能力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情況是，除了防護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企業有較穩定的國內訂單，其他企業的訂單量基本都銳減，財務現狀和預期均不樂觀”。

一份清華與北大聯合調研995家中小企業的問卷結果顯示，按照目前財務狀況，85%的企業最多維持3個月，有22.43%的企業計劃以減員降薪的方式來縮減開支。

“裁員是斷臂求生，但也不是長久之計。”一家信息技術公司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復不了工，借不到錢，企業就是死路一條”。

提高監管容忍度

2月15日，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會充分考慮疫情的客觀影響，適當提高監管容忍度。

這意味著，企業普遍存在的生存壓力已經傳導至金融機構，一時陡增的還款困難企業已經對銀行造成監管指標達標的壓力。

“在一定時期，銀行經營環境發生突然變化，特別是受不可抗力的影響，銀行會面臨著監管指標達標的壓力。”梁濤表示，銀保監會對受疫情影響較大、較為嚴重地區的銀行，會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充分考慮疫情的客觀影響，適當提高監管容忍度，對于監管指標達標給予一定的寬限期，或者在監管措施上作出一些靈活的安排。

根據規定，抗疫專項貸款的下放只在指定地區的國有銀行和部分地方銀行開展，且嚴格對接國家級名單和省級名單中的企業。但在疫情發生后，有許多地方農商行即使不需要承擔發放國家抗疫專項貸款的工作，仍然積極出臺了針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扶持政策。

“現在各地仍在嚴格管控中，能復工的企業都是防疫物資生產相關，數量很少。”一家地方農商行信貸部門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專項貸款僅七個地區享受，地方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普通貸款并沒有特殊限制，但會優先安排疫情防治相關的企業和有現金流的企業，“我們把收益放在其次，風控相對以前有放松”。

事實上，地方銀行積極發放疫期貸款的做法在行業內部頗受爭議。

“理念上，金融機構對當前疫情的認知和責任是缺位或錯位的，大部分只知道跟風、聽話、服從。”上述農商行負責人直言，就目前情況看，銀行會在上半年持續這樣的放貸政策，“這是沒有自我思考、自我認知，缺乏責任擔當的表現”。

“企業普遍遇到困難時期，銀行更不能放松風控。”中國小額信貸聯盟常務副理事長白澄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家金融機構應該始終保持既有的內控制度和風險管理原則，不能顧此失彼”。

在多個地方銀行出臺的貸款扶持政策中，優惠幅度通常是貸款基礎利率下浮5%~10%，低于正常時期的企業經營貸款利率。

“地方銀行的壓力正在加大。”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前形勢下，一方面，銀行面臨更加嚴峻的風險管控的壓力；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放大經濟的負面沖擊，銀行可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利益犧牲。

在金融機構的行業組織中，尋找下一步應對方案的嘗試已經展開。

“大家的共識是，要在機構自身活著的前提下，再為小微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剛剛結束了一場三十多家借貸機構的線上研討會后，白澄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金融機構普遍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出現大量還款困難企業，二是許多企業在復工階段仍有新的貸款需求。

白澄宇建議，各類地方銀行、小貸公司、互聯網金融公司可以組團開展業務，分別針對某一個產業鏈上的骨干企業和小微企業，相互協作，提供協調式、組合式的金融服務。“有協作的分類金融服務，可以帶動整個產業鏈上各類企業的盡快恢復。”

“銀行可以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財務公司、擔保機構、小貸公司、投資基金等)合作，設計合理的優先劣后機制，股債結合，共同分擔并合理配置風險，共同為中小企業服務。”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民間力量之外，銀行還可以積極引入政府設立的專門擔保機構或救助基金，分擔部分損失，降低銀行的業績壓力。

呼吁政府兜底

當流動性壓力成為企業與銀行的共同難題，呼吁政府發揮更大兜底作用正在成為雙方的共識。

一方面，是減輕企業的社保負擔，控制裁員比例，穩定就業。

“最實際的政策，是調低企業的社保、公積金費率或短期免繳。”一家中型信息服務公司負責人鄭皓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目前多數地方都是社保緩交政策，但這仍然是一筆應付款，“即使延緩3個月再交，企業也還沒從疫情陰影中走出來，仍然會被這筆錢壓垮”。

“緩繳社保公積金無法真正激勵企業不裁員，短期降低費率或短期免繳可能更加合適。”何平表示，有的行業在疫情后會快速反彈，損失的業績可以恢復，緩繳政策就能夠減負；而有的行業在疫情后，失去的業績不能恢復，且需要一定時間恢復正常運營，這些行業減免比較合適。

何平建議，可以考慮減免和保障就業相結合，將裁員與補貼掛鉤，對于保障就業突出的企業，可以提供更低的短期費率。

從國際經驗來看，降低社保公積金費率的做法已有效果良好的先例。

在新加坡，社保公積金制度一直實行富有彈性的費率制度。在經濟繁榮時期，國民的收入相對增加，政府提高費率，抑制消費。在經濟緊縮時期，則相對降低費率，鼓勵國民消費。等度過困難時期，再恢復正常的交費比例，以此鼓勵企業保留員工，共渡難關，盡快恢復生產。這在新加坡歷史上已多次出現。

另一方面，是銀行引入政府資金力量，一起承擔金融風險和損失。

“目前，政府尚未采取特殊的激勵機制鼓勵銀行為中小微提供信貸。”白澄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政府可以采取如貼息之類的做法，引導金融機構為政府希望支持的行業提供金融服務。

“銀行引入政府資金，需要把握兩個原則。”何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是金融機構在救助市場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損失，政府應該來優先承擔，爾后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合理分攤到各個利益主體，比如通過未來的稅收；二是政府在特殊疫情時期運用的短期經濟手段，都需要設計合適的退出機制。

何平建議，政府可以設立專門的擔保機構或救助基金，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包括擔保、救助貸款、股權投資等，和市場化運作的金融機構一起來承擔風險和損失。

“特殊時期下，銀行很難獨立承擔這樣的風險和損失，需要以政府為主的各種資金力量共同承擔。”何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一邊是中小企業的未來，一邊是銀行的風險控制，政府是在中間把握平衡的關鍵”。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蔣興、陳海、鄭皓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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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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