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十分重視和擅長辦報。從早年在北京參加北大新聞研究會，到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并親自撰寫多篇文章，再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并主編《政治周報》，孕育了豐富的辦報思想。在長期革命生涯中，毛澤東更加重視報刊在“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中的重要作用，并多次撰寫、審閱和修改《解放日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撰寫了若干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論述，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辦報思想。

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

強調報刊是服務黨的事業的重要武器，是毛澤東辦報思想的重要內容。在1925年《〈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文中，毛澤東開篇就提出“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此后兩年，《政治周報》對沙面罷工、五卅運動等十四件重大事件進行了大力宣傳，有力地反擊了買辦階級主辦的《工商日報》《新聞報》等報紙，“使民眾認識了本黨及本黨之目的，一變從前懷疑本黨的態度”，取得了極大的對外宣傳效果。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更加注重報紙在“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忽視辦報宣傳，“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延安時期，毛澤東多次強調報紙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并要求黨的宣傳工作人員和教育文化工作者“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里，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武器”去反映并指導根據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建設。

“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

毛澤東始終倡導報刊宣傳要堅持黨性原則。1942年9月毛澤東在《增強報刊宣傳的黨性》中強調“務使報刊宣傳服從于黨的政策”，并要求各地通訊社和報社要及時研究中央政策，以增強宣傳報道中的黨性意識。此外，1948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關于請示報告制度決議的起草過程中特意加上一段話，強調“各地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并不得“將自己和中央處于平列的地位”，以增強宣傳報道中的看齊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更加注重宣傳報道的黨性。鮮明指出報刊宣傳應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服務這一根本屬性。

“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毛澤東一貫堅持報刊宣傳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土地革命時期，針對紅軍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忽視對城市貧民之取得、忽視對婦女群眾的宣傳和對青年群眾的宣傳不充分等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辦《時事簡報》的要求，并于1931年3月親自草擬和頒布《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指出這一舉措的目的在于“提高群眾的斗爭情緒，打破群眾的守舊觀點”。在文風和通俗性上，毛澤東要求用本地的土話，“不會寫本地的土話，也要用十分淺白的普通話”，以便于群眾閱讀。在宣傳內容上，毛澤東強調要多報道“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著的”新聞，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團”等，這樣“群眾一定喜歡看”。在篇幅和字體上，毛澤東規定“字數每條不得超過四十字，每期不得超過四百字”，要用“極大黑墨字”，這樣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才能成為“真正群眾的讀物”，群眾“既看了報又識了字”。延安時期，毛澤東更加重視報刊宣傳要堅持群眾路線這一原則。他嚴肅批評了《解放日報》“脫離群眾、脫離生活、脫離實際”的錯誤，并親自題寫“深入群眾，不尚空談”八字方針，以督促《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在毛澤東看來，堅持報刊宣傳中的群眾路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密切聯系群眾，及時反映群眾生活，使群眾在閱讀報刊后能夠“逐漸地離開愚昧狀態”。二是要在研究黨的政策的基礎上，在報刊中解讀和宣傳黨的政策，表明黨的立場。從而達到“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的宣傳目的。

“報紙一定時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澤東多次強調“報紙一定時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集中火力配合黨在這一時期的中心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和擅長借助黨的報刊配合黨的中心任務打宣傳戰。如全面抗戰爆發后，針對黨內外對抗戰前途的悲觀情緒，毛澤東要求動員報紙、刊物、通訊社等向前線官兵和全國人民宣傳“抗戰到底，反對投降妥協”的抗戰理念，并提出了三條具體的宣傳方針：一是宣傳抗戰典型（平型關、臺兒莊等）；二是揭發、清洗、淘汰民族陣線中存在著與增長著的消極性；三是將敵人一切殘暴獸行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布，以提高發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如，1943年國民黨企圖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組織宣傳反擊戰并要求各地報紙、通訊社揭發國民黨的陰謀從而達到“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分子”的目的，以“援助陜甘寧邊區之自衛斗爭”，最終迫使國民黨第三次反共計劃胎死腹中。此外，由于黨在某一具體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是時刻變化著的，因此毛澤東也十分重視觀察形勢變化以制定正確的宣傳方針。如1946年5月22日，為配合政治談判，毛澤東致信新華社、解放日報社代理社長兼總編余光生：“從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暫停廣播”。同年6月23日，蔣介石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迅速點燃了全面內戰的戰火。為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再次致信余光生“從現時起，凡各地蔣軍向我進攻之消息，均請發表并廣播”，集中火力“予以揭穿”，有力地聲援了中原突圍。

培養出色的編輯和記者

毛澤東認為報紙辦得好不好，關鍵在于編輯和記者隊伍的質量。土地革命時期，針對紅軍宣傳工作中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強調要“改造宣傳隊員成分”，以“請地方政府選派進步分子參加紅軍宣傳隊”或“從各部隊士兵中挑選優秀分子為宣傳員”兩種渠道來充實紅軍的宣傳隊伍，并要求政治部“經常地作出訓練宣傳隊的計劃”，以“改進宣傳員的質量”。延安時期，為提高辦報質量，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擬定第四版的征稿辦法，并挑選專家編輯隊伍負責組稿工作。如：范文瀾負責歷史主題，每月組稿12000字；艾思奇負責文化和哲學主題，每月組稿10000字；周揚負責文藝批評主題，每月組稿10000字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親自參加編輯人員的座談會并指導他們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如1948年4月召開的晉綏日報編輯人員座談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要求編輯和記者要“經常向下邊反映上來的材料學習，慢慢地使自己的實際知識豐富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擔負教育群眾的任務”。在文法和文風上，毛澤東提倡在對編輯進行教育時應選擇幾篇合乎標準的文件材料作為范例，使他們熟練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依舊注重編輯和記者隊伍的培養工作，他強調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只有這樣“才好改進自己的報紙和刊物”。

[責任編輯：楊凡、費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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