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當前，我國14多億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比較優勢和我國強大的發展韌性所在，孕育著巨大的潛力和活力。但與此同時，我國低收入人群數量還比較大。因此，要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關鍵。

分配在連接生產和消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合理，關系到社會成員各自獲得物質利益的多少，決定著社會產品能否順利、有效地進入消費過程，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一些行業收入過高，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注重效率與公平，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刺激消費的關鍵在于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為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于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不斷儲蓄以便應急。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后地區低收入者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人們的消費傾向。

二是健全促進就業和創業、增加勞動收入的制度條件。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機會公平和充分就業。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打破城鄉、地區市場分割，為勞動者提供優質高效的就業服務，讓勞動者在平等競爭中獲得合理報酬。建立高度透明的勞動力市場，完善我國就業制度，強化職業培訓和再培訓，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性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

三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最根本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著力點應當是放在增加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首先，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把智力要素、技術要素、信息要素真正納入分配機制中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對財產性收入的調節，發揮第三次分配體系對調節收入的作用，進一步推進收入透明化。再次，完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掛鉤的最低工資制度，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健全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切實保護外來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增加對城鎮低收入群眾和農民的補貼，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發揮工會組織在勞資雙方平等協商中的重要作用，普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障勞動者按勞動貢獻參與分配的權益。進一步完善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

四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客觀規律。按一般規律，當經濟發展比較落后，適當地擴大差距，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這時的收入差距不僅是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后果，同時它又是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動力。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當需求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時，就必須要提倡均勻分配，擴大需求，而擴大需求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縮小收入分配。當收入差距過大時，它就會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高收入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弱，而低收入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強。過大的收入差距會導致兩極分化，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這些人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弱，他們對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已基本達到飽和，而占人口比重很大一部分的低收入者有強烈的購買欲望和需求，但又缺乏支付能力，這樣就會造成總需求萎縮。因此，政府應該采取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總需求，加快消費結構升級，促進經濟增長。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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