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黨與中國之治】專題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張海榮

晚清以來，在現代工商文明的沖擊下，鄉土中國陷入“數千年未有之變”的困境。破解問題之道，就在于思想價值觀念的改造及其統整，即通過鄉村文化治理以改變人心。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順應歷史潮流，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推進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和立意未曾改變。百年來，圍繞“向里用力”以“立人”的建設主線，黨的鄉村文化治理呈現出革命戰爭年代的“有限理治”、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系統理治”，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遞進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實踐邏輯和演進歷程。

革命戰爭年代的“有限理治”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秉承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主張，以及國民革命的主旨，開始對廣大鄉村進行宣傳與組織。伴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新道路的開辟，如何使農民這一主力軍跟上革命步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更是動員整合鄉村社會的現實訴求。黨的工作重心由此落到了農村。由組織城市勞工轉移到發動鄉村勞農后，黨更加注重宣傳動員工作，銳意于思想文化建設。文化動員邏輯和理念，簡單地講，就是教導民眾要有革命性和批判反思精神，擺脫傳統的人身依附，塑造獨立自主的人格，剔除狹隘的小農意識。在革命年代，通過開各種類型會議、做圖文并茂的墻報、刷標語口號，實施現代教育及文藝熏陶等，進行宣傳發動。無論何種形式，貫穿其中的是擺事實、講道理，具有思想啟蒙的意蘊。某種程度上，可稱之為現代“理治”。

民主革命時期黨領導的鄉村文化改造，受戰爭等諸因素制約，只能是有限度的“理治”。這種“有限理治”，實乃黨領導下鄉村文化治理的艱辛開拓，舉措與內涵頗值得挖掘。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文化改造的主旨是獨立自主人格的塑造。具體實踐歷程，即宣傳下鄉、現代文字下鄉或曰教育下鄉、令農民成為文藝主角的文藝下鄉。“三下鄉”的探索，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分子“到民間去”思想主張的延續及有效實踐。這一過程，不僅包含了政治運動、社會服務，也包含了知識分子自身的氣質熏陶與知識轉型。這為黨奪取全國政權后統領農村各方面建設，夯實了文化根基。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系統理治”

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塑造新農民的實踐全面開啟。無論是增進農民對黨和國家的認同，還是促進農業與農村的發展，均需搞好鄉村建設，特別是“人的建設”。

系統性文化治理的現實訴求。隨著現代化的推進，改造傳統社會成為一種普遍趨勢和潮流。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新中國擬將鄉村社會納入到現代化統一進程中，走一條“規劃的社會變遷之路”。具體實踐中，黨中央通過農業合作化特別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設計對傳統鄉村進行了改造。此時，培養有利于走集體化道路的德才兼備的農民，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對此，黨的施政路線的核心主要是“依靠社會理想，依靠論證這一理想合理性的理論進行治理”。民主革命時期的“有限理治”遂與時俱進地轉變為“系統理治”。

新中國成立后的“立人”實踐，在借鑒以往經驗的同時，有著諸多超越，機制可謂環環相扣。一是廣泛開展農村掃盲。掃盲由寫字、算賬切入，同時將時事政策教育與生產技術教育融合進來，促使農民政治素養快速提升。二是思政工作貫穿于日常生產生活中，田間地頭也展開道理評說。三是樹榜樣，以“榮治”引領帶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通過樹典型、立榜樣激勵大家心向集體。總之，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鄉村的“理治”，是包括掃盲啟蒙、理論說教、獎優罰劣、階級劃分諸環節在內的多元立體的綜合實踐，宣傳、教育、文藝熏陶三大主線相交織，構成了剛柔并濟的“立德樹人”的文化治理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遞進的“自治、法治與德治”

轉型期文化機制的破舊立新。轉型期的鄉村，有別于農業集體化時期，農民謀生的空間大大拓展，不僅能夠城鄉流動，還可以全球交互。置身在價值多元、共識不足乃至文明沖突的時代背景下，“人的建設”更加重要。文化治理是個破舊立新的工程。擺脫鄉村的封閉與落后，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給農民松綁，激發農民的主體性。20世紀80年代，黨和國家將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寫入憲法，同時賦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法地位。這就從經濟、政治及法律層面，提供了化育農民的必要條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從熟人社會變成無主體熟人社會，又演進到半熟人社會。以契約規則、責權均擔等價值理念為核心的現代“法治”，毫無疑問成為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所在。

新時代“自治、法治、德治”的三位一體。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城市反哺鄉村的發展理念調整為城鄉融合發展。融合發展包含“雙向互動”，保持不越位的警惕，杜絕自上而下單向度地“打造”美麗鄉村。如此，更加體現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既是化解“三農”問題的基礎保障，也是鄉村文化建設的邏輯與坐標。“三位一體”的文化建設機制，有利于破解精神層面問題。

在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立足于現代公德意識和公共精神培育的德治，關乎鄉村社會風尚和村民精神面貌，進而也關乎自治和法治應有的質感和意義。就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而言，由于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與時俱進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優良的傳統賦予現代化新的高度，以價值理性彌補現代工具理性的不足，是鄉村文化治理的訴求，也是新時代鄉村德治的應有內涵。

文化建設本是“向里用力”的過程。黨和國家近些年圍繞扶志與扶智，借助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大教育培訓力度等具體機制舉措，立足于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形勢和方位，貫通傳統和現代、連接中國與世界，正在千方百計地提振鄉村人的精神，激勵農民找回那種曾經創造了“風俗純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山村”的從容和自信。

總而言之，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文化治理，是一條不斷探索、銳意奮進并富有邏輯的實踐歷程，也是一個歷久彌新、需要在廣度、深度與高度上不斷拓展的課題。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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