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通州大運河：南北文化一線牽

來源：北京日報

通州大運河：南北文化一線牽

鄭永華

10月9日，2021北京（國際）運河文化節在通州大運河森林公園漕運碼頭開幕。以通州為北部端點的京杭大運河，在中國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成為中國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

會聚唱和，賦詩迎送

自元代以來，數量眾多的文人學士在通州會聚，賦詩迎送，留下了精美的文化篇章。元代詩人貢奎所作《二月十二日達通州》，就是其中的代表。詩中寫道：“河冰初解水如天，萬里南來第一船。徹夜好風吹晚霽，舉頭紅日五云邊。”貢奎，江南宣城（今屬安徽）人，任集賢直學士。《二月十二日達通州》為貢奎初抵通州、遙望大都時的感慨之作，詩中注稱“二月十二日達通州，冰始開，舟適先至”。“萬里南來第一船”體現了他應召而來的迫切心情，“舉頭紅日五云邊”表達的則是日后忠君報國的期望。

早在元代，通州就成為文人北上與南返的交通樞紐，他們在通州迎來送往，觀賞唱和，與通州的友人結下了深情厚誼。張翥有《上元宿通州楊原誠寓宅》：“禁城東下一川平，杳杳煙蕪淡淡晴。風滾暗塵羊角轉，水披殘凍鴨頭生。離居有酒春堪醉，小市無燈月自明。還憶故園今夕賞，玉人花底共吹笙。”詩稱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鄉故園。

像張翥這樣的文人并非特例，元代浦陽（今浙江浦江）人吳萊，作有《過漷州詩》：“數株楊柳弄輕煙，舟泊漷州河水邊。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吳萊深研經史，是元代著名學者，對元末“鐵崖體”詩歌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漷州置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州治（州官署）初在今天津武清河西務，元末遷至今北京通州南部的漷縣村。吳萊詩中所述，應是他經過通州大運河離京南下時所見。

特殊的地理位置讓通州成為南北文人送別的特定場所，賡續相承的送別詩，為構筑通州漕運文脈做出了獨特貢獻。元人馬祖常作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的《出都》詩稱：“京塵冉冉歲華新，重向都門問去津。西日銜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其二稱：“潞水年年沙際流，都人車馬到沙頭。獨憎楊柳無情思，送盡行人天未秋。”馬祖常，著名詩人，詩中描繪的離愁別恨，極易引起后人的共鳴。

折柳相送是文人學士送別的雅俗。明初，通州黃船塢附近已是“官柳蔭映”，自通州城內至張家灣、漷縣，運河兩邊皆是柳樹成行，成為文人相送的絕佳去處，“柳蔭龍舟”也列為“通州八景”之一。清代戴璿《柳蔭龍舟》詩中說道：“長夏濃陰分柳色，滿江瑞靄護宸游。丁寧陌上還培植，不是河橋送別秋。”此詩形象地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獨特地位。

馬經綸與李卓吾之交

明代通州名士馬經綸，邀請思想家李贄北上，成就了通州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萬歷年間，馬經綸在通州城南建立了私人性質的“聞道書院”，卒后，門人私謚為“聞道先生”。

李贄，字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因激烈反對專制主義，多次受到打擊迫害。萬歷二十九年二月，馬經綸將李贄迎至通州，并為其修造“假年別館”。李贄在這里繼續從事《易經》研究，完成《九正明因》的最后改定本。后人記載，“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馬侍御經綸”，南北兩位名士在通州傾心交流，可惜剛一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奏劾李贄“惑亂人心”“狂誕悖戾”，要求朝廷敕令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明神宗見疏，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將李贄關進刑部大獄。三月十五日，李贄在獄中奪刀割喉自盡，享年76歲。李贄逝后，馬經綸不顧安危，遵其遺愿，“歸其骸于通，為之大治冢墓”，將李贄遺體安葬于通州北門外的迎福寺之側。

李贄墓冢高一丈，周列白楊百余株，墓前立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題；一卓吾老子碑，黃梅汪可受撰，碑不志姓名鄉里，但稱卓吾老子也。”李贄墓后來遭受多次毀壞，1983年遷至西海子公園，但由焦竑撰書的“李卓吾先生墓”青石墓碑，至今仍然矗立。

著名戲曲家湯顯祖留有《嘆卓老》一詩：“自是精靈愛出家，缽頭何必向京華。知教笑舞臨刀杖，爛醉諸天雨雜花。”因為政治上、文學上的反抗性和斗爭性，湯顯祖也被人稱為“狂奴”，與提倡個性解放的李贄心意相通。湯顯祖曾在臨川與李贄有過見面交流，聽聞李在京城獄中自殺，湯顯祖十分悲傷，作詩哀悼，感嘆其“缽頭何必向京華”。

宛平人于奕正有《李卓吾墓》之詩：“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未效鴻冥去，其如龍亢何。書焚焚不盡，老苦苦無多。潞水年年嘯，長留君浩歌。”于奕正與劉侗等人合撰《帝京景物略》，載錄明代北京的風景名勝、風俗民情甚詳，是不可多得的都市歷史文化資料，其中專立“李卓吾墓”一篇，將李贄事跡及其在通州的經歷出而表之，并將時人吊祭之作詳細輯錄，為后人留下了通州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南方”漂來的民間藝術

除士紳精英的交流以外，南來北往的廣大普通民眾也對通州運河文化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流傳于通州的運河號子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北京卷》收錄了流傳于北京地區的勞動號子36首，其中通州號子27首，占到總數的75%。而14首《運河號子》，則為通州所獨有，具有重要的漕運文化特色。

通州運河號子包括起錨、起帆（拉桅）、搖櫓、拉纖、出倉等勞動主題，多數曲調及音樂結構都較為零碎，襯詞占絕大篇幅。調查文獻記載：“據運河號子的演唱者聽其先輩們說，流行在通縣的‘運河號子’，是和南方漕運船民學來的。”學者認為，水上運輸在水系發達的南方應用較早，元、明、清三代運河貫通南北后，大規模漕運糧物北上，“南方船民的漕運號子傳到通州的可能性極大”，泛泛言其從“南方漕運船民學來”，既有可能遠指江南的江蘇、浙江，也有可能近指與直隸毗鄰的山東、河南。

通過對其音樂淵源進行詳細考察，學者發現旋律相對完整的《運河出倉號子》以及《運河出倉上肩號子》，具有“更為典型的山東音樂風格”。尤其是《運河號子》中出現較多的近似小三度或小六度（偶有大六度）音程，很可能是“山東方言聲調特征與山東人豪爽性格相結合的結果”。再從漕運歷史來看，山東德州自元代開始，就成為重要的漕糧中轉站，最終到達通州的漕運船只，多數系由長期生活于山東、河南運河沿線的運軍與船夫掌管。原本流傳于山東等地的“南方”漕運號子，也因此隨著漕船，沿運河來到通州，既滿足了廣大船夫在漕運碼頭的勞作需要，又在北京留下了山東民間音樂的深刻印記。

通州享譽海外的“湯氏面塑”，也是運河文化孕育的藝術奇葩。湯氏面塑創始人湯子博，出生于通州運河邊上的普通手藝之家。運河邊上的萬壽宮一帶，是通州商業集中的繁華之地，茶樓、酒肆、戲樓遍布，說評書、耍把式、賣手藝之人云集，湯子博經常流連于此。一天，一個山東捏面人的攤子將他吸引了過去。看到一塊塊面團在藝人手下變幻出不同的造型，湯子博被深深地迷住了。從此他開始研究面塑技藝，并走南闖北，吸收各派所長，終于在面塑藝術方面別開天地。他創作的湯氏面塑獨具特色，人物精細生動，堪稱藝術絕品，獲得了“面人湯”的美譽。1956年，中央工藝美院成立“湯子博工作室”，“面人湯”從通州民間一舉登上國家最高藝術殿堂。

京杭大運河建成之后，不僅貫通了中國經濟的南北交通，更在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溝通的橋梁，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識群體的互動往來，也促成了包括音樂、工藝、語言、飲食、民俗以及神話傳說等眾多通俗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共同推動了通州漕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歷史所）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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