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個強大而無形的心理構想，深植美國人心中，成為中美之間最大障礙

來源：新華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6日上午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晤。這是中美元首首次“云會晤”，也是繼今年2月和9月兩國元首通電話之后雙方第三次重要接觸。

中美關系遭遇嚴重困難、雙邊關系正處在十字路口的大背景下，此次視頻會晤為兩國關系發展定調、指引方向、提供對策建議。

那么，中美會有一戰嗎，雙方未來怎樣相處，這兩個世界大國將如何影響世界，中美又存在哪些現實與認知差異，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員馬凱碩接受庫叔采訪時作了如下分析與判斷。

文 | 丁宜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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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未來會走向何方？

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維護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是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的主基調。健康與和平，是此次會晤傳遞出的有關中美關系的兩個關鍵詞和未來寄語。

愿望是良好的，氛圍是積極的。那么，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走向究竟如何？

馬凱碩判斷，中美關系發展在未來10年將變得比現在更加艱難，中美競爭將在未來10年加速。

究其原因，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不可避免。之所以說不可避免，馬凱碩解釋，美國成為世界“老大”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然而曾經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即將超越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美方很難接受自身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因此試圖遏制中國，阻止中國成為“第一”。

他認為，當世界發生巨變，美國還在使用19世紀的地緣政治規則，依然把19世紀的地緣政治概念用在21世紀。在過去的兩三百年間，對“黃禍”的恐懼導致美國人對“黃種人”的各種歧視行為。席卷華盛頓特區的強烈反華情緒，也許部分出于對中國某些政策的不滿，或者出于對中國陌生文化的恐懼，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層次的情感暗流。看待中國時，美國人下意識地產生一種貌似“恐華癥”的生存威脅感。

馬凱碩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一書中說，美國的歷史不足250年，卻想改變擁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這是非常奇怪的想法。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如今存在遏華的跨黨派共識。美國對中國存在不切實際的預期。美國人以為當美國接觸中國，中國就會經濟開放，然后政治開放，未來變成像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國家。這種極其不現實的預期始終存在，并且深植于美國人的思維。

但他表示中美競爭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美的根本利益都是改善國民福祉，那么兩國的根本利益就不矛盾。

早在1809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杰斐遜在卸任時說，一個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標是關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壞它們。”同樣，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從此次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也可看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中國發展最大內生動力，也是一個必然的歷史趨勢。

當前，臺海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原因是臺灣當局一再企圖“倚美謀獨”，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臺制華”。這一趨勢十分危險。對于臺灣問題，馬凱碩說，美國決策層的許多人不了解臺灣問題對于中國的關鍵性。當美國一些人嘗試在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就會有戰爭危險。許多美國人應捫心自問：真要因臺灣而挑起戰爭嗎？

中美元首都反對打“新冷戰”，各國包括美國盟友也都不愿意再走冷戰的老路。“我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在核戰爭中，沒有贏家，只有輸家，”馬凱碩說，“中美開戰非常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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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怎樣相處？

此次會晤表明，新時期中美的相處之道應是這樣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面對中美關系可能出現的“火患”，除了及時“滅火”，還要預先“防火”。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接受媒體采訪時打了一個比方：滅火固然重要，防火同樣不可忽視，平時就應該主動及時清除“易燃易爆品”。他指出，無論是建立競爭的規則還是安裝關系的“護欄”，都應該平等協商，由雙方共同商定，雙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提條件、提要求。

對于中美元首面對面接觸，中方表示持開放態度，順其自然，水到渠成。馬凱碩強調，中美領導人面對面的接觸不可替代，呼吁中美之間舉辦更多高層會晤。“我是一名奮戰在外交領域33年的外交官，中美高層會晤絕對可以極大提升（雙方關系的）氛圍。”他表示兩國元首對彼此十分了解，以前曾多次會晤，相信雙方親自會面將進一步了解彼此的深度關切。

此次元首“云會晤”釋放的信號顯示，中美曾攜手促成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現在兩國都在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氣候變化完全可以成為中美新的合作亮點。

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一書中，馬凱碩說，如果全球氣候變暖速度加快，全人類都將遭殃，而且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必須合作，尤其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巨大經濟體。并強調，中美兩國都面臨諸如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共同的全球挑戰。世界各國呼吁中美按下地緣政治競爭的暫停鍵，聚焦并共同應對更大的全球挑戰。

然而，氣變合作同中美關系的大氣候密不可分，需要雙方共同為此營造良好氛圍。去年以來，中方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決定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中國將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強度降幅，同時兼顧保障民生，任務艱苦卓絕。

在此情況下，中方提出，少一些推諉指責，多一些團結合作。比口號，更要比行動。發達國家應認真履行歷史責任和應盡義務，而且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

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為兩國未來的相處之道指出大方向：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既辦好各自國內的事情，又承擔起應盡的國際責任，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馬凱碩指出，美國想將中國隔絕于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的，中國與世界各國做生意比美國多；美國想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執政是辦不到的，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研究顯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十分受歡迎；美國想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美國從來沒有真正明確自身對華目標，缺乏全面長期的對華戰略。

他認為，對于中美來說，最好的結果是雙贏。問題不在于中國贏了，還是美國贏了，而是人類是否贏了。中美競爭的結果取決于哪個國家更關照自己的人民。

對此，拜登在16日的視頻會晤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加強溝通，減少誤解，以建設性方式妥處分歧，在美中兩國利益一致的領域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新冠肺炎、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讓兩國人民都能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他強調，雙方應通過開誠布公和坦率對話，增進對彼此意圖的了解，確保兩國競爭是公平、健康的，而不會演變成為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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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如何影響世界？

此次會晤不僅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意義重大，而且超出雙邊范疇，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中美關系不僅事關兩國，也攸關世界。搞意識形態劃線、陣營分割、集團對抗，結局必然是世界遭殃。

馬凱碩接受庫叔采訪時說，相比中美博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更樂見中美合作。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希望跟美國和中國都成為好朋友，不想被迫選邊站隊，希望同中美開展更多合作。

許多國家都認同中國所強調的全球合作，而非地緣政治競爭。多數國家明確表示，當世界面臨諸如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時，更樂見中美元首開展更多交流對話，中美合作應對上述全球挑戰，而不是聚焦彼此分歧。

遵循此次元首視頻會晤精神，中美應該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如果沒有中美合作，排斥其中一方，這種多邊主義是不完整、不真實的。

馬凱碩在新書《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中說，冷戰初期美國率先建立了世界多邊體系，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他認為，今天，是中國而非美國，在帶頭維護多邊主義，建立了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等多邊機制。

盡管美國反對，但這并不能有效阻止它的重要朋友和盟友參與其中，英國、德國、印度和越南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亞投行。而亞投行也證明自身是一個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管理得更好的機構，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組織管理標準。

馬凱碩認為中國非常明智，沒有試圖重建一個新的全球體系，而是接受目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體系并鞏固之。當然，在此過程中，中國不斷為之增添新內容，例如將諸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等新機構納入其中。

他對庫叔說，“一帶一路”倡議已幫助很多國家實現發展。例如，印度尼西亞通過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有能力在首都雅加達和第三大城市萬隆之間建設雅萬高鐵。

例如，在烏茲別克斯坦，中國公司在短短900天內，克服世界級地質和工程難題，建成全長19公里的“中亞第一長隧”卡姆奇克隧道。中鐵隧道集團承建的這條隧道連通首都塔什干和安集延，覆蓋該國三分之一人口，使得以前9天的行程現在只需4小時，僅用900秒就可通過隧道，并且解決了烏茲別克斯坦運輸需繞道塔吉克斯坦的窘境。馬凱碩認為，中國用“900天創造了900秒通過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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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有哪些現實與認知差異？

美國著名的戰略思想家喬治?凱南曾以“X先生”為筆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就美國該如何應對嚴重的地緣政治競爭問題提出建議。文章說，美國是否強大取決于其是否有能力“給世界人民營造一個整體印象：這是一個知道自身訴求的國家，它正成功地處理內部問題并承擔起作為世界強國的責任，它具備能夠在時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穩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馬凱碩認為，美國并沒有聽從凱南的建議。在美蘇競爭中，美國在上述幾方面領先蘇聯；在中美競爭中，中國在某些特定領域領先美國。

以精神活力為例，美國是過去30年來唯一底層50%民眾平均收入停滯不前的發達國家。與之形成對比，過去40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中國社會煥發出比美國更大的精神活力。

當中國在世界舞臺發揮越來越多的積極作用之際，美國的國際信譽卻日趨下降。馬凱碩在新書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無疑給全球主要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帶來沉重打擊，在全球范圍內人們對美國治理制度的信任開始弱化。他表示，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曾普遍將其視作一個可靠的伙伴，但現在這種信任感已大幅減弱。

那么美國能否重拾國際信譽？

馬凱碩認為，即便在特朗普卸任后，下一任總統也難以恢復被特朗普破壞的“全球信任”。只有世界認為這種反常現象不會重來，美國才可能恢復其“全球信譽”。

他指出，美國人看待世界存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缺陷，而且這影響了美國的左翼和右翼。美國的結構性缺陷在于，沒能理解過去200年來世界歷史中西方占據統治力量是某種“歷史反常”。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直是中國和印度。僅僅是在過去的200年中，歐洲和美國才超越。

“以2000年的世界歷史（即全局）為背景，過去200年間，西方包括美國的主導是一個極反常的現象”，他在書中說，“因此，如果看到中國和印度崛起以結束這種反常現象，也是非常自然的。”

明智的做法是，美國和歐洲接受過去200年來反常的結構性現實，為亞洲國家再次成為最大經濟體的世界做好準備。人們將看到一個新的多元文明的多極世界。

馬凱碩指出，美國的另一深層結構缺陷是缺乏傾聽世界的藝術。美國《獨立宣言》說，應表示出對于人類意見的尊重。奇怪的是，美國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媒體和全球最知名的報紙，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華爾街日報》，卻極其忽視美國以外的世界。

美國發動了很多不明智的戰爭。從2001年起，美國浪費了20年時間用于戰爭。美國人從未真正了解其他社會、文化、文明。美國沒能理解人類在21世紀正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當年美國贏得冷戰勝利，世界歷史進入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單極世界。但今天人類進入一個多極世界、多種文明的時代。可美國人并沒有意識到并且完全忽視如今的世界巨變。

那么，中美如何彌合理念和現實層面的分歧、求同存異？

此次元首會晤提出了對策建議：

一是展現大國擔當，引領國際社會合作應對突出挑戰，包括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衛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

二是本著平等互利精神，推進各領域各層級交往；兩國元首通過多種方式保持密切聯系；在經濟、能源、兩軍、執法、教育、科技、網絡、環保、地方等諸多領域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做大合作“蛋糕”；利用兩國外交安全、經貿財金、氣候變化團隊的對話渠道和機制，解決具體問題。

三是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防止中美關系脫軌失控。

四是加大在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中美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捍衛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維護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潘麗君、張墨成對此文亦有貢獻）

延伸閱讀：

改善中國和美國關系的最大障礙是什么？

改善中國和美國關系的最大障礙是一個強大而無形的心理構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國人的心中——美德假設。很難精確地描述這種假設對美國人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程度與范圍，但美德假設無疑為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美國人在世界上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美德假設，不僅僅基于美國一直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說法，還依托于這樣一種觀點：美國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質量。簡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這一信念有著牢固的歷史基礎。從殖民時代起，美國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歐洲人要高。近些年，大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80年，美國大眾，包括底層50%的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改善。

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20世紀60年代在新加坡長大的我，在觀看美國電視情景喜劇，比如《我的三個兒子》和《我愛露西》時非常羨慕，劇中展示了美國中產階級享有的田園生活，他們住在獨立的房子里，房子配有能停放兩輛車的車庫，房子周圍還有寬敞的草坪。顯然，那是一個全世界都羨慕美國取得如此社會和經濟發展成就的時期。

然而，這一時期結束了。

文 |馬凱碩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員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9月出版，原標題為《美德假設》，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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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

現在，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睿智的美國觀察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許多關鍵指標變得很糟糕。

新加坡國立大學柯成興教授的記錄顯示，從1980到2010年的30年光陰里，美國是唯一一個底層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滯不前的發達國家，這個事實相當驚人。

從1980年起，“在隨后的30年里，美國底層50%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這從未在世界其他哪個主要國家或經濟體中發生過。沒有哪個國家的窮人正逐步變得更窮”。下表對比了美國、歐盟、中國和亞洲國家（不包括中東）的底層50%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清晰地顯示出美國底層50%的人口經歷了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未遭受過的收入下降。有必要想想為什么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美國在這方面確實是一個“例外”的國家。

收入停滯給人們帶來很多痛苦和折磨，這在普林斯頓大學兩位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的記錄中有所體現。

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曾經在心靈上寄托著過上更好生活的美國夢。今天，正如凱斯所說，現實和這種夢想之間橫亙著“絕望之海”。她和迪頓總結道：“最終，我們認為這些故事描述了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階級在20世紀70年代初全盛期過后的崩潰，以及同這種衰落伴生的社會異常。”人們會發現糟糕的經濟前景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又伴隨著家庭功能失調、社會隔絕、毒品成癮、肥胖和其他社會異常情況而加劇的”。

約翰·羅爾斯——美國近代最偉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學家之一，會如何看待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軌跡呢？他提出了一項關于如何衡量是否成功實現社會公正的測試：“當且僅當境況較佳者的更高期望可以作為提高社會最弱勢成員期望的方案的一部分時，才是公正的。”簡言之，美國如果想根據羅爾斯的建議來評判自己是否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就應該研究這些數據，看看本國“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情形。

如果羅爾斯還在世，他會震驚地看到最弱勢的美國人是多么貧困。

美國政治學家杰弗里·溫特斯在其著作《寡頭政治》里，驚人地描繪了美國的不平等已變得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個美國家庭的平均財富相對于最貧窮的90%的美國家庭的平均財富，近似于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一位羅馬元老院議員和一個奴隸之間的財富差距。

這種不平等的大幅加劇發生在最近幾十年里。柯成興也提供了珍貴的數據，將美國與其他主要地區的不平等加以對比（見下表）。

柯成興觀察指出：“1980年，美國富人與窮人的平均收入之比為41。在接下來的30年里，這個數字達到138，增加了不止3倍。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現象都在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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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美國表現得如此糟糕？

移民到新大陸的人拋棄了歐洲封建制度。美國的開國元勛們致力于創造一個與之截然相反的社會。因此，當我們讀到當代美國作家述說當前美國社會與封建時期的歐洲頗具相似之處時，會感到震驚。

喬爾·科特金如此描述當今美國的主要分歧：“當前的沖突從根本上再現了法國封建時代的終結——由平民組成的第三等級挑戰了由教會和貴族組成的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的霸權。”他補充道：“今天的新封建主義令人回想起17世紀和18世紀民主革命之前的社會秩序，我們的兩個崛起的等級正扮演著以前統治階級的角色。”

其他有影響力的美國人也記錄了美國社會的嚴重惡化。

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對沖基金公司橋水的創始人瑞·達利歐，詳細說明了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處于底層的60%的人口，大多數是窮人”，還引用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最近的一項研究，“如果發生緊急情況，40%的美國人連400美元都籌不到”。“他們在貧困里越陷越深……在十年時間里，處于底層1/5的人上升到中等或更高階層的概率……從1990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僅14%”。

這些反映美國社會狀況惡化的數據無可辯駁。它讓人不再相信美國是一個努力工作就會獲得回報的社會。對大多數人來說，回報已然枯竭。“美德本身就是回報”這一陳詞濫調顯得冷酷且令人懷疑。

為什么美國表現得如此糟糕？

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釋這些數據：

第一種是，這一時期是暫時的，類似1929—1939年大蕭條時期社會經濟短暫失調。

當時美國很快從危機中恢復元氣，并迎來了幾十年的繁榮。這次也可能發生類似的情形。美國有望全面復蘇，尤其是人們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具有自我糾正的基因。美國的民主應該確保始終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二種是，這些數據表明美國的政治安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卻沒有被美國人民注意到。

每隔2到4年，美國人就會投票選舉他們的國會議員、州長和州立法會議代表。然而，在民主運作的表面偽裝下，在所有的投票儀式幕后，美國已然成為一個被富有的貴族統治的國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決策都由金錢來指揮。因此，富有階層可以實現美國社會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

羅爾斯解釋道：“只要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他們的優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參與原則所保護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價值。”大約50年前，他警告說：“如果允許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開辯論的進程，美國的民主將被顛覆。”

這正是在美國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這一里程碑式的裁決和其他判決中發生的事情。

許多立法機構限制使用金錢來影響政治進程。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報告稱：“2010年1月公布的對公民聯合會的裁決，推翻了企業和工會不得獨立出資資助競選活動的禁令。這給企業和工會開了綠燈，允許它們把無數的錢砸到廣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選民選擇或反對某個候選人。”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和其他類似判決的影響甚大，實際上，它們可能正在改變美國的政治體系。

馬丁·沃爾夫說：“最高法院2010年對公民聯合會的不當裁決表明，公司是人，金錢是言論。事實證明，這是美國邁向富豪政治的一大步。”

美國法律學者勞倫斯·特賴布特別清楚地描述了對公民聯合會裁決的愚蠢之處：最高法院“伸手裁決不公正的問題，同時難以置信地淡化，有時甚至默許美國政治中通過行賄以外的手段實現惡意腐敗，這些手段很可悲，因為它們是完全合法的”。

法院的這一系列裁決，使美國立法者做出的大量重要的公共政策決定不再反映一人一票的真實結果，因為這背后是金錢操縱了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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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沒有參與國家統治

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教授記錄了美國普通公民如何失去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馬丁·吉倫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個案例，比較美國普通公民和群眾性利益集團的觀點相對于經濟精英的觀點，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力。

他們發現：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有實質性的獨立影響力，普通公民和群眾性利益集團很少或沒有獨立影響力。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大多數人沒有參與國家統治——至少在實際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意義上沒有參與。

他們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美國人確實享有民主治理的許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選舉、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廣泛（盡管仍有爭議）的特權。但是，如果政策制定由強大的商業組織和少數美國富人主導，那么美國的民主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過去，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有很大的發言權來決定美國社會的基本方向。如今，他們不再有這樣的發言權了。美國國會的決定不是由選民而是由資助者說了算的。最終，美國在運行中越來越不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發言權，而美國正相反，它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富豪統治的國家，在這里，少數富人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

2018年，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學者亞歷山大·赫特爾-費爾南德斯、西達·斯考切波和賈森·斯科拉進行的一項研究進一步表明：

自2005年前后開始，新成立的保守和進步捐款人財團——尤其是查爾斯·科赫和大衛·科赫兄弟創立的科赫研討會和民主聯盟，通過不斷籌集和輸送資金，來參與選舉和各種政治組織的合作，從而擴大了富有捐贈者的影響力。

富有的捐贈財團已經成功建立起組織基礎結構。當富豪集體將新的議程強加給尋求資金的政治組織時，他們這些資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國政治的慣例、目標和權力中心，這遠遠超出了特殊撥款預算產生的影響。下圖表明富有的捐贈人每年在捐贈財團中籌集數百萬美元用于資助其政治利益。

數據來源：2014年從民主聯盟主席拉馬切處獲得的數據，還參考了民主聯盟的信函數據；科赫研討會的數據來自媒體報道。圖片來源：由帕蒂·伊薩克斯繪制

上述研究者對科赫財團和民主聯盟財團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錢有機制地——并非通過個人或企業捐贈途徑——流入選舉和游說活動，并產生了巨大影響。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國政治的，不僅要看他們的選舉活動和游說支出，還要看他們在觸及各個領域和職能部門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組織里的共同投資。

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被富人劫持了，大多數美國人卻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舉例來說，自1980年以來，前10%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翻了一番，前1%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已經增加了不止3倍，前0.001%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已上漲逾7倍；同期，處于社會底層的那一半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幾乎保持不變。這些熟悉的數字意味著，35年來，令人頭暈目眩的驚人變化對1.17億美國人的平均收入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應該更多談及金錢對政治進程的腐蝕效應。在大多數社會中，當個人或公司利用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決策時，這都被稱作腐敗。在第三世界國家，人們普遍遭受著腐敗的困擾，哪怕經常對此無可奈何，但也清楚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國，人們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決策是腐敗行徑，因為最高法院已將它合法化。

一個巨大的諷刺是， 197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反海外腐敗法》，它明令禁止：“批準向任何人支付金錢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同時清楚這些金錢或有價值的東西將被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地提供給或承諾提供給擁有官方權力的外國官員，誘使其違反法律義務采取或不采取某項行為，或為了得到任何不正當利益而協助任何人獲得或保留業務、同任何人合作及指導業務。”

這意味著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利用金錢影響埃及或印度尼西亞的立法委員，它將受到美國法律的懲罰。然而，如果同一家美國公司使用金錢（通過競選活動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影響美國的立法者，它就會被認為是在推動民主進程。

在這里，羅爾斯警告說，如果“允許那些擁有更多私人財富的人利用自身優勢來操縱公共辯論的進程”，那么就會產生腐敗的結果：

最終，這些不平等將使那些處境較佳的人能夠對立法進程施加更大的影響。在合適的時機，他們很可能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占有優勢，至少在他們通常贊成的那些問題上，也就是說，在那些對其有利的事情上占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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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的機會正在消失

這恰恰是過去幾十年來所發生的：“富人在對其有利的事情上……獲得了壓倒性的力量。”財富和政治權力也發生了相對轉移，從絕大多數美國人手中轉移到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手中。

在一個真正機會均等的社會里，所有年輕人都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其中茁壯成長、發展壯大并脫穎而出，我們本不應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間有著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均等”的機會正在消失，這反映在數據記錄上。

紐約大學的邁克爾·豪特寫道：“1980年以后出生的美國人，即千禧一代，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與前幾代美國人相比，他們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更低了。”為什么會如此？完整的答案很復雜，但有一個簡單的原因是，盡管有許多梯子可供社會底層的人往上爬——上好學校、獲得良好的健康護理、住進沒有犯罪事件的社區、長在雙親家庭，但所有這些梯子都“惡化”了。但是美國人才剛剛注意到，還一臉懵懂地質問為什么。

很顯然，美國是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這一神話并未被打破。盡管實際情況正相反，但美國人仍對機會平等抱持著強大的信念。

這種信念可以說明為何極少有美國人仇視億萬富翁：“如果我相信自己也能成功，為什么還要仇視那些已經成功的人呢？成功人士的經歷表明，我的晉升之門也是敞開的。”在過去30年里，從比爾·蓋茨到拉里·佩奇，從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貝佐斯，許多億萬富翁的經歷讓“人人都有機會”的“美國夢”保持鮮活。

實際上，美國已經成為一個階層分化的社會，從社會底層10%上升到社會頂層10%的可能性極低，而且比世界上許多其他發達國家都要低。《經濟學人》近期發布的數據顯示：“舉例來說，一個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美國人，長大后進入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概率只有7.8%。”

如果有人問思維縝密、見多識廣的美國人，美國和中國哪個國家給社會底層10%的孩子爬到頂層10%提供了更好的機會，99%的人會眼都不眨地回答：當然是美國提供了更好的機會。然而，如圖7.2所示，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大于美國。

《紐約時報》在發布上述報道時還給出了一個案例：徐麗亞，49歲，曾在中國東部沿海的農業省份浙江省的麥田里勞作。過去，她和家人每周只吃一次肉，她和七個親戚每晚擠在一個房間里。后來她靠獎學金上了大學，再后來開了一家服裝店。現在她擁有兩輛小汽車和一套價值30多萬美元的公寓。她的女兒在北京上大學。

表7.4的數據來自世界不平等數據庫，它也記錄了在社會平等方面，中國比美國做得更好。1980—2015年，中國上層10%人口的累計總增長率為1 232%，美國為124%；但美國上層10%人口的總增長率是底層50%人口的41倍，相比之下，中國的僅為3倍多。

5

神話為何還能持續下去？

當大量數據與美國是“機會均等的樂土”這一神話相矛盾時，神話為何還能持續下去？一個答案是：這個神話是美國人身份認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它被剝奪了，美國精神將變得更加貧乏。

同樣重要的是，機會均等的神話與這個神話相連：美國之所以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是因為它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國人的語境中，“自由”是一個神圣的字眼。鑒于美國人享有非凡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他們相信，無須通過立法來保障收入平等，他們就可以達到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水平。

美國崇尚自由，但美國也崇尚理性。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美國本質上是一個理性社會。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開辯論的陽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網上）。與其他許多國家相比，美國的理性話語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社會沒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

那么，為什么沒有更多美國人質疑用金錢來影響選舉的做法呢？答案是，他們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成員一樣，認為任何對使用金錢的限制都是對參與選舉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國社會中，對言論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對在競選活動中使用金錢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當然，也有例外。伯尼·桑德斯和伊麗莎白·沃倫支持限制競選資助，并且已當選為參議員。類似地，最近，一名公開信仰社會主義的候選人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當選為眾議員。然而，這些例外的唯一有效影響是，它們助長了一個神話，即廣大美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代表。通過保護和強化這一神話，為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制定的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其中許多法律服務于富有的貴族或資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是大多數民眾。

絕大多數美國人贊成對年收入極高的人增稅。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的一項調查表明：

足足有60%的百萬富翁支持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富人征稅的計劃。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也支持征收財富稅。在不平等和富人財富飆升到令人日益擔憂的情況下，一些百萬富翁愿意繳納更多的稅。88%的民主黨人支持征收財富稅，62%的獨立人士和36%的共和黨人也支持征收財富稅。就連財富超過500萬美元的上層百萬富翁中，也有2/3的人表示支持征收財富稅。

然而，國會議員幾乎不可能投票支持征收更多的財富稅，否則他們將成為特殊利益游說集團的目標。更隱蔽的是，大多數普通美國人不知道，他們實際上比超級富豪們繳納了更多的稅，因為超級富豪能夠通過無傷大雅的稅收規定來有效降低他們的適用稅率。

美國人對自由的崇拜有一個矛盾之處。理論上，美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區別在于，美國人民可以自由地改變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國人民卻不能。實際上，到了歷史的現階段，美國人民也沒有多少自由從根本上改變或修正他們的政治制度，從而確保其有利于大多數人。然而，鑒于美國人民抱有一種幻覺，認為自己可以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故而傾向于支持它。這使美國的政治制度更加穩定，因為美國人民根本不想改變這種他們認為自己掌控著的制度。

這使美國人成為世界上最愛國的群體之一。他們滿懷深情地向國旗敬禮，興致高昂地唱響國歌。他們致力于維護美國憲法和憲法確立的政治制度。由于美國人對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和實踐抱有強烈的感情，因此無論一個外部觀察者發出多么善意的提醒，都很難讓他們對這一切產生懷疑。

事實是，美國的社會契約已經建立在“自由”這一意識形態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兩大傳統支柱——自由和平等上。從功能上講，美國的政治體制背離了開國元勛們的理想，正從民主國家向富豪統治國家轉變。

6

美國面臨一場持續的治理危機

想象一下，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會如何評價美國當前的社會契約呢？

托馬斯·杰斐遜就從孟德斯鳩的著作中汲取指導原則：他認為政治美德或虔敬愛國是民主共和國充滿活力的原則。每一個政府都應該規定，充滿活力的原則應成為教育青年人的目標，法律也應該與同樣的原則有關。應該通過法律來促進平等和節儉，因為它們滋養著虔敬愛國的精神。

如果杰斐遜今日尚在世，他會發現在當代美國既找不到平等，也找不到節儉。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約翰·亞當斯哀嘆道：“這個國家缺乏共和的美德……我擔心殖民者已經被君主政體的原則腐化，這使他們不具備維持共和政體所必需的節儉和美德。”

羅爾斯明確地繼承并發展了社會正義思想，并進一步提出了兩條正義原則：

第一條原則：每個人都擁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樣的享有相容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權利。

第二條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被如此安排，以使它們，其一，合理地預期對每個人都有利；其二，（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使所有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第二條原則至關重要，它強調，不平等只有在“合理地預期對每個人都有利”的情況下才能被證明是正當的。

羅爾斯繼續強調了以下觀點：“所有的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社會基礎——都將被平等地分配，除非這些價值的任何或全部的不平等分配對每個人都有利。”

羅爾斯若看到當代美國的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體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勢群體，定會感到苦惱。洛克、盧梭和康德都強調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經歷過歐洲世襲貴族統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從這些哲學家處繼承了對貴族觀念的深惡痛絕。

然而，如果一位18世紀的歐洲貴族“穿越”到了現代美國，他可能真的會對有錢的貴族為自己創造的世襲特權艷羨不已。記者愛德華·盧斯引用這個統計數據來使大家理解這一點：“研究表明，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八年級（14歲）孩子的數學成績排在前15%，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數學成績排在后15%，但前者拿到的畢業文憑很可能不如后者。這與精英管理體制背道而馳。”

精英統治的反面是貴族統治。在一個任人唯賢的社會里，如果你的人生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那么你的命運將取決于你在生活中的表現；在一個貴族社會里，你的命運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決定了。美國的制度有效地創造出一個新的富有的貴族階層，然而，許多美國人看不到這一點。攻擊這種制度的人經常被貼上“社會主義者”的標簽，這意味著他們不贊成美國開國元勛們的理想，實際上，正是這種制度本身辜負了這些理想。

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現，他們中許多人接受過西方一流大學的最佳傳統教育，許多人開始同樣清楚地看到當前美國社會契約的優勢和弱點。他們受到美國企業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祖國復制當代美國的社會契約。當他們想要一種社會政治模式時，他們可能會看向北歐國家，那里的制度同時重視自由和平等，而不只是重視自由。

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對美國決策者和專家在討論如今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時提出的“美德假設”感到困惑。美國的制度中有很多東西值得欣賞，然而，它也有嚴重的缺陷。

在社會福利的許多關鍵指標上，大多數美國人的狀況正在倒退，而非進步。許多美國人對這些數據感到不安，但他們對未來的前景仍然保持樂觀，因為他們相信，美國的政治制度可以自我修復。如果出現大問題，開放靈活的民主進程將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

在過去，美國的政治體制確實已做出根本性的修正來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政治改革的巨大成功包括廢除奴隸制（雖然這是通過一場大規模內戰才實現的），19世紀60年代《民權法》的頒布——最終使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得到了保護，以及“進步時代”（1890—1920年）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同樣，在經濟方面，當美國國會頒布了災難性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加劇了大蕭條時，美國的政治體制也能夠自我糾正。羅斯福新政通過的法規改善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美國國會在后來幾年避開了極端的保護主義。

簡言之，那些相信美國政治體制天生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的人，有很多證據來支持他們的信念。

美國政體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它面對的是一種通過正常的政治程序就能輕松治愈的微恙，還是一種需要大規模手術和痛苦治療（會給一些關鍵的美國政治贊助人造成痛苦）才能改善的致命狀況？

截至目前，美國人雖然日益受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困擾，但并不普遍希望去給政治體制動大規模手術，也沒有哪位重要的美國政治人物提倡這么做。然而，這可能正是這個體制所需要的。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也許需要進行重大改革。

范瓊表達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美國，我們面臨著一場持續的治理危機。我們需要去理解自身的失敗，我們需要去學習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們來自中國。中國的成功挑戰了我們在國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識形態和根深蒂固的假設。我們需要研究中國，不僅僅是為了更好地協調關系，而是因為從中國的成就中，我們也許會發現美國復興所需要的重要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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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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