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景治世流風遠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近日，考古學家確認西安東郊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至此西漢十一座帝陵的位置得以全部確認。漢文帝及其子漢景帝共同開創了“文景之治”，這是中國進入大一統王朝時期后的第一個治世。

重農崇儉

班固在《漢書》中曾這樣評價“文景之治”：“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痹诎喙炭磥?，“文景之治”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時代，那時天下不用刑罰四十余年，人民知禮敬法、安居樂業，流風甚美。

社會風俗的變化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古人深知此理，有道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劉邦、項羽在秦末農民起義中嶄露頭角，到公元前202年項羽兵敗垓下，歷時四年的“楚漢之爭”以劉邦獲勝落下帷幕，八年戰亂讓神州大地元氣大傷，經濟破敗，民生多艱。

漢高祖劉邦一統天下之后，天子出行所乘馬車湊不到四匹毛色一樣的馬，而大臣出行有時連馬車都沒有，只能改乘牛車，由此可見漢初經濟之凋敝。為了讓社會經濟得到恢復，漢初采用“無為而治”的行政哲學，將“與民休息”放在首要位置。無為而治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妄為，應當根據當下自身的情況決定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漢初成書的《淮南子》批評“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觀念，而贊同因勢利導，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們修建水渠將其導入田地中，就像莊稼春種秋收一樣，人們順應作物生長規律就有收獲。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漢初“與民休息”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鼓勵百姓積極從事農業生產，無違農時。漢初田稅稅率很低，漢高祖所定的“十五稅一”已較戰國時代的“什一之稅”更低，漢文帝在位時曾減為“三十稅一”，公元前167年，他更是下令免征田稅，此后直至漢景帝于公元前157年即位的十多年中都免征田稅，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漢景帝即位后，恢復“三十稅一”的稅制。

除了田稅之外，古代農民還有服勞役的負擔，一般安排在農閑時節，漢文帝將“一年一役”改為“三年一役”。不論是減免田稅，還是減輕勞役，其目的均是讓百姓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把自家的小日子過好，才能讓社會安定，并積蓄能量投入到更大的事業中。

漢文帝一方面通過親耕禮等方式，向社會傳達首重農業的執政方針，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崇尚節儉、反對奢侈。有人曾向漢文帝進獻一匹千里馬，漢文帝卻而不受，他說：“天子出行，前有鸞旗開道，后有隨從護衛，一般情況下，每天行走五十里，如果率軍出行，每天只走三十里，我坐上這匹千里馬，又能先走到哪里呢？”漢文帝還下詔天下郡國不要進獻珍稀寶物。

《史記》稱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漢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露臺，臺是高于平地可以登臨遠處的建筑，那時宗室成員間頗有一種建高臺的風氣，西漢宜春侯曾在城中建了五座高臺以便游覽，建高臺花費不少，漢文帝自然也知道，但聽到建露臺要花費百金，立馬取消了修造計劃，他感嘆道：“百金相當于十個中等人家的家產，我繼承先帝留下的宮室，常擔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使先人蒙羞，怎能建造高臺呢？”

治獄務寬

在漢文帝、漢景帝的施政措施中，減輕刑罰也是一項重要內容。刑罰作為一種治理社會的手段是必要的，漢初對于秦政多有因循，沿用了許多嚴苛的刑罰。

漢文帝即位之初便廢除了連坐之法，在他看來“法者，治之正也”，法令公正、量刑適當，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社會風氣也會向善拒惡，將罪犯予以懲處理所應當，但旁及無罪的親人則有失公平，也與法制止暴行、導民向善的根本目的相違背。

漢文帝還廢除了殘忍的肉刑，歷史上著名的“緹縈救父”說的就是這件事。緹縈是齊國太倉令淳于意的女兒，他犯了罪要被施以肉刑，緹縈不忍父親受此刑罰，來到長安向朝廷陳情，表示一個人一旦施以肉刑，肢體遭到摧殘就再也不能復原了，她愿沒入官府為奴婢來換取父親免受肉刑，保住肢體的完整，給未來改過自新回到正常生活留下可能。漢文帝得知緹縈的陳情后，為其孝心而感動，要知道漢文帝本身也是一位孝子，其生母薄太后生病時，親嘗湯藥親自喂養。更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能據其陳情而反求諸己，“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漢文帝下令廢除肉刑，改為笞刑。

不過，漢文帝時的笞刑仍是很重的刑罰，而且在執行過程中不規范，漢景帝時，朝廷規定了笞刑要采用怎樣的刑具、笞刑只能施加在犯人的臀部而不能施加在其他部位，并連續兩次減少鞭笞的數量，第一次“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第二次“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漢景帝曾下詔，刑獄乃國之重事，相關官員不可不謹慎從事，地方如果有拿不準的案子應當交朝廷處理，“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經過“文景之治”，漢朝呈現出了這樣的景象，在經濟方面，“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漢代的銅錢內方外圓，中間用一根繩子串起來，串錢的繩子腐朽，乃至無法算清到底倉庫中存了多少錢；在社會風氣方面，“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百姓將犯法看成是十分嚴重的事，紛紛以仁義為先，厭惡做令自己令他人感到羞恥的事。

漢文帝、漢景帝的時代是一個養精蓄銳的時代，面對北方匈奴的進攻，漢朝基本處于守勢，面對南方的南越國，漢朝與之保持良好關系，漢景帝時平定了“七王之亂”，但沒有徹底解決同姓諸侯王坐大的問題，這一切都有待漢武帝來解決。漢武帝依賴“文景之治”奠定的雄厚經濟與社會基礎而得以大開大合——南平南越、北擊匈奴、行推恩令、獨尊儒術，一個大有為的時代來臨了。

發現霸陵

以儉約而著稱的漢文帝，生前曾交代自己的后事，據司馬遷的《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漢文帝對當時厚葬以致家庭破產、服喪過度以致損傷身體的行為表示反對，他下令減少為他服喪的時間，以往按照禮制需服喪九個月的減至十五天，需服喪五個月的減至十四天等。對于陵墓的修建，“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

霸陵也寫作灞陵，因在灞水邊而得名，灞水是“八水繞長安”中位于長安東邊的一條河。霸陵經常出現在詩歌中，如李白有一首詞《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霸陵所在的區域在進出長安的交通要道上，這里不知見證了多少依依惜別。

古人對漢文帝霸陵所在的區域是清楚的，但具體地點卻是個謎。《史記》《漢書》這些典籍中都沒給出具體地點，倒是元朝一位叫駱天驤的學者在《類編長安志》中，明白寫道霸陵在白鹿原北鳳凰嘴下。明清學者接受了這一觀點，清代著有《續資治通鑒》等作品的大學者畢沅在陜西做官時還在鳳凰嘴下立了一塊正名碑，告訴世人這就是漢文帝的霸陵。

事實果真如此嗎？2011年，考古學家對鳳凰嘴開展考古勘探工作，因為有古人的明確記載，考古學家最初也認為這里就是霸陵，可是從山底探到山腰再探到山頂都沒有發現人工開鑿痕跡，證明鳳凰嘴下沒有陵墓。盡信書不如無書，考古學指出了一個流傳七百多年的錯誤，但仍然沒有找到霸陵的具體地點，這時鳳凰嘴兩公里外的江村大墓進入了考古學家的視野。

2002年，六件西漢陶俑出現在美國的一場拍賣會上，這六件陶俑來路不正，是盜墓賊盜走再轉賣到國外的，在拍賣會開始前二十分鐘，我方成功將其從拍賣名錄中撤出。一年后，六件陶俑回國。這六件陶俑原本被認為出自白鹿原上的竇皇后陵，這位竇皇后是漢文帝的妻子，竇皇后陵是典型的西漢帝后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很像古代量米的器具“斗”倒扣的樣子，故稱“覆斗狀封土”，后來考古學家確認陶俑其實出自竇皇后陵旁的一座墓，因為在江村而得名江村大墓。

考古學家對江村大墓展開勘探后，驚訝地發現種種證據顯示這是一座西漢帝后級別的高等級墓葬，經過考古學家多年努力，如今可以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不同身份的人，逝世后享用的葬制也是不同的，江村大墓墓室東西南北面各有一條墓道，從空中俯瞰其形狀，像是繁體字中的亞，這種亞字形陵墓一般只有皇帝或皇后級別的貴族才能享用，這是一條重要的證據。另一條重要證據則是考古學家發現有一道東西長1200米左右、南北寬860米左右的夯土圍墻，將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圍在一起，西漢人贊同“夫婦一體”，死后也應合葬在一起，采用“同塋異穴”的葬制，即夫婦各有墓穴，但在一個陵園中，可與竇皇后合葬在一起的，只能是其夫漢文帝。

江村大墓地表沒有高大的封土，這似乎與西漢帝后陵的規模不相匹配，但卻印證了《史記》中漢文帝要求“不治墳”的記載，而霸陵外藏坑出土的文物也較為樸素，印證了漢文帝的儉約。應當指出的是，考古學家并沒有對霸陵墓室進行發掘，而是對墓室外圍的115座外藏坑中的8座進行了發掘，發現了大量陶俑、金銀器、明器官印等，外藏坑儼然是一座地下官署。

在西安市北郊的渭水畔，坐落著漢景帝的陽陵，漢陽陵博物館如今是國家一級博物館，觀眾在這里可以看到西漢帝陵外藏坑的樣子?？脊艑W家挖掘了陽陵10座外藏坑，博物館建設者在外藏坑上鋪上厚玻璃，觀眾可以行走在其上，低頭便能看到兩千年前外藏坑中密集排布的陶俑。

這些陶俑如今赤身裸體，但在下葬時，他們的身上包裹著絲麻等織物，時光流逝，外衣逐漸被侵蝕，而陶俑卻還保留著昔日的神態，他們或抿著嘴唇，或低眉頷首，或面露微笑……

讓兩千年前的微笑再度綻放，拉近今人與歷史的距離，這也許就是考古學的魅力。

作者： 羅慕赫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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