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綠發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死磕派”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21年度公益

綠發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死磕派”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群峰

發于2021.12.27總第1026期《中國新聞周刊》

2021年10月11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第一階段會議在云南昆明開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上強調，“人類肆無忌憚干涉自然，將留下永久的痕跡。我們面臨的是世界末日般的物種滅絕。”

早在2018年，周晉峰就致函締約方秘書處，建議他們將“生態文明”寫入COP15主題，秘書處采納了他的建議，并將該信函掛在了聯合國官網上。最終，本次大會主題被確定為“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周晉峰現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下稱“綠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綠發會成立于1985年，是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民政部登記注冊的全國性公益公募基金會，也是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實施以來，全國首批認定公募資格的16家慈善組織之一。

周晉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工業文明志在征服宇宙、改造自然，生態文明則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在36年的發展歷程中，綠發會持續專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推動經濟綠色發展，成為國內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基金會之一。雖然名稱幾經改變，但是其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因從未改變。

“逼停”破壞生物多樣性決策

綠發會的創立與迎接麋鹿從海外“回家”有關。

麋鹿屬于鹿科，是世界珍稀動物，又名 “四不像”。1900年，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和永定河水泛濫的雙重因素下，中國200多頭麋鹿種群消亡。1985年，隨著中英邦交深化，英國烏邦寺莊園主人托克侯爵提出，愿意將其莊園中的38頭麋鹿送還中國。為此，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呂正操、包爾漢、錢昌照等發起并成立中國麋鹿基金會。最終，這些麋鹿成功返回故土，繁衍生息。

1997年，該基金會更名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進入21世紀后，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越來受到各國重視，為順應時代潮流，發揮更大作用。2009年，該基金會更名為現名。

很多人問周晉峰，“人類的生態環境問題怎么樣？”他回答稱，很不樂觀，現在物種消失的速度驚人。中國政府在2015年聯合國千年計劃報告上提到，唯一沒有完成的一項，就是生物多樣性喪失速度放緩這項指標。“當然其他國家也都沒有完成，換言之，各國連讓生物物種數量喪失速度變緩的目標都做不到。”

2019年5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雷在巴黎發布《全球評估研究報告》，其中指出，人類活動目前威脅到的物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動植物中至少25%的物種瀕臨險境，即大約100萬物種正面臨滅絕，其中許多種將在幾十年內消失，除非人類采取行動，減少令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因素。”

在周晉峰看來，一提到生物多樣性保護，很多人就聯想到大熊貓、朱鹮等瀕危物種，這種認識和理解有些狹隘。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范圍非常寬泛，包括基因多樣性保護、物種多樣性保護、生態系統多樣性保護，也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的理念等。概括起來，這項保護就是對綠水青山的保護，是生態文明最根本的需要。

原來多種多樣的生態系統，現在被簡單的工業文明搞得單一化、破碎化、重污染化，氣溫也隨之升高。周晉峰舉例，“人類不怕升溫2℃，但是珊瑚將可能由此大面積死亡，進而導致大量海洋生命連鎖式死亡。海洋沒有生命后，就勢必會危及人類生存。”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緊迫感，促使綠發會成立至今，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綠會保護地”的建設頗具代表性。

地方上一些民間機構、野保組織，因經驗欠缺、資金不足等原因，在開展工作時，往往會遇到許多阻力，綠發會依靠自身的優勢向他們提供支持，并授牌成立相關綠發會保護地。比如，“綠發會大鴇保護地·長垣”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大鴇被愛鳥人士稱為“東方神鳥”，大鴇東方亞種全球數量不足800只，近年來約有300只在河南省長垣縣周邊的黃河濕地越冬，卻不斷被不法分子盜獵、毒殺。為保護大鴇，當地民間環保組織自費巡視、向公安機關舉報、到村民家中進行保護宣傳等，但效果不盡人意。

2016年4月18日，綠發會宣布建立“綠發會大鴇保護地·長垣”， 并對該保護地進行授旗，這也是綠發會在全國范圍內成立的首個“綠會保護地”。此后，綠發會多次致函、協調當地政府共同推進大鴇保護工作，為當地相關環保組織籌措資金等，有效地打擊了大鴇的盜獵行為。

截至目前，綠發會共設立了180多個“綠發會保護地”。地域涵蓋西藏、新疆20多個省區，保護對象涉及古樹古文物、沙漠濕地、瀕危植物五小葉槭、中華白海豚、斑海豹等。

綠發會還與志愿者等共同努力，“逼停”了一些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決策。2019年3月，上海有志愿者向綠發會反映，當地政府要在南匯區東灘種植一萬畝林地，當時已種了3500畝(大多數是杉樹)。南匯東灘的濕地，對于遷徙的鳥類有重要的生態價值，每年都有很多候鳥在此停歇、越冬。此處一旦建成密集的林地后，將影響候鳥的棲息。綠發會認為，不應該以種樹代替生態建設，建議當地政府重新對于在東灘進行大面積植樹進行生態評估。經過綠發會工作者、志愿者、地方環保組織等地不斷交涉，一年多后，當地施工隊撤出，造林工程最終讓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

公益訴訟，艱難中前行

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綠發會作為適格主體，組建法律部開展環境公益訴訟系列工作。至今，綠發會共提起了100多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其中，騰格里沙漠污染案尤為受到關注。

騰格里沙漠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東南邊緣屬于寧夏中衛市。2014年8月，多家媒體報道，騰格里沙漠腹地出現排污池，騰格里工業園區部分企業，將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排污池，讓其自然蒸發，然后將黏稠的沉淀物用鏟車鏟出，直接埋在沙漠里，對當地環境和沙漠地下水造成嚴重污染。

2015年8月，綠發會向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要求涉案8家企業對環境損害作出賠償，但未被受理。綠發會上訴至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又被駁回。幾經周折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由中衛市中院立案受理”的終審裁定。2017年8月，該案在中衛中院一審最終調解結案，8家涉案企業在已經投入5.69億元修復和預防土壤污染的基礎上，再承擔環境損失公益金600萬元。

綠發會這起艱難取勝的案件，也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了2017年環境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并將其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近年來，綠發會還發起了上海杏花樓月餅過度包裝案、敦煌陽關毀林案等多起公益訴訟案件。

2020年9月，綠發會發現上海杏花樓食品有限公司和上海杏花樓食品營銷有限公司售賣的一款月餅禮盒，存在違反國家標準過度包裝的情況后，向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立即停止對生態環境的侵害，停止生產、銷售不符合國家包裝標準的月餅等。綠發會副秘書長馬勇介紹，根據國家規定，月餅的包裝不得超過3層，而這款月餅包裝經鑒定已達4層。過度包裝也勢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后期若包裝處理不當，還會引起環境污染等情況的發生。

2021年1月，有媒體報道，地處庫姆塔格沙漠東緣、曾經擁有約2萬畝“三北”防護林帶的國營敦煌陽關林場，作為“西鎖沙龍、東保綠洲”的防風固沙生命線，近十余年來持續遭遇大面積“剃光頭”式砍伐，萬余畝公益防護林在刀砍鋸伐中所剩無幾，被人為撕開一道寬約5公里的庫姆塔格沙漠直通敦煌的通道。

其實，早在2019年3月，綠發會就針對該事件，向甘肅礦區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把國營敦煌陽關林場和敦煌市葡萄酒業有限責任公司告上法庭。綠發會請求法院判處被告立即停止毀林行為、恢復被毀林地原狀等8項訴訟請求。2020年12月16日，該案一審開庭。同年12月底，甘肅礦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綠發會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駁回起訴。此后，綠發會上訴。2021年8月13日，綠發會收到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該案被發回重審。

因面臨多方利益博弈，很多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都會久拖不決。綠發會法律部主任張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上海杏花樓月餅涉嫌“過度包裝”案和敦煌“毀林案”都還沒有最新開庭的消息。

對綠發會人而言，從事公益訴訟面臨的不僅是法律問題。在綠發會從事環境公益訴訟6年多來，張娜受過誘惑、威脅，甚至還曾被曝光過個人信息。有一次，她在辦理一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時，發現被告企業存在大氣排放超標等問題。當她去企業考察時，發現自己的包里被塞滿好幾個信封的現金以及一部手機，她馬上將其交還給了企業人員。

周晉峰稱，在綠發會提起的100多起公益訴訟案件中，總體來說還是贏多輸少。但是，綠發會從不過分看重輸贏，即便輸了也能傳播生態理念。“改變是如此的艱難，會觸犯很多人的利益。即便如此，依然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

綠發會辦公室中掛了一句話“我們的經費是人民省吃儉用捐的，我們要用青春和生命服務人民的事業”。綠發會的經費來源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公募與科學服務。前者每年有數十萬人次捐款，后者是指綠發會為內蒙古興安盟、烏蘭察布市等機構制定相關生態文明規劃方案等，會獲得相應的政府經費支持。

目前，綠發會有全職員工50余人，還有一支由國內外科研院所專家學者組成的上千人專家團隊，綠發會還吸引了全球大約10萬名志愿者加入。除全職員工外，專家和志愿者團隊并沒有薪資。

但進行公眾教育和宣傳，是一種低成本和“廉價”的保護方式，也是國際環保領域最重要的經驗。

架空輸電線路的周邊鳥類活動頻繁，一些電網公司認為這些鳥兒，為輸電線路的安全帶來了隱患，因而不斷采取驅趕措施。但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會引起鳥類死亡，甚至還引發電網事故。2021年，綠發會工作人員為國家電網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免費培訓。最終，國家電網公司決定先從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東方白鸛較多的幾個省份作為試點，把綠發會帶來的經驗應用起來。綠發會發現在很多機場、鐵路等部門也有類似趕鳥的現象，但綠發會在與相關部門溝通時，很多時候并未得到積極回應。“如果全國機場、鐵路等部門，都像國家電網一樣，我們生物多樣性工作就邁進了一大步。”周晉峰說。

綠發會還提出了“鄰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理念，指的是在人們生活的范圍內，如果不能夠完全保護自然，就要盡量通過減少對自然的侵擾，減少對野生動物的干擾，來幫助野生動物進行生存和發展。周晉峰稱，綠發會反對外賣平臺將配送一次性筷子設置為默認選項，反對學校強制性要求學生包塑料書皮，還要求藥店不再將穿山甲鱗片作為傳統醫藥進行售賣，以提升野生物種的生存幾率。“雖然過程很艱難，但最終我們也成功說服了很多人，我們盡己所能保護野生物種和生物多樣性。”

經過30多年的發展，綠發會的國際影響力也在逐步提升，并深度參與到全球環境治理中，加入了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濕地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等國際公約。

在周晉峰看來，雖然我國已有約80萬家社會組織，但大多數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作用有限，而且已經“走出去”的社會組織中，也多為慈善或扶貧性質。不管如何，作為一家中國環境領域社會組織，綠發會一直在用切實行動，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結合實際工作經驗建言獻策。比如，2020年11月4日，經過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成員投票表決，由綠發會提交的“調整傳統醫藥實現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等6項提案也均獲通過。

周晉峰稱，綠發會現在和國際上一些最老牌的社會組織比較起來，還有差距。綠發會的愿景是，努力成為一支在世界范圍內有更高影響力的，注重生態文明、生物多樣性和綠色發展的力量，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發出中國聲音。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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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何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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