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學生社會實踐如何避免“走過場”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大學生社會實踐如何避免“走過場”

來源：中國青年報

這個暑假，華中科技大學網絡空間安全學院學生楊婷婷覺得自己需要“對人生和社會建立更清晰的了解”。為此，即將步入研二的她沒有選擇悠閑的假期，而是陸續參加了兩場社會實踐——為期一周的“與祖國同行”暑期就業實踐活動和為期一個月的“星青年”選調生暑期政務實習。

楊婷婷發現，身邊的同學大多利用寒暑假深度參與各類社會實踐。在某社交平臺上，關于“社會實踐”的討論如火如荼，帖子和留言多達上萬條。這些年輕人意見紛紜，有人認為社會實踐是一段不可復制的寶貴人生經歷；也有人覺得部分社會實踐流于形式，大家在漫無目的地奔波；還有人是為了完成學分，但這種“強制性”會讓自己承受額外的課業壓力。

如今，隨著“大思政課”實踐育人活動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社會大課堂中接受教育、鍛煉能力，社會實踐逐漸成為連接校園與社會、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能力的橋梁。那么，如何確保這些社會實踐活動能夠真正實現思政育人的效果？大學生又該如何在活動中學習技能、收獲成長？

“走進社會現實，與真實的世界建立聯系”

報名參加這兩場社會實踐之前，楊婷婷一直很糾結。她參加過很多場賽事的志愿服務，還在社區做過戶口排查走訪的工作，但這是她第一次參與和所學專業緊密相關的社會實踐。

“我一方面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另一方面又在思考怎么做才能在這類社會實踐中獲益。”楊婷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處于人生選擇的迷茫期，特別希望了解自己到底適合什么工作、未來會有哪些發展機遇。這兩場社會實踐，一場是在長江經濟帶相關重大工程、項目、單位進行考察調研，另一場是在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實習，她能夠有機會來一場深度的“職場初體驗”，親身感受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理解不同社會角色的職責。

今年年初，23歲的胡玥背起行囊，從云南省昆明市一路輾轉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沿著祖國邊境線走過了6個鄉鎮，探訪了20多個村莊。這里位于祖國西南邊陲，聚居著彝族、白族、苗族、傣族、滿族、景頗族、布朗族等民族。作為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專業的研究生，胡玥用了24天的時間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實地訪談和數據收集。

從大二開始，每年寒暑假，胡玥都要參與一次社會實踐。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她都將之總結為“這世界的書，我又多讀了一頁”。這些年，胡玥幾乎走遍了云南省下轄的各個地級市和自治州。久而久之，她越發喜歡這種充滿“現場感”的體驗。胡玥形容這種感覺就像“走進了一片又一片自己從未涉足過的土地，將自己變換成不同的人生角色，用他們的視角去觀察和思考問題”。

去年6月，教育部發布《關于深化高校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通知》，其中提到，要聚焦服務“國之大者”，帶領大學生“小我融入大我”，在社會實踐中深刻體驗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生態等方面的重大戰略需求、戰略部署，精準錨定人生發展方向。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敬忠做了30多年田野調查，每年他都要帶領一大批年輕的大學生深入中國鄉村。在他看來，社會實踐的類型多種多樣，如志愿服務、課題調研、基層體驗等，但無論哪種形式的實踐、參與者出于怎樣的目的，“大學社會實踐最重要的意義都是走進社會現實，與真實的世界建立聯系”。

葉敬忠發現，盡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讓年輕人能夠輕松獲取大量信息，看似與世界緊密相連，但實際上這種連接往往是虛擬的，缺乏物理和情感上的深度接觸。此外，社會的變化速度前所未有，鄉村發展、工業革新、國際關系演變等都在重塑著國家乃至世界。這種快速變化要求大學生不僅要通過書本學習理論知識，更需要通過社會實踐去感受和理解這些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和社會影響。

“過去，社會實踐往往被看作豐富學生課余生活的一種教學模式。但在當下，社會實踐不應再被看作是傳統課堂的補充，而應該成為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葉敬忠說。

“理解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和見解”

“參加社會實踐僅僅是自我感動嗎？”東南大學碳中和與智能制造實驗班的趙星潼在參加社會實踐前，發布了這樣一則帖子。8月初，她和其他3名同學組成實踐小分隊，前往廣東省潮州市賈里村調研“以竹代塑、以竹代鋼、以竹代木”的竹產業發展情況。

這是趙星潼第一次擔任實踐隊隊長，為了保證項目順利進行，她和團隊做了不少“功課”。從資料收集、制定計劃、立項答辯，到尋找并聯系調研企業，僅策劃和準備工作就耗時一個多月。然而，就在大家信心滿滿準備出發之際，一名參與支教的同學向趙星潼傾訴：自己帶著滿滿的熱情走進偏遠地區時，卻出現了一些質疑聲，這讓參與實踐的年輕人感到迷茫和沮喪。

“他們去這么短的時間，真的能夠給當地教育帶來改變嗎？”這句話也深深刺痛了趙星潼，她開始思考，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到底是為了什么？

剛到竹產業園區時，趙星潼走在用竹子搭建的橋上，腳下發出了吱呀的響聲，這不禁讓她有些擔心——這次調查能得到想要的結果嗎？短短一周，趙星潼的顧慮就煙消云散了，她親眼見證了竹子如何化身為“植物鋼鐵”被應用到建筑和工業領域。經過充分的調查論證后，趙星潼開始通過視頻、圖片、文字等多種方式向更多人分享相關政策和產業發展情況。

“一次有效的社會實踐，需要參與的學生觀察多種社會現象，理解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研究員許慶紅認為，大學社會實踐能夠突破專業的限制，成為一種綜合能力的培養。

讓許慶紅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帶領學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彌渡縣進行鄉村社會大調查時，一名生長在大城市的同學發現，在農村人口普遍外流背景下，彌渡縣梨園村卻呈現出不同的景象：這里有很多返鄉中青年勞動力，同時，幾乎每家每戶都通過貸款養豬走上了致富路。于是，這名學生走訪了當地數十位養殖戶和村干部，由此延伸出了一項新調查——數字普惠金融如何賦能鄉村振興。

許慶紅說：“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展現出創新思維和社會參與意識，無論他們未來會選擇哪個行業，這些能力都能夠讓他們更加出色。”

經歷過這次社會實踐之后，趙星潼也有了自己的答案。她在帖子里寫道：“我想實踐的意義也許就在于去體驗、去探索、去驗證，當自己擁有了深刻的感悟后再去分享給更多的人。哪怕只產生了一點點改變，也值得敬佩。”

“學生更需要機會直接處理問題”

兩年前，胡玥開始通過社交平臺分享自己的社會實踐經歷。久而久之，胡玥的故事激發了很多年輕網友對社會實踐的向往和好奇，但其中不乏一些迷茫和困惑。她發現大部分同學的問題都集中在“想象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有些同學在出發前，會設想出一個完美的設計方案。然而，當他們真正面對真實的社會環境和復雜的問題時，原先的設想往往難以實現，這種差距會讓大家感到迷茫和挫敗。”胡玥向記者解釋說。

在許慶紅看來，這種“偏差”是導致學生感覺沒有收獲的原因之一。至于解決辦法，只有做好充分的文獻積累，有明確的研究問題、實踐計劃具有可操作性，同時在執行中善于反思和不斷積累經驗，才能逐漸消減這種“偏差”。

這些年，葉敬忠帶領學生在田野里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個意外和挑戰——受訪者不配合、團隊成員意外被狗咬傷甚至突如其來的山體滑坡等。他記得，8年前在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調研時，大家經歷了極端的酷熱天氣，“因為總是流汗，每天都需要換好幾次衣服”。但即便條件再艱苦，這些年輕人還是堅持背著沉重的行李，先乘坐公共汽車，再輾轉步行到達調研目的地。

每每回憶起這些故事，葉敬忠總是既感到心疼又充滿了堅定。他說：“這些挑戰和困難是社會實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它們才鍛煉了學生的意志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幫助學生培養面對不確定性的能力。”

同樣，許慶紅也有著相似的經歷。“遇到天氣惡劣、交通不便這些都是大家在社會實踐中的常事，關鍵是用什么樣的心態應對困難。”近些年，許慶紅發現，在“大思政課”實踐育人活動深入開展的背景下，社會實踐逐漸將思政教育、專業教育和社會服務融入其中，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展現出了吃苦耐勞、勇敢拼搏的精神品質。

不過，依然有很多大學生關注，如何才能避免社會實踐變成一種形式主義的“走過場”？葉敬忠認為，社會實踐應該是一種低調、務實的活動，“學生更需要機會直接處理問題，而不是被安排在一個被高度控制和預設的環境中”。他舉例說，指導教師或實踐隊員不應過多考慮通過當地政府介紹、安排來獲得便利，“這種方式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帶來正向的幫助，但也面臨著過度安排的弊端，反而不利于年輕人真實地接觸和了解社會”。

此外，葉敬忠覺得，學校和社會應該給予參與社會實踐的大學生更多的包容性，對社會實踐效果的評估也不應僅僅依賴外部評價，而應重視參與者的自我感受。許慶紅也認為，學會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是大學生進行社會實踐最重要的收獲。

平時，葉敬忠會鼓勵大學生反思：“我對世界和社會的認知發生了哪些變化？我有哪些感想？我的哪些能力可以應用到社會？”

“這些問題將引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社會實踐的意義，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和價值。”葉敬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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