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方針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為二看日本。今后中日關系發展可能出現兩種前景：一是中日關系“退大于進”，兩國關系持續緊張；二是中日關系“進大于退”，中日關系保持緩和趨勢。從中長期看，中日關系“進大于退”的可能性將與日俱增。

（一）對日方針中“區分開來”原則的形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對日工作總方針總政策，是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按照抗日戰爭開始時就確定的“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的指導方針，結合戰后新情況而制定的。1955年1月，周恩來總理指示，經商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由中聯部部長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這個文件肯定了上述對日工作總方針,提出對日政策五點基本原則：（1）反對美國在日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2）根據平等互利原則，爭取改善中日關系，逐步達到外交關系正常化；（3）爭取日本人民，發展中日人民友誼；（4）孤立美國，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系；（5）間接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

之后，毛澤東圍繞中日關系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的對日方針和戰略思想。概言之，中共對日方針和文件的重要思想，就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日本，即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把日本政府反華政策的決策者與可能爭取和團結的政黨、政治家及政府官員區分開來，把日本與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區分開來。這三個“區分開來”原則成為中國對日戰略的銳利思想武器。

正是依據“區分開來”原則，“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人民以德報怨，幫助百萬日僑重返家園，把數千名日本戰爭遺孤撫養成人”，特別是對大批日本戰俘進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當中很多人參加了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經濟建設。但是，要使“區分開來”原則為中國廣大民眾所接受并非易事。如何運用“區分開來”原則引導廣大民眾正確看待戰后日本，成為戰后發展中日關系的重大課題。

同時，在周恩來總理的積極推動下，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日本左派和反戰勢力建立的同盟關系為基礎，采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方針，積極推動民間外交，克服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日本右派政府對中日關系發展的阻撓，促使兩國關系在曲折中不斷向前發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間外交的鋪墊上實現的，是中國堅持“區分開來”原則的重大外交成果。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基于“區分開來”原則的重大外交成果

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蘇聯威脅的增強使毛澤東認為蘇聯是主要敵人，而長期陷入越南戰爭泥沼的美國政府的戰略收縮使中國有可能在美蘇兩霸中爭取美國反對蘇聯。1973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構想；1974年1月，他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又提出了“一大片”構想，其目的是要團結“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包括美日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擴張勢頭。這意味著，中國對外戰略從既反對美帝也反對蘇修的“兩個拳頭打人”轉向改善中美關系、集中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中國對美日等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越來越體現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但是，當時中國公開的對外言論依然充滿了“打倒美帝和蘇修”的革命高調，即便在中美關系有所緩和甚至改善的背景下，這一情況也沒有改變。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卻正是在這種革命高調中，在不被人注意的潛流下，逐漸發生著重大變化。表面強硬、實質‘務實’構成了當時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外交的顯著特征”。

與中美調整關系同步，1972年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又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使中日關系前進了一大步。鄧小平在訪日期間幽默地說：“聽說日本有長生不老藥，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第一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第二對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謝，第三尋找長生不老藥——也就是為尋求日本豐富的經驗而來的。”在鄧小平倡導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實施改革開放的中國積極學習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中日友好關系取得了巨大而務實的進步，日本還成為向中國提供貸款等政府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國家。

（三）冷戰結束后中日關系有進有退

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后冷戰時代。由于失去了蘇聯這一共同目標，日美同盟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陷入了“漂流期”。與之相對，當時中日關系狀況仍相當好，比如日本重量級官員只要在歷史問題上“失言”，就立即遭到嚴厲批評甚至被迫辭職；關于歷史問題表態較深刻的兩個日本首相談話也分別出現在1993年和1995年，即細川護熙談話與村山富市談話，都坦承當年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一心想利用日本并嚴防日本為中國所用的美國當然不會聽任這種狀態持續發展下去。通過樹立敵人來糾集同盟國家是美國的一貫做法。隨著1996年自民黨再次上臺，美國大力推動所謂“日美同盟再定義”，其實質就是通過尋找蘇聯之后的新的“共同威脅”，使一時有些疏離的日美同盟再趨緊密，并繼續保持“美主日從”的基本架構。

一般而言，共同威脅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共同威脅越明確越強大，同盟的生命力就越強。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增強以及蘇聯解體后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化，日美兩國逐步將其共同威脅由蘇聯置換為中國，日美同盟逐漸從“漂流期”進入“加強期”，中日關系則迅速退步，從“友好期”進入“摩擦期”。特別是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2001—2006年），圍繞靖國神社問題，中日出現了激烈摩擦，形成了所謂“政冷經熱”的局面。

2006—2008年，在第一屆安倍晉三內閣以及其后的福田康夫內閣期間，中日領導人相繼開展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動兩國關系明顯進步。

2009年9月上臺的鳩山由紀夫首相提出了“友愛哲學”“日中友好”“東亞共同體”等外交理念，希望日本“回到立足和倚重亞洲”，并要求美軍普天間基地撤出沖繩。2009年12月，日本民主黨干事長小澤一郎率領包括140名國會議員在內、總人數達643人的第16屆“長城計劃”訪華團訪問中國。“半個日本國會的訪華”成為當時中日諸多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中日友好關系出現了后冷戰時代難得的回暖和進步。2010年6月鳩山下臺，中日關系的短暫進步成了曇花一現。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同年9月中日發生撞船事件。2012年9月野田佳彥政府的“購島”行為更激起了中方強烈反對，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迅速升溫。2013年12月安倍晉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加劇了中日關系的緊張態勢。2014年11月，中國領導人會見安倍首相，扭轉了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勢頭，開啟了兩國關系走向緩和的進程。2015年4月，中國領導人在雅加達應約會見安倍晉三，并于5月會見日本三千人訪華團等。顯然，中國領導人對日外交的戰略思想與實踐，對穩定中日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事實表明，中日關系一個重要特點是，領袖個人的力量顯得特別巨大。

（四）中國對日外交面臨新形勢

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美國從2010年開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特別是進入2016年以來，位居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航運要沖的南海的領土領海爭端被美國視為遏制和孤立中國的重要抓手。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從以接觸為主向以打壓為主轉變，中美矛盾已超越中國與南海聲索國之間的矛盾而成為南海局勢的主線。2016年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終裁決”前，美國的“里根”號、“斯坦尼斯”號兩個航母群氣勢洶洶地闖入南海海域，中國三大艦隊也在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練”，中美在南海海域的軍事對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面對中國強有力的軍事與外交斗爭，8月美國的航母群悄悄撤出了南海，中美南海博弈暫時降溫。但美國并沒有就此罷休，依然伙同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拉上菲律賓、越南等南海聲索國，拽緊新加坡，籠絡印度，企圖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圍堵。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的南海政策可能趨于強硬，中美對抗有可能演變成為國際政局最突出、最危險的問題。

日本積極配合美國，蓄意炒作和插手南海問題，即使是在中美南海軍事對峙暫時降溫之后，日本依然利用“南海仲裁”撥弄是非，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其目的在于既幫美國守住其海洋霸權底線，又減少它在與中國存在爭端的東海海域的壓力，再就是維護被其稱之為“生命線”的、經由南海的海上運輸線。與此同時，2016年臺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化，蔡英文就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后一方面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方面匆匆趕往美國朝貢，甚至表示有意向美軍開放可隱匿大量軍機的地下防空洞——佳山基地，其實質顯然是有意加入美國軍事戰略體系。2016年7月，美韓不顧中俄等國以及韓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執意要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這意味著如同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威脅俄羅斯一樣，美國還要在東亞部署反導系統威脅中俄等國，從而形成從西到東的美制“全球反導天網”。11月，日本和韓國草簽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補上了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中缺失的一邊——日韓軍事關系，企圖形成以美日韓軍事同盟為主的亞洲版“北約”。

總之，進入2016年以來，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更加嚴峻，中國外交面臨新形勢。對此，中國對日外交堅持“區分開來”的原則，努力爭取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力量，期待日本堅持戰后一路走來的和平發展道路，一再促使中日關系有所“進”。比如，2016年9月，中國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會見安倍首相，指出“雙方應該排除干擾，推動中日關系早日回到正常發展軌道”；11月下旬，中日防務部門在東京舉行海空聯絡機制第六輪專家組磋商，一致同意為早日啟動運行該機制繼續磋商。2016年，日本企業對華投資出現恢復傾向；中國人赴日旅游繼續保持強勁勢頭，中國人在日本的消費占所有外國人在日消費的一半以上，中國有些媒體和網站還發表了許多赴日游客談論日本之行留下良好印象的文章；日本產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額首次超過日本國內汽車消費總額……這些都可視為兩國關系“進”的表現。

但安倍政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右翼政治理念，拉開了與中國全面對抗的架勢：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堅持“不存在領土問題”的頑固立場；在軍事上，繼續煽動“中國威脅論”，渲染中國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新增石油鉆井平臺將被用于軍事目的；在宮古海峽兩側的島嶼上不斷增加軍力，部署用來威脅中國過往軍艦的導彈；自衛隊還頻頻派遣軍艦和偵察機監視、騷擾中方的油氣田作業，尾隨偵察通過宮古海峽進行正常訓練的中國軍艦和戰機。兩國政治關系惡化和日媒對中國太多的負面報道，導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友好感情降至復交以來最低點。總之，安倍內閣不斷地與推“進”中日關系的中方努力反向而行，導致中日關系的“退”大于“進”，中日兩國的對抗面日趨擴大、復雜而深刻。

（五）從安全保障角度看中日關系的兩種可能前景

所謂安全保障，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最壞的可能做好準備。從安全保障角度看，中日關系可能出現兩種前景，第一種前景是“退大于進”；第二種前景是“進大于退”。

中日關系“退大于進”，包含兩種可能。第一，以釣魚島爭端或日本插手南海、臺海問題為導火索，中日走向全面軍事對抗。第二，中美戰略競爭升級，連帶中日關系倒退，甚至形成中國與美日及美國其他盟國之間的“新冷戰”局面。

中日關系發展的第二種可能前景，是“進大于退”。

美國為了圍堵崛起的中國，采取各種手段離間分化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系。中國在應對美國竭力分化離間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以便結成反華軍事圍堵圈的斗爭中，既采取了大力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等措施，也采取了運用硬軟實力對美國多年來實施的分化戰略實施有效“反分化”的政策。為了防止在南方和東方“兩面受‘敵’”，顯然需要維持東海方向的緩和，進一步擴大分化戰略的實施對象，并敦促在南海問題上動作頻頻的日本不要“沒完沒了”。

日本是美國的“鐵桿同盟國”，要撬動日美關系難度很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巧妙地采取硬軟兩手，或者說交替地采取所謂“選擇性遷就”方法的楔子戰略與“對抗”方式的楔子戰略，促使日本調整近年來日益升級與中國對抗的立場和政策。當然，對硬軟兩手的選擇和使用頻度、力度，必須以對分化對象的國家實力與軟肋、戰略意志與決心及其跟盟國關系的“親密”程度的準確判斷為依據，如果誤判這些事實，可能使中國面臨更緊密更強大的對立性同盟的挑戰。需要強調的是，安倍當政期間，我們爭取日本的目標不宜定得過高，所謂爭取日本“全面支持”中國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爭取日本的目標宜定得“適度”，即軟硬兼施地敦促安倍政府繼續維護2014年11月以來兩國關系的緩和進程，加強中日在環境、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乃至“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經貿合作，在此基礎上再爭取日本同中國進一步緩和甚至改善關系。

為此，需要堅持中國對日方針的三個“區分開來”原則，特別是其中“把日本與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區分開來”的原則，抓住日美兩國在地理位置、優先戰略、相對國力、主流民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異，將唯一能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企圖利用美國向中國多爭取一些利益的國家區分開來并區別對待，以利于減少組織起來對付中國的對手國家的數量和力量。如果中日兩國利用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周年等重要契機實現領導人互訪，增加兩國間最欠缺的東西——政治互信，中日關系繼續緩和并改善的可能性很大。

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思想和外交戰略思想的指引下，隨著中國的現代化文明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拉大對日本的領先差距，從中長期看，中日關系“進大于退”的可能性將與日俱增。

（本文選自《日本學刊》2017年第1期發表《中日關系的“進”與“退”——基于“區分開來”原則預測的可能前景》（全文約2.7萬字）。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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