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青年翻譯家哈賽寧。

資料圖片

韓國翻譯家金泰成。

本報記者 陳尚文攝

越南翻譯家、越中友好協會副會長阮榮光。

本報記者 劉 剛攝

土耳其漢學家吉來正在課堂上講授“崛起的中國：歷史與政治”碩士課程。

本報記者 王云松攝

他們是熱愛中國文化的外籍人士，都獲得了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他們在海外用當地文字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用外語講述中國故事，把更加全面、真實、立體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

哈賽寧：

以文學之力，促民心相通

本報駐埃及記者 王云松

“我出生在埃及南方，那里匯聚了燦爛多彩的古埃及文明，因此我從小就對歷史很感興趣。上中學時，香港功夫片把我帶入了一個神秘又遙遠的國度——中國，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讓我著迷，從那時起，我就渴望讀懂中國文字，在填報大學志愿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文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沙特國王大學語言與翻譯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青年翻譯家哈賽寧對本報記者說。

畢業后，哈賽寧前往中國求學。2008年，他獲得了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學位。“中國文學是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中國，他從2007年開始嘗試翻譯一些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作品。

哈賽寧陸續翻譯了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紅蘿卜》、阿舍的《奔跑的骨頭》、傅謹的《二十世紀中國戲劇導論》、劉震云的《手機》、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以及《中國當代女作家作品選》《中國實驗劇》《中國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話》等十幾部中國文學作品。2013年1月，在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3個月，其代表作《紅高粱家族》便由哈賽寧教授翻譯成為阿拉伯語，由埃及國家翻譯中心出版發行，這是莫言的作品首次被翻譯成阿拉伯語。

“《紅高粱家族》是最打動我的一部，表現出了中國的抗戰歷史以及山東地區的獨特風俗，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特別是山東地區人民的抗日戰爭描繪得淋漓盡致。”哈賽寧說，為了更好地翻譯這部作品，他還專程前往莫言的故鄉山東高密，就作品中的一些內容向莫言請教，“這些寶貴經歷使我的翻譯能更加貼近原作，真正做到‘信’‘達’‘雅’”。

《紅高粱家族》阿拉伯語譯本出版后，作品中包含的豐富的文化、宗教與風俗習慣等因素，讓很多阿拉伯讀者對中國文化著了迷，不僅吸引了當地媒體的目光，還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國際書展上入圍暢銷書系列。2013年，哈賽寧榮獲埃及國家青年翻譯獎。

哈賽寧表示，阿拉伯民眾渴望了解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在將中國文學作品推廣到阿拉伯國家時，好的翻譯版本往往能事半功倍，因此，他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責任與擔當。“我愿充當溝通中阿文明的橋梁，把更多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帶到阿拉伯世界來，通過文學的力量，讓中阿人民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哈賽寧說。

金泰成：

抓緊時間，翻譯更多中國作品

本報駐韓國記者 陳尚文

走進韓國翻譯家金泰成的工作室，青花瓷、紫砂壺、皮影畫、熊貓玩偶、大紅燈籠……還有9000多本藏書塞滿了幾個書架。“40%的藏書都從中國帶回來的”，金泰成驕傲地對本報記者介紹。

金泰成1959年出生于首爾，1979年到韓國外國語大學（以下簡稱“外大”）中文系就讀。大學時，他癡迷于英文和法文，經常“翹課”學習法語，把英文書翻譯成韓文。直到大學最后一個學期接觸到中國古典散文，他才驚覺“錯過了”。大學畢業后，金泰成進入外大中文研究所，拼命學、看、寫、譯，想補回之前落下的，“越深入了解，越深陷于中國的魅力。”

北京的三聯書店、中關村圖書大廈，上海的季風書店……每次到中國，金泰成都要先花上至少兩天時間“浸”在書店里讀書、挑書，“中國書籍的內容越來越豐富，質量越來越好”“每次回韓國，我的行李箱幾乎都會超重，最多時一次帶了50余本回韓國”。

“翻譯要以大量閱讀為基礎，讀書，既要自我解渴，更要懂得分享。”金泰成感慨，中國在快速變化，而韓國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停留在過去，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中翻韓”的力量較弱。金泰成指著工作臺前攤著的《穆斯林的葬禮》等十幾本書說，“這是近期要翻譯的”。工作室一角的地板上，一摞書高高壘起幾近天花板，“這是已經譯完出版的”。

2005年起，金泰成開始投入到大量翻譯工作中，他翻譯了鐵凝的《無雨之城》《大浴女》、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海巖的《玉觀音》、舒婷的《致橡樹》等近100部中國圖書，并推動200余部中國優秀圖書的版權走進韓國。2016年，《人民文學》雜志韓文版《燈光》開始出版，金泰成任編輯總監。

金泰成說，15世紀中葉，世宗大王頒布了《訓民正音》，創制了韓文，目的之一就是讓看不懂漢字的市井百姓可以和中國溝通。如今，幾百年過去了，韓國人仍希望繼續保持對中國文字的理解。

金泰成認為，好的翻譯都會遵從原著，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的心境，而“漢白玉是玉”這樣想當然的翻譯，則會讓原著的味道大打折扣。

目前在韓國，古典、歷史、哲學領域的中國書籍最受讀者歡迎，文學書籍卻并不受待見。金泰成解釋說，當前引進韓國的中國文學作品，一是題材以農村為主，沒有客觀反映中國城市發展面貌，二是以“50后”“60后”作家作品為主，韓國讀者無法欣賞到“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也無法了解到這些作家所經歷的中國社會以及他們的視角。

2015年初，改編自中國作家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的韓國電影《許三觀》在韓上映。金泰成說，韓國電影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進行演繹，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通過中國作家的作品，韓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感受以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理解會更具體，印象也更深刻。

對金泰成來說，時間越來越不夠用了，他準備不再教書，抓緊時間翻譯更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他還計劃開辦一間私人圖書館，讓更多韓國人讀到他珍藏的中國書籍，一起交流學習中國文化的心得。

阮榮光：

為越中友誼做貢獻，只有“進行時”

本報駐越南記者 劉 剛

《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古典文學作品曾讓無數越南讀者癡迷，并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越南翻譯家、越中友好協會副會長阮榮光也不例外。“最開始我閱讀的是越南文版，隨著中文水平的提高，我開始閱讀原版著作。我非常喜歡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都很精彩。”阮榮光對本報記者說。

阮榮光1968年進入越南河內外語師范大學（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中文系學習，1972年參加越南抗美救國戰爭，1978年深造畢業后從事外交工作。

1998年，阮榮光開始翻譯《改革政府——20世紀末的政治旋風》一書。“20世紀末，政府改革成為當時中國的熱詞，受到各方關注。我翻譯的這本書，為官方提供了有益借鑒，反響很好。”阮榮光說。

阮榮光還陸續翻譯了《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兩個主義一百年：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一系列政治理論著作。

在越南，被翻譯成越南文的中國著作不計其數，但文學作品居多，中國政治理論著作的越南文版則鳳毛麟角。阮榮光長期從事對華外交工作，對中國的黨情、國情非常了解，這使他在翻譯這些理論著作時駕輕就熟，“越南的革新事業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越南和中國同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兩黨兩國有必要交流和分享各自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我將中國權威的理論著作翻譯成越南文，希望能為越南國內提供參考。”

2015年11月初，《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越文版發行儀式在河內舉行。“該書出版發行后，在中國國內外都備受關注。越南國家政治出版社計劃出版該書的越南文版，他們請我推薦能翻譯該書的專家。在越南能翻譯中文的人不少，能翻譯這本書的人卻不多。把這本書翻譯成越南文，是集體智慧和團隊協作的完美體現。”阮榮光說。

作為全程參與翻譯、校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越南文版的重要成員，阮榮光感慨地說，從這本書中，他了解到習近平主席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對中國國家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提出的新認識、新思路和新理論，“這本書可以讓外界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的發展戰略和未來走向。”

“翻譯著作既能滿足越南廣大讀者的需求，也是我的興趣愛好，我深深陶醉其中。”阮榮光說。雖然已經退休，但他作為越中友協副主席，主辦和參加各種友好交流活動，忙得不亦樂乎。

“我這輩子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時期，作為一名坦克兵抵抗帝國主義侵略，這件事已經做完；二是為越中兩國友好關系做貢獻，這件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吉來：

呈現原汁原味的《孫子兵法》

本報赴土耳其特派記者 王云松

第一次見到土耳其漢學家吉來副教授，是在安卡拉大學的課堂上，吉來正向10多名來自土耳其、利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的學生講授名為“崛起的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碩士課程。從先秦時期的法家與儒家、霸道與王道，到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小小的課堂內，縱橫捭闔5000年。

當這位年輕的外國學者準確地將中國漢朝的時間脫口而出、把《諸蕃志》這樣的古籍掛在嘴邊時，本報記者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其實我了解得還不夠，只是我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被其魅力所深深折服。”吉來略帶靦腆地說。

上小學時，吉來通過觀看動畫片《神筆馬良》接觸到中國文化。早在1935年，在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推動下，安卡拉大學便成立了漢學系，開啟了土耳其的漢學研究。出于對中國的熱愛，吉來在安卡拉大學選擇專業時，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漢學系，并在那里取得了漢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

吉來告訴記者，《孫子兵法》是世界上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中國古典著作之一，盡管土耳其已經有了土耳其語版的《孫子兵法》，但這些書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存在不少錯誤，也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書中所蘊含的豐富的中國哲學思想。2013年起，吉來與另一位土耳其漢學家合作，將中文版的《孫子兵法》譯成土耳其文，那位漢學家因病去世后，則由吉來獨立承擔了《孫子兵法》的翻譯。

這部土耳其文版的《孫子兵法》一經出版，便反響巨大，很快便成為暢銷書之一。目前，該書已經累計印刷了6次，銷售量達到4萬多冊。吉來目前正在翻譯《論語譯注》，譯本計劃在2017年出版。

“我希望有更多土耳其人了解到孔子的儒家學說，因為無論是認識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儒家思想都是一個重要切入點。”吉來說。

吉來始終將中國“信”“達”“雅”的翻譯理念視為自己的目標不斷追求。“由于中土兩國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很多著作翻譯起來非常困難，而且因為篇幅較大，翻譯周期較長，通常把一本200頁的中文書籍譯成土耳其文，就要達到270頁，但我從不放棄。”吉來說。

目前，吉來已經出版了包括《中國人眼中的奧斯曼帝國：康有為突厥游記》等多部學術著作，未來還計劃出版關于明朝與奧斯曼帝國關系、19世紀至20世紀的中土關系等兩部書籍。未來，吉來還計劃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歷史、中土關系、中國與中東關系等方面。

“我愿意做一名推動土中文化交流的‘使者’，把‘中國人的故事’告訴我的土耳其同胞。能為兩國文化交流做點微薄的貢獻，真感到榮幸與幸福！”吉來說。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7年02月16日 23 版）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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