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４月７日電

新華社記者王可佳

日本安倍內閣日前通過一份答辯書，宣稱不排除將《教育敕語》作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教育部門要求在中學體育教育中加入“刺槍術”這一二戰時日本士兵的訓練科目，引發批評聲浪。

什么是《教育敕語》？它的爭議性何在？為什么輿論普遍認為要對它的回歸提高警惕？

《教育敕語》頒布于１８９０年。有歷史學家認為，當時日本社會自由民主運動興起，當局極力想要壓制這種思潮，《教育敕語》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教育敕語》是明治天皇對臣民的訓誡，它以天皇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十二種美德，并要求子孫臣民永遠奉守。其中，除了孝敬父母、友愛兄長、夫妻和睦等內容之外，它還要求人們具有“奉公”精神，能夠為“皇室的永存而獻身”。

《教育敕語》頒布后，立刻被文部省“下賜”給各個學校，成為強制性的德育教材。它被看作是天皇制度的一種精神支柱，具有無上的權威性，甚至被后人稱為“戰前時代的圣經”。當時在學校舉行慶典或重要儀式時，“奉讀”《教育敕語》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

在戰爭期間，《教育敕語》的地位被極端“神圣化”。當局利用它教導國民“奔赴戰場，敢于為天皇奉獻生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教育敕語》逐漸被與軍國主義思想聯系在一起。

二戰結束后，盟軍最高統帥下令禁止日本學校“奉讀”和“神化”《教育敕語》。１９４８年，日本國會通過決議，廢除《教育敕語》。《教育敕語》由此失效，并被《教育基本法》代替，正式走下了歷史舞臺。

不久前牽涉“地價門”的森友學園曾因“要求兒童背誦《教育敕語》”而備受爭議。

據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其夫人安倍昭惠都對這種做法非常肯定。安倍昭惠不僅曾經出任森友新設小學的名譽校長，還曾在訪問幼兒園時因校方的“愛國主義教育理念”而感動落淚。她還說，安倍本人也認為森友的教育方針和自己的想法“很有共鳴”。

安倍內閣中的其他成員也公開表現出了對《教育敕語》的積極態度。

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就曾毫不諱言地支持《教育敕語》。她說：“現在的日本仍是一個追求道義精神的國家，人們應尋回這種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稱，《教育敕語》既然已經喪失原有的政治、法律效力，在適當的考量之下用作教材的做法本身并不存在問題。

據《東京新聞》５日報道，時任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也曾在３年前的國會上稱，“（《教育敕語》）里面的內容有著跨越時代的普遍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用作教材也是無妨的”。

自民黨前眾院議長伊吹文明６日聲稱，“沒有人說要把《教育敕語》整個拿出來（放入教材），只是說日本人應該吸取其中正面的部分”。

日本自民黨修憲推進本部長代理船田元６日則質疑政府允許將《教育敕語》用作教材的內閣答辯書，認為《教育敕語》“被公認是一種戰前軍隊和政府的思想統治工具”。

《朝日新聞》２日發表社論認為，縱觀本屆內閣一系列言論和思想表現，此次通過的內閣答辯書可看作是政府“企圖回歸戰前價值觀”行動的一環。

《東京新聞》報道說，《教育敕語》中所提到的孝道、友愛都是為支撐“天皇國家”而存在的，用有這樣價值觀的內容作為德育教材是違反憲法的。

日本近代史研究學者辻田真佐憲認為，《教育敕語》是天皇對臣民的道德訓誡，其中“上下級關系”是前提，對“美德部分”獨立看待是很可笑的。

戰爭的親歷者也發出了懇切的呼吁。出身廣島縣的谷口直之老人對政府的說法感到震驚。“《教育敕語》是我們一直想忘記的……引發戰爭的正是這種戰前精神，”他說。出身沖繩縣的平良啟子老人說：“這是一種可怕的教育。”

分析人士認為，《教育敕語》體現出了一種“君權至上”的歷史觀，又存在沾染軍國主義色彩的背景，其敏感性和爭議性不言而明。像森友學園這樣的辦學機構以“愛國”作為借口，毫無顧忌地將其用作主要教育方針，且日本政府不僅對此縱容，甚至還通過內閣答辯書表態“不排除將《教育敕語》用作教材的可能性”。安倍政府對“戰前思想”的寬容度之高，不得不令人警惕。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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