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正計劃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白皮書。近日，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召集所有駐外大使、高級專員公署專員、總領館總領事回國舉行會議，討論澳外交、貿易和發展政策及目標，為制定《外交政策白皮書》提供素材。

有分析認為，澳政府如此大規模召集駐外使節，說明其面臨的外交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了重新規劃外交政策的時候。

內外壓力增大，亟須重新規劃外交政策

這是澳大利亞首次從全球所有113個駐外使團同時召集主要負責人。澳外交貿易部發表聲明說，新白皮書將指導澳大利亞如何與國際社會融合、發揮國際影響，維護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澳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白皮書還是在2003年。

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世界存在嚴重不確定性的今天，澳大利亞有必要利用好資深外交官的經驗與智慧。”

當地輿論認為，澳大利亞當前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來自美國。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這對澳大利亞來說無異于一記重擊。澳大利亞前駐美大使比茲利說，澳美關系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政治上，還因為美國對澳大利亞的巨額投資，但特朗普聲稱美國資金必須回流到美國，這對澳大利亞經濟來說也是個糟糕的消息。不久前，澳總理特恩布爾首次與特朗普通電話，談及兩國此前達成的難民安置協議，可原本預計1小時的通話只進行了25分鐘。

悉尼科技大學客座教授黃向墨認為，除了美國因素，英國“脫歐”、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非法移民、反恐形勢嚴峻等諸多全球政治經濟形勢新變化都讓澳傳統外交政策面臨挑戰。黃向墨表示，澳大利亞政府重新規劃外交政策與內政也不無關聯。去年的選舉過后，澳政府的支持率始終在低位徘徊，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內部壓力越來越大，而不少內部壓力來自外交的受挫。現政府面臨內外雙重壓力的局面，意識到必須重新規劃外交政策的時候到了。

提升國家實力，經濟外交成為核心內容

澳大利亞政府2003年公布的外交政策白皮書明確定義澳大利亞是位于亞太地區的西方國家，與北美洲和歐洲有密切的關系，但又強調與亞洲的關系和與美國的聯盟同等重要。但在篇幅上，2003年外交政策白皮書與亞洲關系的章節中關于中日韓等國家只占很小的部分，與美國的聯盟關系卻用了一整章來闡述。白皮書認為，亞洲沒有歐洲那樣的安全體系，因此美國的介入就成了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

14年過去了，澳大利亞面臨的外部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亞洲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與日俱增，中國不僅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雙方已經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畢曉普在此次外交使節會議上表示：“澳大利亞對外關系的重點方向是周邊國家。中國的崛起是史無前例的歷史性事件，對澳大利亞影響深遠。中國的發展成為推動澳大利亞連續26年實現增長的主要因素。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必然伴隨日漸強大的戰略影響力，這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黃向墨認為，面對新的外部形勢，澳新版外交政策白皮書中的一些表述出現變化是可以預期的。比如有關對華關系部分的篇幅有可能會增加。此外，新版外交政策白皮書可能會重點闡述澳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系，并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因為畢曉普已經明確對外交人員表示，經濟外交將成為澳對外交往的核心內容。

應對形勢變化，加強與亞洲國家經貿合作

當地輿論認為，澳大利亞目前外交政策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在逆全球化抬頭的今天，繼續加強與亞洲的經貿合作，力推自由貿易。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特別是隨著亞洲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澳大利亞與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經濟融合程度越來越深。黃向墨認為，有相當一部分澳大利亞人已經越來越認同澳大利亞是個亞洲國家，這種亞洲認同反過來也會對澳大利亞的對外關系產生影響。

不過也應看到，澳大利亞與歐美國家的傳統聯系依然非常深厚，并將長期影響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休·懷特說，澳大利亞地廣人稀，單憑自己的力量難以保衛國家安全。二戰前的英國和二戰后的美國不僅承擔起了保護澳大利亞安全的角色，而且牢固的對美關系更成為維系大多數澳大利亞人身份認同的紐帶，這種關系甚至超越了政策層面，成為澳大利亞人的一種心理寄托。

懷特說，目前的趨勢是澳美對彼此的安全承諾越來越少，兩國在同盟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澳大利亞有一種危機感，那就是即便在有盟友承諾保障其安全的情況下，澳大利亞人依然擔心在關鍵時刻會被盟友拋棄。”懷特認為，澳大利亞日漸重視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

（本報堪培拉4月7日電）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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