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 在中國擁有讀者最多的德語作家，不是名氣最大的歌德或席勒，而是來自奧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中國讀者眼中的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說故事曲折、文筆生動，尤以細致刻畫女性心理見長，他寫的《人類群星閃耀時》和眾多名人傳記，也在國內出版多次。然而，在茨威格逝世75周年的今天，我們緬懷的不僅是作為作家的茨威格；對于今天的世界而言，更加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作為人道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的茨威格。

茨威格于1881年11月28日出生在維也納一個富有的猶太企業家家庭。世紀之交的維也納，不僅是奧匈帝國的首都，更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大都會。歐洲各民族文化在這里滲透交融，藝術和文學因此呈現出花團錦簇、琳瑯滿目的多元景觀。尤其是以赫爾曼·巴爾、阿圖爾·施尼茨勒、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等作家為核心的維也納現代派，在當時的歐洲文學界盛極一時，不僅使維也納成為德語文學重鎮，而且在繼歌德、席勒等浪漫主義文學后，再次使德語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笑傲江湖。

從文學神童

到心理描寫大師

茨威格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如癡如狂地愛上了文學。他16歲就開始在文學雜志上發表詩歌，之后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成為二戰之前歐洲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的每一本書，“在德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天，就會售出兩萬冊，而且報紙上還沒有登過任何廣告”。

18歲時，茨威格進入維也納大學學習哲學，同時繼續文學創作，190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同時，發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說《艾麗卡·艾瓦特的愛情》，描寫一位年輕女鋼琴師憂傷的初戀。1908年，他將自己的第一部戲劇，充滿敬意地呈獻給弗洛伊德，從此與年長25歲的弗洛伊德結下了忘年交。茨威格視弗洛伊德為自己和自己這一代人的精神之父，在他眼中，弗洛伊德創立的心理分析，是一場使每個人都深受震撼的“革命”。在接下來的文學創作中，他把心理分析運用得風生水起，例如《灼人的秘密》《馬來狂人》《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等代表作。茨威格尤其偏愛而且擅長描寫女性的心理，塑造了許多性格鮮明、情感熾烈但命運凄慘的女性形象。發表于1922年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就是其中的經典之作。小說中連名字都沒有出現過的陌生女人，對作家飛蛾撲火式的愛，不僅令普通讀者唏噓，也深深打動了高爾基，高爾基認為這是一篇杰作，盛贊茨威格是“世界上最了解女性的作家”。

茨威格撰寫的人物傳記同樣享譽世界，其中最被稱道的是他為幾位作家同行所寫的傳記。1920年的《三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啟了他稱之為“精神類型實驗”的系列寫作，連同1925年的《與魔鬼作斗爭——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和1928年的《三作家——卡薩諾瓦、司湯達、托爾斯泰》，統稱為《世界的建筑師》，因為這幾位作家，以各自的人生和創作為人類搭建了一個廣闊的精神和文學世界。在這三部曲中，茨威格一反傳統的記錄式傳記寫作，不拘泥于客觀描述，對每一位所描寫的作家都抱以深切的情感，用心理分析方法來探索他們的深層心態，突出性格塑造，進而將讀者引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喚起讀者的情感共鳴。這種獨特的傳記寫作方式，開創了心理傳記文學之先河。托馬斯·曼曾贊賞茨威格具有“把歷史時刻和人物形象，從心理學上和藝術手法上描寫得栩栩如生”的天賦。

以生命鑄就的

人道主義者

茨威格雖然自稱是“非政治性”人物，但其行為和作品處處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道精神。他從大學時代就開始四處游歷，足跡遍及歐美亞非，結識了很多著名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如羅曼·羅蘭、高爾基、維爾哈倫、羅丹、紀德等，這些朋友都對茨威格產生了巨大影響。他曾表示，“我的內在教育，始于與我同時代的著名人物——維爾哈倫、羅曼·羅蘭、弗洛伊德、里爾克的友誼。”此處的內在教育，更多是指價值觀、世界觀的影響，是歐洲人道主義思想的傳承。正是在和平主義者羅曼·羅蘭的直接影響下，茨威格在一戰爆發時，并沒有像歐洲許多知識分子那樣，表現出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戰爭的狂熱，而是堅定地站在和平立場上，奮筆疾書，呼吁和平，開始了“一個人的戰爭，一場反對背叛理性的戰爭”。

作為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茨威格寫下了很多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短篇小說《日內瓦湖畔插曲》和《舊書商門德爾》控訴了一戰對普通人的精神和肉體雙重傷害。長篇小說《變形的陶醉》帶著歐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代烙印。他的最后一篇、也是其最著名的小說《象棋的故事》，通過描寫一個流亡者在船上下棋時的怪異表現，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將納粹的非人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納粹黨1933年在德國上臺后，很快開始焚燒并查禁所謂“違背德意志精神”的書籍。茨威格位列第一批被封殺的作家黑名單上，他預感到災難迫在眉睫，于1934年2月流亡倫敦。1939年二戰爆發后，他經美國、阿根廷、巴拉圭流亡到巴西。1942年2月22日夜，茨威格與妻子在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寓所服安眠藥自殺。茨威格的自殺，深深震動了世界文壇，甚至引起了許多流亡作家的憤慨和怨恨。包括托馬斯·曼和漢娜·阿倫特在內，有些人認為他過于敏感、脆弱和消極，他自殺的行為是對所有流亡者共同命運的背叛。

的確，茨威格一生衣食無憂，還經常接濟困頓的同行。即使流亡異國他鄉，也從不必為生計所困。當時的他已遠離了納粹魔爪，在巴西被奉為上賓，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每次講演都是萬人空巷。他看似根本沒有自殺的理由。其實，茨威格在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中，早已下意識地寫明了他自殺的真正原因。《昨日的世界》的副標題是《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清楚展現了茨威格對歐洲文化和歐洲集體意識的強烈認同感。在他看來，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歐洲處在一個高度文明和祥和的“黃金時代”，人們堅信，“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與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然而，二戰的爆發標志著“造就和教育”了茨威格那一代人的“時代的徹底結束”。他目睹了理性的失敗和野蠻的勝利，見證了人類文明跌落到最低點。在自殺前的絕筆中他寫道：“與我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我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亦已自我毀滅……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們經過這漫漫長夜還能看到旭日東升！而我這個過于性急的人要先他們而去了！”

茨威格的自殺，并非對納粹暴政的消極逃避和投降，而是對后者做最后的、無聲的、最有力的控訴。他以死宣示了他對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無條件堅持。他以自己的生命，書寫了對人類的熱愛、期望與警示。

75年過去了，來自昨日世界的茨威格，其人和作品所散發出的人道主義光芒，穿越時空，依然在人類的星空中閃耀。

人物速寫：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25日 07 版）

[責任編輯：楊凡、劉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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