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谷鬧市區有一座“沙吞獨特大樓”，這原本是座高約185米的“豪華公寓樓”，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蓋到只差最后兩層時停工，成為世界最高的爛尾樓之一。

1997年7月，以泰銖兌美元匯率暴跌為標志，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被稱為“冬陰功危機”，之后迅速蔓延至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至今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1997年，我剛進公司工作，金融危機突然來了，公司一下子變成負資產，很多人的年終獎轉眼就沒了。”馬來西亞一家地產企業高管林尊文清楚記得，當時，馬來西亞林吉特兌美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2.5林吉特猛跌至1美元兌5林吉特，“這對進口打擊太大，我的朋友當時已經付了訂金，匯率大跌后，干脆連進口的貨都不要了”。

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普遍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影響。由于許多原材料和零部件都依賴進口，匯率大跌拉升了進口成本，匯率劇烈波動更使商家難以估算生產成本。

國際游資是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歐美金融大鱷大規模介入外匯市場，持續猛攻，使本地貨幣嚴重貶值。盡管區域內一些國家動用大量外匯儲備，但依然無濟于事，外匯儲備面臨枯竭，大量外資從區域撤出，貨幣貶值一瀉千里。1996年，流進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韓國這五國的新資金達到930億美元，第二年共有1050億美元離開。一年時間里，資本凈流出就達到120億美元。媒體引述時任印尼央行行長蘇德拉查·吉萬多諾的回憶稱，那是他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段，“好幾個月都睡不好覺，每天都在拼命應對”。

當時，很多外資銀行和其他債權人都拒絕展延貸款期限，許多亞洲企業倒閉、減產和裁員。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從1997年9月到1998年9月，在印尼有超過2000萬人被解雇，許多亞洲中產家庭的財富大幅縮水。

“有家馬來西亞銀行上周還答應借1億林吉特給我們，這周就取消了貸款，但我們這周還要償還之前的貸款。”林尊文用“焦頭爛額”形容當時的狀態，“經過多次企業重組，以及我們和債權人（主要是銀行）多次協商，在眾多好友的支援下，我們才擺脫了清盤的厄運，打贏了翻身戰，但一些企業至今仍陷在泥潭中。”

危機如黑云壓城，此時，中國充分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風范，不僅履行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還通過國際機構和雙邊援助來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穩定。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才當時在瑞士聯合銀行香港部門工作，他說：“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有效抑制了金融危機的繼續蔓延，中國政府立下了大功，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只有貨幣匯率穩定，生意才會好做。林尊文坦言，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的經濟結構都很單一，如果人民幣當時跟著貶值，其他國家的貨幣也只能跟著貶值，后果不堪設想，“中國頂住壓力，穩住了亞洲，安定了人心！”

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也更趨謹慎、保守和平衡，尤其是更加合理地控制外債比例。如今，家庭債務水平飆升成為部分國家新的挑戰之一。今年第一季度，泰國家庭債務總額占GDP的78.65%，截至去年6月，馬來西亞家庭債務也占GDP的88.9%。泰國房地產持續擴張，也開始出現供過于求勢頭。

今年5月，AMRO發布的《2017年度東亞經濟展望報告》稱，東亞經濟的韌性較強，預計2017年和2018年該地區經濟增速分別為5.2%和5.1%。中國經濟企穩，預計2017年經濟增速為6.5%。東亞仍是全球經濟表現最好的地區，增長主要由內需驅動。當前東亞面臨的外部風險主要來自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包括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流動性緊縮加劇等。

如今，亞洲面臨的新型金融風險沖擊依然層出不窮。各經濟體只有持續鞏固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機構運營透明度、加強金融機構監管，同時，加強財金合作、建設并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才能安然抵御下一次危機。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27日 23 版）

[責任編輯：楊凡、張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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