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劍犁 國際問題專家

近年來，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屢屢發生“意外病情”和衛生安全事故。國際社會對這些受美國軍方控制的“生物實驗室”是否正秘密研制生物武器，產生了高度警惕和極大懷疑。然而，美方始終閃爍其詞，以各種借口拒絕透露這些實驗室的工作內容，使國際社會難以了解其真實用途。俄烏沖突的爆發讓事態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隨著戰事推進，俄方從美國在烏克蘭建立的生物實驗室起獲大量文件和數據資料，揭開了美國開展生物武器研究神秘面紗的一角。

一、愈多證據表明美國在烏克蘭等全球多地開展生物武器研究

根據美方自己公布的數據，美國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是所謂“生物協同計劃”的一部分，而該項目隸屬于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由五角大樓直接出資管控，大多位于獨聯體國家、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其中，美方在烏克蘭有26處實驗室等設施，均按美國防部的命令運行，美國防部的代表有權參與烏方設施所有相關活動，而且烏方不得公開美方認定的“敏感信息”。

美軍方在全世界設立這么多的生物實驗室，真正的意圖是什么？美軍方科學家在這些實驗室里到底干了什么？美國的行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規定？國際社會對此早有疑慮。

近期，俄方則在烏克蘭發現了大量美國利用這些實驗室開展生物武器研究的證據。3月10日，俄羅斯國防部公布了從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人員那里獲取的文件，揭露美國及其北約盟友在烏克蘭開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名為“UP-4”的項目的目的是研究通過候鳥進行特別危險的感染傳播的可能性，包括對人類致死率高達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紐卡斯爾病毒。俄羅斯國防部披露，有項目文件可以證實，該項目的高風險研究“都是在美國專家的直接監督指導下進行的”。此外，俄方所獲取的材料顯示，美方還在烏克蘭開展了“能夠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細菌和病毒等病原體”等多個項目，并自俄烏沖突爆發后，將140多個裝有蝙蝠體外寄生蟲的容器從哈爾科夫的生物實驗室轉移到國外；美方還在烏克蘭開展對炭疽病和非洲豬瘟致病菌的相關研究，有大量來自烏克蘭各地區、完全屬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樣本被轉移到國外；有關研究目的是為致命病毒病原體的隱蔽傳播建立機制。

俄軍輻射、化學和生物防護部隊司令伊戈爾·基里洛夫稱，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證實，DTRA在資助和開展烏克蘭境內的軍事生物研究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而烏克蘭研究人員的工資單更是清楚地表明，該機構直接支付了相關研究費用。

俄方的發現可謂觸目驚心。但是，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僅僅只是其全球生物實驗室網絡的冰山一角。早在1942年，美國陸軍便開始在其境內多個場所秘密開發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簡稱“德堡”）生物實驗室和達格威實驗基地。二戰結束后，美國聘用了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等人作為德堡的生物武器顧問，還接手了731部隊的大量生物戰資料。20世紀50年代，德堡開始在美國本土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達格威實驗基地則儲存并測試著全世界最危險、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學試劑。自建成運行以來數十年時間里，兩處設施更是屢屢發生事故，嚴重危害美國民眾的生命安全。

在美國境外，美國軍方開展生物武器研究的蛛絲馬跡同樣俯拾即是。2018年，格魯吉亞前安全部長伊戈爾·格奧爾加澤通過媒體揭露美國在其國內的盧加爾生物實驗室進行秘密人體實驗，導致許多參與者死亡。據他介紹，五角大樓在2017年開始撥款約10億美元資助格魯吉亞建設生物實驗室。此后，格方曾發現包括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等一系列流行病，還記錄到以前從未在格境內出現過的熱帶蚊子品種。2019年，韓國海關人員在釜山港第八碼頭等地發現了美軍未經任何申報程序，將多種武器級病毒細菌樣本送入韓國的問題。韓媒稱，美國在韓的4個生物實驗室，在2009至2014年間進行了多達15次炭疽桿菌試驗，且一直向駐韓美軍提供活體炭疽桿菌樣本，駐韓美軍還在未告知韓國政府和當地民眾前提下，進行了肉毒桿菌等多種劇毒物質的試驗。在烏克蘭，美國生物實驗室的存在也毫不意外地與嚴重傳染病的暴發存在交集。2016年1月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兩天內至少有20名軍人死于流感樣病毒，此后疫情開始擴散，截至當年3月，烏全境報告有364人死亡。

二、美方回應更令人疑竇叢生

自俄方披露相關證據以來，美國多名官員就相關議題發聲，但各方表態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再加之美在生物武器領域一貫的雙標表現和“黑歷史”，其欲掩蓋事實、逃避非法研究生物武器追責的嫌疑愈重。

一是美方始終未能講清自己同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關系。根據美方曾公布的資料，美國防部對烏克蘭境內26座生物實驗室有絕對控制權。2月27日，美國防部“降低威脅合作計劃”（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CTR）相關負責人羅伯特·波普在接受采訪時也未否認“美國在烏克蘭存在生物實驗室”的說法。而在俄羅斯曝光美國在烏克蘭開展“生物武器研究”后，美方又以“控制”“運營”“資助”“援助”“合作”等話術形容美國與其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間的關系，表態搖擺不定、疑點頗多。

具體而言，3月10日，白宮發表聲明稱“美在烏運營著十余家生物實驗室”。然而，美副國務卿紐蘭稱美烏之間的生物實驗項目是彼此合作，美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僅承認美“正在”或“曾經”在生物實驗室方面予烏“援助”。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更否認美“運營”在烏生物實驗室的說法。

美方這種極力閃爍其詞、混淆視聽的做法，使國際社會對其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真實用途疑慮倍增，其所竭力掩蓋的真相，恐怕正是美國在進行一系列駭人聽聞的生物武器開發工作。

二是美方始終不肯講清在烏克蘭進行的生物實驗內容。多年來，美方借“公共衛生安全”“防御性研究”以及應對“生物恐怖主義”等說辭明目張膽推進生物實驗。根據美國防部發布的消息，蘇聯解體后美國就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開展了CTR相關工作，不斷加強生物研究，其內容遠遠超過“減少威脅”所需。俄方披露美國在烏克蘭開展生物武器研究后，美方一再強調烏克蘭生物實驗室在監控和應對傳染病暴發方面發揮的作用，拒絕將生物實驗武器化的說法。

但是，面對俄方指責，美國又迫切銷毀相關研究痕跡，向烏實驗室發出銷毀、轉移危險病原體的緊急命令，竭力避免在烏克蘭實驗室中的生物研究材料落入俄手，其反應備受質疑。俄中亞問題專家德米特里·波波夫指出，美方的目的在于避免這些生物制劑樣本成為其進行生物武器研發的物證，是心虛的表現。多家國際媒體指出，由于美國未公布具體實驗內容，美方生物軍事化活動的真實目的和安全性令人生疑。鑒于生物武器的進攻與防御很難區分，美借生物實驗之名行生物武器化之實的嫌疑實難洗脫。

三是美方對建立生物武器多邊核查機制極力推諉，唯恐其全球生物實驗室網絡曝光于世界。美方始終堅拒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并于2001年以“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為由，單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盡管多家美國著名智庫和許多美國學者多次發表文章，強調美國應加入該公約核查機制、塑造美國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領導力，美國官方卻置若罔聞。

美國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和具體問題調查方面表現出的倉惶丑態，不禁令世人懷疑其究竟在掩蓋什么。如果美國在其全球生物實驗室中的所作所為都像其說的那樣，是為了“減少威脅”，又為什么不允許國際核查呢？

四是美反稱俄羅斯散播“虛假信息”，卻無法自證清白。俄方曝光相關信息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表示，俄方指控是其“烏克蘭劇本的一部分”；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則稱俄在“發動信息戰，為攻擊烏克蘭找理由。”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該問題時，美方表示俄舉動是在為其可能發起的生化武器攻擊進行辯解。美國媒體更大肆叫囂，稱俄在為對烏發動生化戰釋放煙霧彈，企圖將這一黑鍋甩給美國。

然而，相比俄羅斯提供的翔實證據，美方除了一句“虛假信息”的說辭，再沒有發布其他有效信息，沒有拿出任何可以證明其研究是為了維護公共衛生和公眾健康的證據，更加重了國際社會對美方行為的警惕疑慮。

三、美國開展生物武器研究的險惡意圖逐漸暴露

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如此大費周章在全球建立生物實驗室網絡、秘密開展生物武器研究，又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緊急銷毀、轉移相關資料，不難看出其用心之險惡。

一是研發致病性強、污染面大、傳染途徑隱蔽、成本低、難以防治的“新型”生物武器。眾所周知，生物武器使用的病原體多為導致烈性傳染病的微生物，少量使用即可使人患病，在缺乏防護、人員密集、平時衛生條件差的地區極易傳播蔓延；如果直接噴灑含有病原體的生物氣溶膠，則可隨風污染非常廣大的地理范圍；有些生物武器病原體存活時間長，不易被偵察發現，可長久作為傳染源。而生物武器的制造成本又十分低廉，堪稱“廉價原子彈”：1969年聯合國化學生物戰專家組統計，當時每平方公里導致50％死亡率的成本，傳統武器為2000美元，核武器為800美元，化學武器為600美元，而生物武器僅為1美元；現在，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經飛機、航彈或生物媒介攜帶等方式散播在一個大城市，就會危及300萬市民的生命。

從俄方和其他各方已經發現的證據、線索來看，美方在其全球生物實驗室的所作所為，恰恰是利用生物武器具有的這些“優勢”，研究更“先進”、低成本的生物戰劑和“隱蔽傳播機制”。俄方在美國控制的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中發現的大量蝙蝠、鼠、禽類等病原體宿主和眾多高致病性病原體，其功能都指向了類似用途。

二是打著“生物武器防御”的幌子，行開發進攻性生物武器之實。美國通過大力推動所謂“生物武器防御”研究，屢次踩踏《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紅線。《紐約時報》2001年報道，一項始于克林頓時期的秘密生物研究模擬了敵對國家或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的主要步驟，包括組裝細菌武器工廠、制造蘇式細菌炸彈模型等。2006年，《華盛頓郵報》曝光美國政府正秘密籌建生物防御實驗室，將用世界上最危險的細菌和病毒模擬可能的恐怖襲擊。美國以“防御”為名頻繁模擬生物武器攻擊，為秘密研制進攻性生物武器提供極大便利。

美國《今日軍控》雜志曾多次披露美方疑似違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舉動。2003年2月，美國陸軍獲得一項可發射生物制劑的步槍裝置，曾任美國裁軍大使并參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談判的詹姆斯·倫納德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很難劃清研發該裝置與制造生物武器的界限。2008年，美國兩個著名核武器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決定開設生物安全三級（P3）實驗室，研究炭疽、布魯氏菌、鼠疫等嚴重威脅公共健康和安全的病原體。有軍控專家質疑，美國為何在武器研發機構內建立P3生物實驗室？在嚴格的保密限制下，美方如何做到公開透明，以證明研究的和平目的？

三是為研發生化武器不惜秘密進行人體實驗。美國羅格斯大學新澤西醫學院教授倫納德·科爾在著作中詳細記錄了上世紀50—60年代美軍利用普通民眾進行的大量秘密生物武器試驗：1950年，美國海軍在舊金山市大量噴灑芽孢桿菌和粘質沙雷氏菌，導致11人入院，其中1人死亡；1951年，美軍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海軍補給中心針對非裔美國人投放可引發肺部疾病和哮喘的煙曲霉孢子；1957—1958年，美軍在密蘇里州和明尼蘇達州等地釋放致癌的硫化鋅鎘；1966年，美軍方研究人員在紐約地鐵隧道中釋放芽孢桿菌等等。這些生物武器試驗對美國民眾的健康與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但在相關文件解密之前，公眾對此一無所知。

近年來，美國生物實驗室事故多發，周邊疾病頻現，更是令人懷疑其真實原因。《今日美國報》曾報道，自2003年以來，美國國內外生物實驗室發生了數百起人類意外接觸致命微生物事故。2019年7月，德堡因不明原因被短暫關停，幾乎同時，自其周邊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電子煙肺炎”疫情，其癥狀同后來的新冠肺炎高度相似。2015年的一次調查則發現，過去10年間達格威實驗基地所保存的活體炭疽桿菌樣本通過聯邦快遞等快遞運營商郵寄至美國和其他9個國家總計194間實驗室。從德堡的數次病毒泄露，到達格威實驗基地誤寄的炭疽樣本，美國生物實驗室事故之頻繁、失誤之低級令人咋舌。

美國擁有全球頂尖的生物技術，美軍生物實驗室具備高度機密性和嚴格防護規范，僅以人為失誤或意外因素解釋屢次出現的嚴重生物泄露事故，實在難以令人信服。美軍歷史上的累累惡行與現實中的可疑現象相互疊加，催人發問：美國生物武器研制及人體實驗是否仍在秘密進行？警鐘猶在耳。這些“意外”之外，還有什么不令人意外的原因，恐怕還要再過上幾十年，人們才能知曉。

四、美方行為嚴重違背國際公理良知

生物武器是人類公敵，其開發、測試、儲存、使用都可能對全人類乃至整個地球生物圈帶來災難性影響。美國全球生物實驗室網絡在生物武器研發方面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是對人類良知和國際公理的赤裸裸的踐踏。

一是美方行為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踐踏人類良知底線。生物武器對人的生命和健康構成無差別的、長時間的嚴重危害，且難以控制危害面，其開發和使用是一種國際公認的嚴重侵害基本人權的行為，是對全人類的嚴重罪行。美方長期以人權衛道士自居，對別國人權領域的進步選擇性失明、不惜編造別國“侵犯人權”的謊言，動輒打著“保護人權”的幌子對別國內政橫加干涉，甚至發動制裁和戰爭。而美國自己卻在背地里開發為世人唾棄的生物武器、進行人體實驗，足見其“人權觀”之虛偽、“價值觀”之扭曲。

二是美方在生物武器核查方面大搞“美國例外論”，徹底背棄國際公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世界軍控和裁軍進程的重要成果，建立履約多邊核查機制是確保公約落實、維護全球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徑，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期待。然而，美方20年來獨家反對建立公約多邊核查機制，造成相關談判長期停滯不前，為其自身開發生物武器大開方便之門，更為全球生物安全帶來了不盡隱患。

三是美方大搞針對他國的生物武器“實驗”，嚴重破壞國際安全倫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各國尤其是主要國家需要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方式，構建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最基本的安全倫理。而美方在其認定的“戰略對手”周邊大量建立“生物實驗室”，“研究”以“隱蔽”的方式向相關國家傳播高致病性生物毒劑，圖謀的卻是以他國的高度不安全來換取美國的所謂“絕對安全”。美方的這種行為，不僅嚴重威脅他國安全，也必然會因生物武器的高度不可控性而危及自身安全、動搖整個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安全基石。

國際社會對美國的生物軍事活動有著嚴重關切。美方不應該再做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任何活動，應盡快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對其境內外生物軍事活動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邊核查，盡快公布相關具體情況。也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恢復國際社會對美國履行國際義務的信心，有助于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責任編輯：楊新華 李小華 衛蕓輝）

[責任編輯：王全、鑄劍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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