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慧萍

▲單應桂，山東藝術學院教授、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山東女書畫家協會終身名譽主席、中國女畫家協會顧問、第四屆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單應桂藝術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原山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春節剛過，單應桂老師打電話約我聊天，剛好，我也想約她，于是，我們就在電話里熱烈擁抱了。

85歲的老藝術家剛剛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依然滿面紅光，一臉燦爛，頭上的銀發和臉上的笑容如梨花般盛開。甫一相見，便香郁撲面，悠悠環繞。當老人家迎出門兒來，擠出門縫的還有她一屋子的蘭花，紅的黃的白的綠的，挨挨擠擠，好不熱鬧。更熱鬧的還有跟在她身邊的兩個小“孫子”，一個小“孫女”。一個“孫子”頭戴蓮花，腳蹬蓮蓬，胳膊腿像蓮藕一樣鮮嫩。這是她30年前就開始孕育，30年后才生出來的胖娃娃，奶胖的臉上還粘著奶渣，渾圓的額頭上留著瓦片樣的劉海，一雙眼睛似曾相識，又很新鮮，小家伙連滾帶爬地穿越了時空，撲閃著大眼睛望著我們，仿佛穿透了人間滄桑，讓我們覺得不好意思，不知道誰老了，誰是孫子。

她的另一個“孫子”是一條卷著尾巴的小胖狗。穿著米黃色打底的連身衣褲，腦袋上盛開著一朵大紅花，被綠葉捧著不知道獻給誰，半張的小嘴還卷著舌頭，仿佛一出聲讓你聽到的是“媽，媽，媽”，而不是“汪，汪，汪”。

她的小“孫女”是一條妖嬈的小蛇，一個大大的夸張的“福”字遮擋住彎彎曲曲的腰身，老人家擔心我們不喜歡她這個小“孫女”，趕緊說，你們看，我為什么不用綠色，不用紅色，而用白色加了裝飾性的藍色花紋？就是想改變她的形象，十二生肖里，就是她最難畫，你看，她不是很可愛嗎？不等我們回答，老人家又說，我畫的時候，征求了家里阿姨的意見，她也說白色的好看，這就算是老百姓通過了哈。 在兩個多小時的聊天里，單老師如此這般地被子孫滿堂地環繞著，嬌寵著。

——這就是單應桂先生和她年畫里的世界。

▲單應桂作品《做軍鞋》。

在這個世界里，她找到了另一種語言和自己對話，和世界對話；她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是自己的聲音，也是世界的聲音；這個向她走來的世界和世界的聲音是什么呢？是一個民族文化思考的童心。在這個童心里，她見證了時代的發展，也見證了文化的輪回。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作為時代的影像告訴我們，在文化的行走中我們遺失了什么？為什么要尋找？優秀的民間文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需要怎樣的一種心靈沖動？ 

年畫，作為一個藝術類別，來自民間，根植于民族的底端架構，其繁榮、衰落不僅僅取決于泥土，還取決于天地。

上世紀五十年代，單應桂先生就讀于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成為李可染、蔣兆和、葉淺予、李苦禪、劉凌滄等大師的學生，并在他們的指導和影響下完成了一幅幅具有時代氣息的作品，自成風格，自成氣象，成為一個耀眼的藝術家。

有一天，美院老師以“和平”為命題，讓學生們作畫，單應桂畫出了一對門畫，叫做《和平幸福》，畫面上是兩個豐腴的母親分別抱著一個胖娃娃，胖娃娃們張開兩只手臂，門兒一打開，就揮舞起來，仿佛爭著讓抱。李可染先生說，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年畫，最高學府也得有民間藝術的營養，民間的，也是世界的。當時，同學們不知道，那是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第一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畫展，老師的命題創作就是向畫展選送作品的。《和平幸福》被選中參展，她受到莫大鼓舞，第一次創作年畫就參展，冥冥中她與年畫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個周末，她和同學逛街，走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隔著馬路，就聽到有人喊她，一看，是李可染先生。可染先生是徐州人，他用濃濃的家鄉話說，恁那個畫我看見了，恁畫上的那個小男孩一看就是恁們山東一帶的。在那么多參展作品中，老師居然能記住她的畫。老師高興，她更高興。年畫，對一個年輕的畫家來說，真的是一個鴻運當頭嗎？

何止于一個畫家，在年輕共和國的童年里，年畫也成為一個國家的文化沖動。建國后，國家政務院發出的一號文件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新年畫運動。這不僅催生出一批新生代畫家，老一輩畫家們有的也畫起了年畫，就連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也去濰坊楊家埠看年畫，還寫過一篇精彩的評論呢。年畫，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時尚。我國著名的年畫產地天津的楊柳青、江蘇的桃花塢、河南的朱仙鎮、山東的楊家埠也恰逢甘霖，顯露出一些早春氣象。

▲單應桂作品《母子情》。

何為新年畫呢？除了繪畫手法的創新，在繪畫內容上，則要求藝術家們找到與時代相呼應的契合點。也就是年畫在畫、刻、印一體化的表達程式上，首先要找到年畫的新“樣子”。譬如，在剛剛獲得解放的山東農村，有些小媳婦違背公序良俗，壓迫婆婆，甚至打罵婆婆，民間藝人就以這種現象為題材創作出年畫叫做《打婆婆變驢》。可見，年畫，也是一種民間教化浸淫在民族文化里，年畫的“樣子”也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樣子”，一個時代的“樣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任中國美協副主席的華君武先生到山東考察年畫，他召集美協相關人員開會，會后留下了單應桂，委托她代表中國美協在全國考察年畫，尤其是出產年畫的重點地區，并要求她向中國美協寫出考察報告。

這時候的單應桂先生正處于國畫創作的豐盈狀態，她的《當代英雄》《鐵索橋畔》《如果敵人從那邊來》《沂水歡歌》等作品相繼出版獲獎，在社會和業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和好評，也奠定了她在業界的地位。

但年畫似乎是她藝術創作的一個宿命，從在中央美院讀書時創作出第一幅作品，她找到了年畫，找到了她的第一個“樣子”，20年后，年畫又找到了她，和她又一次相遇。八十年代中期，在她的呼吁下，山東藝術學院增設了“年畫教研室”，她擔任了教研室主任，并在50歲的年紀又進修版畫，她主張，年畫必須畫、刻、印一體化才能體現出其獨特性和藝術魅力；而程式化的制作本身也是一種工藝之美，刀有刀味兒，木有木味兒。同時，她還親自辦起了年畫培訓班，進行體驗性教學，培養出一大批青年畫家，把山東年畫向前推進了一步。

其實，20多年來，她就從來沒有放下過年畫，無論怎樣被冷落，被忽視，被下里巴人，年畫始終是她的一個“不了情”。因為，年畫是她文化的一個啟蒙，童年的一個夢，藝術的一個魂，生命的一段血脈，如同一顆種子，無問歲月，無問西東，悄悄地長在她的年輪里。

單應桂先生出身書香門第，濟南府的泉水里曾流淌過她家族的文脈。日本侵華戰爭改變了她的命運，四歲多就跟隨母親逃難到菏澤一個叫長屯的村子，和許多土孩子一樣拔草、拾柴、挨餓。那時候，年畫就像田野里的一片片野花，無關貧瘠，無關冷暖地生長著自己的季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婦幾乎人人都有一個珍藏的本本，被精心地包上封皮，本子里夾著各種“樣子”，繡花鞋的“樣子”，衣服的“樣子”，虎頭帽的“樣子”……眼花繚亂，美不勝收，簡直就是一部民間藝術的百科全書。更壯觀的是家家戶戶的年畫、楹聯、炕頭畫、門畫，幾乎每戶人家都是一個壯觀的裝飾群，從大門兒到迎壁墻，再到庭院，屋門兒，窗戶，墻壁，相互照應，蔚然成趣。這些原始的年畫符號就這樣長在民間的泥土里，即使戰亂也躲在偏遠的角落里不甘寂寞，隱忍中釋放著生命力。逢年過節，孩子們成群結隊地趕大集，跟著爺爺奶奶到小攤上花幾分錢買一張財神爺、灶王爺，再買一張頭頂蓮花的胖娃娃或早生貴子之類，回家隆重地貼在墻上，鄉下人就用自己的圖騰在天地間完成了一個連接。

▲單應桂作品。

小時候，除了年畫，單應桂最喜歡的還有剪紙，花花綠綠，五彩繽紛。鄉村的土墻上窗戶上門楣上隨處可見，“三顧茅廬”“老鼠娶親”“黃鼠狼嫁女”……蜿蜒了古今往來，戲里戲外。今年貼了來年貼，貼了一輩子又一輩子，即使土墻倒了，也丟不了這些祖傳的經典。冬天里，寒風呼號，饑腸轆轆，躺在被窩里，讀著這些年畫、剪紙，懵懵懂懂的童年里便長出了糧食 。那時候，她從未想到，這些年畫的“樣子“和“樣子”里的故事會影響她的一生。

從這些童年里的年畫里，她讀出了一個民間的童心，這個童心伴隨著一個民族從遠古走來，挽著帝王將相公子王侯，挽著草民百姓的萬丈深淵蹣跚走來，卻依然長出了眼睛里的綠洲，生命中的萌動。

銀發燦燦的單應桂先生，每每說起那段逃難的歲月，就像跨越了一座座雪山，過濾了苦難，拾遺了珍寶。她似乎淡忘了寒冷、饑餓，甚至也淡忘了鄉親們的愁苦、襤褸，和頭上的虱子，記住的是那些殘舊的土墻上窗戶上大門上經久不老的年畫，那是一個深入骨髓的傳承。

一部年畫史，也是一部民族史。她說，在年畫里，不僅有風土人情，文化圖騰，還有農民眼里的政治幽默。濰坊楊家埠的年畫史上，有一幅著名的作品叫做《慈禧太后逃長安》，畫的是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倉皇逃往西安。這位楊家埠的民間藝人，把慈禧描繪成一粗糲農婦，騎著一頭小毛驢，神情恍惚，失魂落魄，光緒夾著包袱緊隨其后，包袱里還露出兩個偷來的玉米。一代帝王狼狽之態就這樣成為歷史的“樣子”。

當她受華君武先生委托去濰坊考察時，她發現，這一工商重鎮在歷史上曾何等的繁榮昌盛，氣象闊達。這是一個區域商圈，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們集散了大宗商品，也挾裹著楊家埠的年畫流向南北東西，盤升了商值，滋養了文脈。久而久之，濰坊成為一個年畫交易中心，楊家埠也成為中國民間的一個夢工廠。在這個民間藝術的作坊里，被壓抑的民間情緒居然釀造成一種反叛、嘲諷和竊竊自娛，為民間精神擠出了一個小小的出口。僅慈禧太后逃長安這一故事情節，就在楊家埠藝人的筆下誕生出不同版本，有的做成四條屏，把慈禧畫成一丑陋老媼，坐在破舊馬車上，旁邊跟著兩個寒酸隨從。慈禧回宮后，楊家埠的藝人們又創作出新年畫，并配上打油詩：紅毯鋪地三尺厚，黃紗罩頂把天蒙，五里一墩來護駕，十里一堡夾道迎，回京不比離京時，一走走了三年整。這就是清末年間年畫里的政治和民間幽默，也由此可窺民間文化生態之一斑。年畫，有時候也是老百姓眼里的一個哈哈鏡，鏡子里的人間其實也沒有那么多沉重和背負，丟了江山的帝王們不是還偷了兩個玉米嘛。

原來，所謂苦難，所謂心靈史，被童心的視角一翻轉，就有了另外的價值，如同快樂的眼淚里也能投射出痛苦一樣。單應桂先生說 ，有一次，美協組織活動，她們做了一批袋子，袋子上印的圖案就是老鼠娶親，美國朋友們特喜歡，他們高興地挎在肩上說，這才是中國的，我要把中國的老鼠帶到美國去。我們當然期待民族的“老鼠們”漂洋過海，娶上黃頭發藍眼睛的洋媳婦，再生出一幫洋孫子來，因為，迪士尼的“貓和老鼠”早已陪伴了中國好幾代人，并不知不覺讓我們代孕了人家的文化子孫。由此看來，無論哪一個民族的行走都需要文化童心的關照，只有不斷輪回于精神的童年里，這個世界才會長出自己的“樣子”。日本動漫用了30年改變了大和民族的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美國夢工廠好萊塢，他們向世界輸出了美式價值觀。原來，人類內心的強大和自信源自文化童心的思考和擴張。

▲單應桂作品《湖上婚禮》。

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的一次激情爆發，童心萌動。如同走在一個十字路口上，開始另一種探索和尋找一樣，不是找回原來的，而是以新的眼光去發現世界，發現自己。年畫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進入了一個新的輪回。

八十年代初的楊家埠，年畫的老作坊里依然浸淫著往日的傳統，堅守著固有的程式，但，在時代潮流下，年畫在商業價值的呈現上已江河日下，其社會地位和民間期待亦漸行漸遠。一個巨大的瓶頸成為年畫發展的大山，這個瓶頸是什么呢？

作為年畫，且不說，首先需要畫家們創作出好的“樣子”，同時，也需要藝人們刻出好的模版，而這些年畫的重要元素，卻在我們的文化行走中不知不覺分離了，走丟了，要么沒有好“樣子”，要么沒有好刻工。不僅是民間藝人能繪畫的越來越少，藝術家們也越來越找不到年畫的“樣子”了，不知是藝術家丟了“樣子”，還是“樣子”丟了藝術家。何止藝術，很多時候，很多行業，都是我們“淪陷”了自己。

于是，痛苦，掙扎，尋找。時代要求藝術家單應桂們找到老百姓喜歡的年畫“樣子”，而那個“樣子”必須和他們心里的這個“樣子”重合起來，才“當隨時代”。

1982年，她創作出新年畫《母子情》，她帶著這個“樣子”去了楊家埠，見到楊家埠的傳人楊修義老先生，楊老先生一見就喜歡的不行，他說，這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樣子”，老百姓也保證喜歡。很快，楊老先生就將這幅畫刻出來。這幅作品，也成為新時代新年畫創作的一個代表作之一，并入選全國第六屆美展。

在這個時期，像許多藝術家一樣，單應桂先生的創作也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1984年，她去微山湖體驗生活，在如詩如畫的碧水蓮花中恰遇漁民婚禮。一船歡笑拉著滿船祝福，一船樂隊醉了一湖春水，這一改革開放背景下漁民的幸福時光被她濃縮在一方色彩濃烈的畫面上，她以此為素材創作的《湖上婚禮》入選全國美展，獲二等獎。同一時期，她還創作出《春風》《山村婦女組畫》《高原組詩》《八月的文都》等作品。她說，那些年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忙最快樂最幸福的大好時光。她的丈夫秦勝洲先生是個優秀的版畫家，每到暑假，她負責畫出“樣子”，丈夫負責刻版，兒子幫著印，天天忙得不亦樂乎，房間里，院子里到處掛著他們一家人的作品，她把一個個時代的“樣子”融進了一幅幅畫作，也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樣子”留給了時代。

單應桂先生說，她的藝術成就和人格形成無不受益于一代大師。黃賓虹先生喜歡趕集逛菜市，買了白菜蘿卜回家照著畫素描，還經常把同行的作品掛在家里，他說，即使他們畫的比我差也有比我好的地方；李可染先生出版了畫集，她買好一本下課時請老師簽名題字，可染先生說，我拿回家簽好后送給你吧。第二天，先生簽上大名，題了長款蓋上印章送給她。可染先生八十大壽時，她給恩師祝壽，先生說，你的年畫很有特點，藝術不能要的太多。當她沉浸于年畫創作的激情中，她的恩師葉淺予先生眉眼胡子里都是贊賞，他說，別人經過國畫的專業訓練后走向了陽春白雪，你卻從宣紙絹素一轉身去了民間。當她在八十年代碩果累累時，葉先生說，你該出本畫集了，我給你寫序。葉先生很快就把寫好的序給她寄來，但她的畫集卻因故拖延下來，直到葉先生去世。于是，葉淺予先生的文章沒有成為她畫集的序，卻成了她藝術生命中的開篇，每每打開都受益無窮，即使大師已成背影。

▲單應桂作品《春牛圖》。

在年畫創作的道路上，每每遇到困難，葉淺予先生都給她鼓勵和幫助，她呼吁山東藝術學院增設年畫教研室也得到了葉先生的支持。七年后，這個教研室下馬了，她精心培養的學生們相繼畫起了國畫，單應桂的心情也走進了冬季。

有一年冬天，葉淺予先生來濟南講學，他讓單應桂尋找一個人，這個人是葉老的學生，單應桂的學弟，一個山東畫家。文化大革命，葉淺予先生被紅衛兵揪斗扔石子，一個高大的漢子挺身而出擋住了老師。葉先生用眼睛的余光記住了這個學生，這個山東男人。后來他才知道，這個學生保護他的時候，就已經被學校開除學籍了。20年后，葉先生找到了他的學生，單應桂放下手里的創作和葉先生一起為學弟奔走呼吁，疏通上下，最后，這個學弟被平反。

作畫也是做人，做人也是作畫。單應桂先生之所以達到了藝術創作的高峰，首先是她的人格魅力成全了她的創作。幾年前，她就把自己一生的創作精品全部捐獻，一部分捐給家鄉高密，一部分捐給山東藝術學院，一部分捐給山東美術館，一部分捐給臨沂她曾經體驗生活的地方。她知道，有目的活著是給生命上妝，回歸自然，回歸童心是給生命卸妝。

去年夏天，單老師打電話邀我去看她的畫展，偌大的展廳里，我看到了單老師一批新作蓬蓽生輝，最惹眼的就是她的小胖狗孫子，在雞年的夏天里，小狗孫子呼之即出了。她說，她要回歸年畫，重畫12生肖，這是中國年畫的“地氣兒”。那一天，我又看到了一個藝術家永遠的18歲。

后來，她告訴我，在她80歲那年，她重回第二故鄉菏澤長屯，去尋找年畫，尋找年畫里的童年。

在長屯，有她童年時代最要好的三個小伙伴，她找到了其中一個，她抓住這個80多歲的小伙伴的手問，那一個呢？他住在哪里？80歲的小伙伴說，他住在我的老宅里，我住在他的老宅里。那一個小伙伴家里是地主，這一個小伙伴家里是貧農，土改時兩家的老宅被政府換了個。單應桂聽著，聽著，再也不敢去找另一個小伙伴了。歷史豈不也是一張年畫？85歲的老畫家沒找到童年的“樣子”，而歷史的“樣子”讓她理解了年畫。

長屯之行，她想到了一同逃難的弟弟。日本投降后，父母把弟弟送去參軍，在歡送新兵入伍的大路旁，16歲的弟弟握著她的手，一臉神圣，只對她說了一句話：“再見”。這個場景永遠地定格在她的記憶里，也成為《參軍圖》的創作元素。弟弟后來上了軍校外語系，畢業后留校任教。這個才華橫溢的弟弟文革時卻因家庭成分被折騰得精神分裂住進醫院，而在醫院里，學校還派人去錄他的口語用于教學。不正常的弟弟在不正常的年代里依然把生命的精彩留給了社會。

20多年里，一幅《參軍圖》被單應桂畫了三遍，弟弟去世后，她說，她還要畫第四遍。一張16歲的臉，一聲“再見”，畫一次復活一次。在她的藝術表達里，每一個生命的連接，每一個童心的輪回，都滋養著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根，帶著未被破壞的自然性，矯正著前人的腳印，不斷為社會植入新的活力。

從長屯回來后，她主持成立了“單應桂藝術基金會”，旨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學子們。她還是放不下年畫這個“不了情”，也依然為當年匆匆下馬的年畫教研室耿耿于懷。生命的晚霞里有童年做伴，每一筆設色，每一根線條都是她深情的呼喚。或許有一天，年畫也成為一個文化遺產留在我們的記憶里，成為子孫后代的尋找。世界上為什么有那么多“申遺”呢？就是因為我們丟了太多的東西，向誰去申呢？有些“遺”是長在靈魂里的，能“申”來嗎？

坐在單老師的客廳里，我又想起了葉淺予先生的故事。她說，20年前，葉先生仙逝，她去北京參加葉先生的葬禮，在八寶山公墓，葉先生的遺體還未推進告別大廳，她就聽到葉老女兒的大聲哭叫：爸爸，你的胡子呢？你的胡子哪里去了？原來，化妝師給葉先生入殮時，把他的胡子刮掉了。

胡子，是一代大師葉淺予先生的一個著名標志，在那個時代。

今天，單應桂先生的“樣子”和尋找，會和歷史相遇嗎？

寫于2018·4·1

改于2018·4·6

又改2018·4·10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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