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溫儒敏

朱德發先生年屆八旬，身體棒，有時電話打來，膠東話那樣洪亮，讓人感到一股豪爽。沒想到幾個月不見，他就突然撒手離去了。本來最近也想約他喝茶聊天，卻再也沒有機會了。事情該做，就得加緊啊。

朱德發先生的過世，讓我想到他和山東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團隊，兢兢業業幾十年，現在已經成為全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鎮。

這個團隊，在文學史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最早可以追溯到田仲濟先生，他寫的《中國抗戰文藝史》，1947年出版，后來是朱德發先生做了充實增訂。“文革”以后，記得有一本影響很大的文學史，就是山師的田仲濟先生和山東大學的孫昌熙先生以及兩個學校的老師合作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八十年代以后，這個團隊出現了一系列的文學史著作，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朱德發先生的《中國五四文學史》（關于“五四”他有三本書）、《中國現代小說史》、馮光廉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等，影響不小。最近這些年，朱德發先生、魏建先生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通鑒》，一百多萬字的皇皇巨著，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學史著作。文學史寫作，是這個團隊的“重頭戲”。朱德發先生在其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

《現代中國文學通鑒》，朱德發、魏建主編，人民出版社

這個團隊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比如薛綏之先生，他組織編寫了《魯迅生平資料》。當年魯迅的資料很分散，有待發掘整理，他較早做了這個工作，影響也是很大的。其他領域的研究，包括流派史的研究、文體史的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還有當代文學評論，山師在全國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這個團隊是非常齊整的，與全國同一領域的各個大學，包括一些著名大學比較而言，也自有其特色。從田仲濟先生開始，有薛綏之先生、馮光廉先生、蔣心煥先生、查國華先生、劉增人先生、宋遂良先生——他們都是跟朱德發先生大致同一輩，或者老一輩的。年輕的生力軍也涌現出一大批，一個個都是響亮的名字，比如吳義勤、魏建、張清華、呂周聚、房福賢、姜振昌、李掖平、李宗剛，等等。他們一批一批地出來，在現當代文學領域相當活躍。

2007年6月，朱德發教授（左四）在山師大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現場與師生合影

不光是科研，在人才培養上，山師這個團隊也有非常驕人的成果，培養出很多在學術界有相當影響力的學者，像楊洪承、張光芒、周海波、王兆勝、溫奉橋、賈振勇、耿傳明、譚桂林、羅振亞、張麗軍，等等，都是響亮的名字。

我能鮮明地感覺到朱先生和他的這個團隊的氣度、風格：在山師這里，比較少、或者說沒有“名士氣”；比較少、或者說沒有“才子氣”；也很少學術的“玩票”或者自娛自樂的東西。這個團隊多數的學者，都是比較腳踏實地的，就像農民開墾一塊地，播下種子，勤勉地等待收獲。幾十年來，這個團隊給人感覺有一股向上的力，有學術的激情，也比較團結。這是令人羨慕的。

朱德發先生可以說是山師這個現代文學團隊的一個代表，或者說核心。朱先生的人格、作風，顯然影響到這個團隊。在慶賀朱先生八十誕辰時，有人撰寫賀聯用了“方正坦誠”和“開拓創新”八個字來贊賞先生——確實，朱先生為人坦率，為學虔誠，終生筆耕不輟，到八十多歲了，還不斷寫文章提出一些有創意的觀點。朱先生對文學史的思考，他的文學史觀是有實踐的，不光是概念的提出。或許你不一定同意他的寫法，但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整個文學史寫作的生態。我特別欣賞朱先生的一點就是，他認為文學史寫作要用激情去擁抱研究對象，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理性。比如他提出了“標準”的問題，一個時代總要有大致的、比較能取得人們共識的標準。這都是有現實針對性的。現在我們確實很多元，但是缺少標準。他提出的“一個原則，三個亮點”等等，值得我們文學史寫作加以參考。

朱先生還被教育部授予“高校教學名師”稱號。據說他自己非常高興，還專門請客吃飯。他不只是虔誠的學者，還是一個很盡職的老師。他知道一個學術團隊光發表文章是不行的，培養人才、教書是本職。“桃李滿天下”這句話對他不是形容，是事實。現在“朱家軍”在學界已經形成氣候。

2003年，朱德發教授榮獲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山師大為他舉辦了座談會。圖為慶祝朱德發教授從教五十周年座談會合影留念。

青島大學編寫“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自述”，我寫過一篇序言。朱先生也是第二代學者，他身上也有這一代學者的某些共同的特點。我在序言中說：“這一代學人有些共同的特點，是其他世代所沒有的。他們求學的青春年代，經歷了頻繁的政治運動，生活艱難而動蕩，命運把他們拋到嚴酷的時代大潮中，他們身上的‘學院氣’和‘貴族氣’少一些，使命感卻很強，是比較富有理想的一代，又是貼近現實關注社會的一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從一開始就支撐著他們的治學，他們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較大氣，善于從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煉問題，把握文學的精神現象與時代內涵，給予明快的說明。”

當然，他們這一代也有缺點，譬如說在大批判的年代里留下了極左的東西，但總的來看，這一代在學術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朱先生身上體現了第二代學者的一些亮點。

從一個團隊來看一個學科，從一個學科的帶頭人，看幾十年研究的歷程，會引發了我們一些思考。

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在八十年代曾經被稱為“顯學”。因為它滿足了時代的需求，也從時代的變革中獲取了巨大的動力。九十年代以后有些變化。這個學科逐步成型了，同時也越來越開放，接受了西方一些研究的理論、方法。年輕一點的學者非常興奮，覺得學術進入了新的年代、新的境地。但人們很快發現，九十年代的研究，借用西方的方法、視點，也有問題，就是缺少歷史感，對歷史現象缺少同情之了解。所以這些年，對這樣的理論方法又有所反思和淡化。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確實比較成熟了，學理化的建設也比較規范了。但現在的問題，正如朱德發先生所曾經指出過的：缺少“標準”，各行其是，沒有交集，甚至有些碎片化，以至于這個學科失去了回應現實的能力。我也有同感。但是我相信，有更年輕的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有像山師培養出來的年輕人那樣努力和持續的工作，這個學科肯定有它光明的前景。我想，朱德發先生也會感到寬慰的。

（壹點號 青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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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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