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化聊城的運河印記

來源：大眾日報

□ 鄭民德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貫穿聊城，帶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商品流，使聊城繁華異常，號稱“江北一都會”，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之譽，為畿南重埠。當時運河之中帆檣林立、兩岸貨物山積，城中肩摩轂擊、車水馬龍，一派興旺發達景象。

聊城是京杭大運河上的河政中心，便利的運河交通促進了聊城商業市場網絡的形成及物流轉輸速度的加快，吸聚了南北商幫與客貨，使聊城成為華北著名的商埠與碼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還是城市的飲食業、服務業都深受運河文化的影響，具有兼收并蓄、開放包容、融會貫通的特點，深刻凸顯了明清聊城運河名城的歷史地位。

河政中樞，水工要地

聊城段運河屬會通河，該河始鑿于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完全為人工開挖，在京杭運河中以治理難度大、船閘眾多、水源匱乏而著稱，號稱“閘河”或“泉河”，是中央政府重點關注的對象。明朝時期曾在聊城張秋鎮設北河工部分司衙門，派遣工部郎中擔任主官，負責濟寧至天津段運河的管理、治理及漕運事務。清代又置河東河道總督于濟寧，管理山東、河南黃運兩河的防洪搶險、工程建設、水道疏浚等事宜，其屬官包括山東運河道、兗沂曹濟道等道員，張秋廳、捕河廳、泉河廳、上河廳、下河廳等管河通判，其中張秋廳駐聊城張秋鎮、上河廳駐聊城縣。

聊城河政中樞地位的形成與其水陸交通優勢明顯、水利工程眾多密不可分。元代之前，聊城并無水陸優勢，交通閉塞，境內的徒駭河、馬頰河不具備航運條件，民眾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受水患、旱蝗影響嚴重。會通河開鑿后，特別是明初工部尚書宋禮疏浚山東運河，拓寬水道，運河通行效率提高，商貨往來頻繁，聊城等沿河城市隨之興起。明清王朝為維護好京杭大運河這一交通要道與經濟命脈，保障漕糧按時入京，在聊城運河段設置了大量的管河官員，并通過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以控制水源，維持漕船的通行。

明初浚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置15閘，加上元代所建，達30余座，呈梯級分布，通過復合閘的形式提高通行效率，聊城境內有張秋荊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七級上下閘、周家店閘等十余座船閘，是漕船航行的關鍵區域。清初期，為進一步完善河政建制，設上河廳駐聊城，主官為正六品的通判，管轄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等處河道270余里，另兼管館陶縣衛河180里。

明清河政官員的設置及相關水利工程，對于聊城運河的長期通行具有重要意義，其梯級船閘技術，對于今天的航運設施建設也具有很大的啟發價值，保留下來的古船閘屬大運河重要物質文化遺產，對于運河史研究、運河文化帶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彌足珍貴。

經濟中心，商業名埠

明清京杭大運河為聊城帶來了繁榮，其商業發展水平在山東，乃至華北都位列前茅。會通河初浚，因商貨絡繹不絕，商賈往來頻繁，經山東巡撫陳濟建言，于聊城、臨清、德州等處設置稅關，征收商稅，以裕國庫。當時聊城的知名產品有棉花、梨棗等，大量南北商人聚集聊城，收購土產，然后通過運河銷往四方，獲取利益。聊城土著民眾也受經商文化影響，不再局限于農業生產，“逐時營殖”，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日常用度，競崇鮮華，民有恒產者眾多。萬歷年間，聊城經濟達到鼎盛，四方商賈云集，店肆林立，客商遠自遼海、嶺南諸地，或于聊城置店經營，或以聊城為轉運樞紐，通過運河、官道售貨全國各地。

清朝建立后，聊城商業進一步發展。大量外地商人前來聊城經營，建立了山陜會館、蘇州會館、江西會館、贛江會館、武林會館等商業會館，從事糧食、典當、棉花、布匹、茶葉等行業，并通過會館聯絡鄉情，強化競爭，融入當地社會。在諸商中尤以晉商實力最為雄厚，“東郡商賈云集，西商十居七八”，這些商人非常善于經營，南北轉運博弈，巨者營業額達數十萬兩白銀，僅修建的山陜會館就耗費白銀6萬余兩，形成了占地3000余平方米，包括山門、過樓、戲樓、左右夾樓、鐘鼓二樓、南北看樓、關帝大殿、春秋閣的龐大建筑群。

明清時期運河對聊城商業影響巨大，運河興則商業興，運河衰則商業衰，充分體現了運河與城市發展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關系。運河不但為聊城帶來了商賈、客貨，而且也促進了市場網絡的形成與城市商業空間布局的合理，對于民眾物質生活的提高與精神生活的豐富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名人輩出，文化圣地

明清經濟的發展為文化的興盛奠定了物質基礎，涌現了一大批仕宦家族與文化名人。明清聊城的書院有東林書院、龍灣書院、光岳書院、陽平書院、啟文書院、攝西書院等，這些書院一般由知名學者或致仕的官員講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同時兼涉百家之學，一時文運大開，士子云集，“科目鼎盛，賢士輩出”，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從而為仕宦家族的出現及文化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在深厚運河文化熏陶下，明代聊城出現了監察御史丁志方、工部侍郎王汝訓、按察副使傅光宅、東閣大學士朱延禧等，清代則有開國狀元傅以漸、刑部侍郎任克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鄧鐘岳、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等，這些官員一方面展現自己的治國才能，同時又傳承家學，造福桑梓，為聊城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作出了重要貢獻。

明清聊城文化的繁榮也體現在刻書業、木版年畫業、飲食業等方面。聊城刻書業最早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嘉慶、道光時達到鼎盛，其中知名者有書業德、有益堂、寶興堂、善成堂等20余家，大者甚至在全國各地設有分號，這些刻書店鋪既負責刻書，同時也出售所刻書籍，產品沿運河銷往十余省。刻書業的興盛也刺激了藏書業的發達，聊城海源閣為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所建，與“鐵琴銅劍樓”“皕宋樓”“八千卷樓”并稱四大藏書樓，有藏書20余萬卷，其中宋元刻本頗多。

除刻書業外，聊城的木版年畫也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明清時期與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并稱于運河區域。聊城木版年畫源于張秋鎮，后傳播至東昌府、堂邑縣等地，最初由山陜商人經營，后本地民眾經營者也頗多，產品人物樸實、線條流暢，主要以神靈、戲曲人物、童子、耕織農作、歷史故事為主，反映了古代的民俗文化與農耕文化，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銷往晉冀魯豫與東三省，有著較高的知名度。

明清兩朝聊城的飲食文化也兼收并蓄，豐富異常，除鐵公雞、熏棗等知名品牌外，其他茶點、海味、小吃也是不計其數。較大的酒店有運河畔的蛤蟆樓、天一坊、福聚園、會賢樓等，每天都聚集大量南北客商，熱鬧異常，其他一般的茶鋪、肉鋪、餅鋪也是數量眾多，適合普通百姓消費。

運河促進了聊城文化的繁榮，影響了地方社會數百年之久。大量文化名人的精神財富傳承至今，成為聊城人內心深處的文化基因，而其他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有著重要的價值，成為國家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造福著聊城人民，生生不息，代代流傳。

（作者系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院長）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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