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記者調查】鼓勵生育，這四國推出了不少對策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和俄日韓等國一樣，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從全球來看，人口出生率低或下降的國家大多會通過制定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來解決這一現實問題：俄羅斯“母親基金”項目已實施了16年，韓國專家提出短期、中期和長期同時推進的解決方案，日本通過成立專門解決低生育問題的政府機構，德國努力擴大全日制日托班和小學的數量……《環球時報》記者對這4個國家的鼓勵政策進行了深入調查，調查顯示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有的成效不明顯，有的又因經濟發展變化面臨新的挑戰，總體來說，比增加生育補貼、延長育兒假等措施更重要的還是要解決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各種潛在問題。

政府各種補貼，日本年輕人仍感壓力大

日本20世紀70年代進入“少子化”時代，如今，這一問題變得越發嚴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2022年日本新生兒數量首次跌破80萬人。從19世紀末有該項統計以來，這是100多年來的最低值，再次給多年來受“少子化”困擾的日本社會敲響警鐘。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為解決“少子化”問題，日本政府不僅發布年度《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還有意打造以兒童為優先的社會經濟。除提高育兒相關預算、強化育兒休假制度外，日本計劃今年4月設立“兒童家庭廳”，新機構編制300人，專門負責綜合應對“少子化”、虐待兒童、兒童貧困等問題。

其實，為緩解嚴峻的人口問題，日本政府已出臺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首先，支持新婚家庭。如2016年6月啟動的“一億總活躍計劃”，為新婚夫婦購房或租房、搬家提供資金支持，并不斷放寬年齡和收入限制，提高補貼上限額度。2021年的“結婚新生活支援項目”規定，如果雙方結婚當日年齡低于39歲，且家庭年收入少于540萬日元（100日元目前約合5元人民幣），就可以申請多達60萬日元的新婚生活補助。而最初的年齡限制是34歲以下，年收入標準是未滿340萬日元。其次，提高一次性生育補貼。如為了減輕分娩所需的直接費用或分娩前后產檢費用等經濟負擔，日本政府2009年10月起曾將一次性生育補貼由原來的38萬日元提高到42萬日元。再次，發放兒童補貼，以及免費提供嬰幼兒保育和學齡前兒童教育。兒童補貼政策的對象是住在日本國內的中小學兒童，兒童年齡不同補貼額度不同。補貼以月為單位計算，3歲前一律為每月1.5萬日元；3歲至小學畢業，第一孩、第二孩每月1萬日元，第三孩及以上每月1.5萬日元。2019年日本政府向1637萬余名兒童發放了補貼，領取補貼的兒童比2018年減少23萬多。

即便是政府采取了相當多的福利政策，但日本年輕人仍感覺經濟壓力大，特別是擔心將一個孩子培養到大學畢業的教育支出過高，因此，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大趨勢難以改變。在日生活多年的李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政府推出的相關補貼，在日本人看來只是杯水車薪。日本已有多年沒漲工資，切實解決年輕人財務不寬裕的狀況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日本職場加班很嚴重，年輕人為了在職場更好發展也不得不加班。加班占據了養育孩子的時間?！?

日本《東洋經濟》刊文評論稱，金錢獎勵或先進補貼無法徹底解決“少子化”問題，應對“少子化”最有效的方法還是要解決就業和潛在的經濟問題。

育兒假制度，最受韓國人歡迎

韓國政府今年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總和生育率（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已下降到0.78，創有記錄以來新低。韓國去年新生兒數量為24.9萬人，同比減少了4.4%。對此，韓國總理韓德洙表示，“有必要對現有應對低生育率的對策進行根本性反省”。

韓國2005年成立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委員會，并出臺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該委員會自2006年起每5年發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基本規劃》。根據規劃，從2022年起向有未滿1周歲嬰兒的家庭每月提供30萬韓元（100韓元目前約合0.5元人民幣）的育兒補助，到2025年逐步上調至50萬韓元，并為產婦提供200萬韓元的生育補貼。為鼓勵父母雙方共同承擔育兒責任，夫妻都為未滿周歲的子女申請3個月的育兒假時，每人每月最高可獲300萬韓元育兒津貼。據了解，在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委員會去年年底公布的一個應對方案中，韓國決定將育兒假的最長期限從1年增至1年半，并進一步放寬部分使用條件。

除允許夫妻同時休假育兒外，韓國還規定，在必要時，家庭成員可以一次申請1天育兒假，一年最多10天。家庭成員的范圍包括育兒父母、育兒父母的父母和祖父母。

據《韓國日報》、YTN電視臺等媒體報道，韓國政府在2022年共花費47萬億韓元用于應對低生育率，是歷年來相關預算最多的一年，但現金補貼也許不是解決低生育率的根本對策。一對韓國新婚夫婦向《環球時報》記者抱怨說，高房價、高物價仍被韓國年輕人視為生育兒女的最大障礙。目前，最受育兒夫婦歡迎的是育兒假制度。2022年，申請育兒休假的人數約為13.1萬，同比增長18.6%。其中男性占30%，達3.7萬人。記者認識的幾位韓國朋友都申請了育兒休假，并且基本上都休滿了一年。一位從事記者職業的男子表示：“在韓國老人很少幫子女帶孩子、雇保姆又負擔太重的情況下，政府推出的相關政策解決了雙職工夫妻的育兒困擾。但休假時間畢竟有限，解決好兒童尤其是嬰幼兒托管的問題更為重要?！?

韓國政府官員日前表示將推出臨時兒童托管服務，并引入兒童托管服務從業者資格制度，但他們也擔心，“托管服務內容還不能完全滿足育兒父母的特性化需求”。韓國相關專家認為，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減少問題非常復雜，很難短時間內解決，應設定短期、中期和長期方案，同時推動落地并逐步解決問題。短期方案是逐步放開移民政策；中期方案是逐步認可未婚同居與合作育兒等家庭模式，平等對待新生兒，消除社會對新型家庭的偏見；長期方案是保障就業穩定性、增加優質崗位數量、提高公共房屋供給等。目前，韓國政府計劃進一步提高多子女家庭的福利待遇。如從今年起為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專用公租房，到2025年增至2.75萬套，并將多子女家庭標準從現行的3名以上子女逐步放寬至兩名以上?！?

全日制托管，幫德國婦女回歸全職工作

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報告顯示，1964年德國新生嬰兒為136萬，達到頂峰。此后，德國出生率急劇下降。2011年新生兒登記只有66.3萬，為1946年以來最低。2021年，德國有79.5萬名新生兒，總和生育率從2020 年的 1.53增加到2021年的1.58。對于生育率有所提高的原因，報告認為一是勞動力市場相對穩定，二是新冠疫情期間，夫妻在一起的時間“比平時多得多”，導致生育機會增加。

家住漢堡的索尼婭和丈夫羅蘭德去年秋天有了兒子本尼，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們的愛情結晶就與疫情期間社交生活減少、共處時間增多有一定關系。此外，她所在的汽車零件集團鼓勵員工在家辦公，并制定了彈性工作時間。這意味著她休完假后，可以更好地兼顧職業和家庭。

談到德國生育率上升，羅蘭德認為離不開政府的三大鼓勵生育的舉措。其一，新生兒父母擁有休假制度。子女出生后，夫妻雙方可共享14個月的帶薪產假，并自由分配休產假時間。其中一方最多可以領取12個月的“父母津貼”，每月從300至1800歐元不等。從2024年開始，產婦的配偶還可以多休兩周帶薪陪產假。其二，有孩子的家庭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補貼。按照2021年提高后的標準，每個家庭的第一孩、第二孩可獲得每人每月219歐元的補貼，第三孩補貼為225歐元，第四孩及更多孩子每月可獲250歐元。低收入家庭還可以申請兒童補貼金，每個孩子每月最高為205歐元。此外，有孩子的家庭還可享受部分免稅。若父母一方加入法定家庭醫療保險，未成年子女及未滿23歲、自己沒有收入的子女可享受免費醫療保險。其三，建設完善的育兒基礎設施。德國政府近10多年來擴大了全日制日托班、全日制小學數量，讓母親可以更早地回歸全職工作。有報道稱，德國聯邦和各州政府達成共識——從2025年起，全日制小學的托管將在全德范圍內成為法定權利。但去年11月，德國多州政府發出警告，由于教育從業人員短缺，全日制兒童保育系統建設正面臨嚴峻考驗。

德國社會人口學者菲利普·莫蘭德認為，歐洲一些國家的經驗顯示，要提高生育率關鍵還是要營造一個對孩子友好的社會環境。如增加全日制托兒所（不少企業甚至還自己設立托兒所）、社區有更多兒童活動區、企業更靈活的工作制度，以及國家確保的各種福利、補貼和義務教育等。

“母親基金”，曾讓俄提前完成人口增長目標

俄羅斯聯邦統計局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俄人口數量為1.464億，比2021年減少55萬人。據俄《消息報》年初報道，俄戰略倡議署向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2/3的俄家庭為少子女家庭，只有1至2個孩子，僅1/10的俄家庭有3個及以上子女，其余為無子女家庭。

為鼓勵生育，近年來俄政府采取了諸如發放“母親基金”、設立“光榮父母”勛章、恢復蘇聯時期“英雄母親”稱號、向新生兒家庭發放各類補貼等諸多政策措施。2007年起設立的“母親基金”，生育二孩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可一次性領取25萬盧布（100盧布目前約合9.15元人民幣）的生育補貼。此后，金額逐年增加，2019年已超過45萬盧布。俄政府還實施總額約為3萬億盧布的“人口學”國家項目（2019-2024年），該項目包括為有新生兒的家庭提供財政支持、促進婦女就業、為3歲以下嬰幼兒教育創造條件等多項計劃。

近年來，俄政府實行的促進生育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據俄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1年至2008年期間，俄人口數量減少近600萬人。2008年至2018年初期間，俄新生人口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俄人口首次實現正增長，2015年總人口達1.463億，提前完成《俄羅斯聯邦2025年前人口政策構想》的目標任務。2018年初，俄人口數量接近1.469億，為歷史最高水平，此后再次呈逐年減少趨勢。由于經濟、社會等各種內外因素，人口下行壓力在一度緩解后又逐漸加大，俄仍無法徹底擺脫人口負增長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挑戰。俄專家認為，受內外因素影響，俄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很多民眾出于對改善生活現狀和未來發展的擔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意愿。俄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社會輿論”基金會項目主任普列斯尼亞科娃表示，受經濟上的不確定性、新冠疫情及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俄羅斯人會推遲或謹慎考慮諸如生育等重大家庭決定。

茹羅娃是莫斯科一家超市的收銀員，她的丈夫是出租車司機，兩人育有一對子女，分別為10歲和6歲。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之前考慮到“母親基金”補貼支持，他們才要了二胎。但如今兩人感到壓力較大，考慮到育兒等各類生活成本越來越高，二人已有意識地減少不必要支出。在一家車行工作的斯維特蘭娜結婚近兩年，她的丈夫在零售企業工作。她表示，雖然政府有較多鼓勵生育的政策，尤其是對多子女家庭，但夫妻二人目前考慮只生一個孩子。他們聽說，“母親基金”的申領和使用都有嚴格規定，要提交的材料繁多，并且獲得的補貼與實際育兒成本相比還是顯得微不足道。

有一些俄羅斯的社會組織為提高人口出生率提出過“超常規”建議，并引發爭議。2020年10月，俄社會組織“母親委員會”呼吁對故意拒絕生育者征稅后，反對者表示，這樣的強制性做法極易引發社會不滿情緒，許多年輕父母因經濟問題推遲生育，對其征稅顯然是“不合理的”。

【環球時報駐俄羅斯、日本、韓國特派記者 肖新新 朱玥穎 張悅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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