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山西會館在泰安

來源：泰安日報

原標題：山西會館在泰安

來源：泰安日報

會館始設于明代前期，最初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興盛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鼎盛于清代中期，到清末幾乎所有的府、州、縣城都有分布，甚至某些鄉鎮也有設置。會館多冠以省名，如山西會館、福建會館，有的冠以相鄰省份之合名，如山陜會館、山陜甘會館、湖廣會館，還有的冠以府、州名，如紹興會館、蕪湖會館、徽州會館等，在所有會館中最有名且數量最多的大概要數山西會館。據考證，最早的山西會館始建于明朝隆慶、萬歷年間。明代為吸引商人運糧到邊防，充實邊境軍糧儲備，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晉商以“極臨邊境”的地理優勢捷足先登，逐漸成為明清時期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西北至伊犁、西南到打箭爐、東北的寧古塔、東南的臺灣島等地都曾留下晉商的足跡。

泰安地處山東省中部的泰山南麓，北依山東省城濟南，南臨圣城曲阜，東連瓷都淄博，西接京杭運河。金天會十四年（1136），設泰安軍治所，該地始有“泰安”之名。大定二十二年（1182），泰安軍改為泰安州，明代泰安州隸濟南府。清雍正二年（1724），泰安州升為直隸州，與府同級，十三年（1735）升為府，設泰安附郭縣。泰安這次行政上的升格極大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隨著明代中期以后經營范圍的擴展，具有敏銳商業洞察力的晉商開始逐漸察覺到這里的商機，并陸續到此經商。到明朝末年，泰城的山西商人已經有一定數量。因為和關羽有桑梓之誼，他們重修并擴建了泰山紅門原有的一座關帝廟，一方面在此虔祭關帝，另一方面作為相互之間聯系商業情況、溝通同鄉感情的場所。廟西附建有一些客房廳舍，即為他們聚會、議事之處，所議內容主要與所從事商業活動有關，旨在維護晉商利益，此外還要商討行業內部事務、研究祭祖演戲事宜等，故被稱為山西會館，因該地的山西商人主要經營鹽業和典當業，也被稱為鹽當會館。清代康熙以后，由于在泰城經商的山西商人日漸增多，他們所經營商業規模越來越大，在關帝廟舉行的活動也愈來愈多，廟內建筑已遠遠不能滿足各種活動的需要，曾進行過多次重修和擴建。關帝廟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高低錯落。極盛時期由山門、戲樓、拜棚、正殿、憩亭、東西配殿、過亭、后殿組成。正殿祀關羽，東西配殿祀關興、周倉。每到關帝祭期，祭禮完畢后都要開戲，金碧與舞衣爭輝，笙歌與朱弦并奏，場面宏大，熱鬧非凡。從留存下來的重修碑文看，歷次的主持者、參與者絕大多數為當時居住于泰安的山西商人，且以汾州府汾陽縣、平陽府洪洞縣人居多。捐資數額從幾百兩到數千兩不等，由此亦可看出不同時期晉商的經營狀況，乾隆、道光年間捐資額竟多至800余兩、4000多千文，標志泰城晉商事業達到鼎盛。今天的紅門關帝廟仍大致保留了鼎盛時期的規模和布局。作為登山盤道第一廟，它與泰山的其他古建筑群一起，已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晉商在泰安設立的第二家會館位于古鎮大汶口，該鎮地處著名的大汶河北岸。大汶河發源于泰山東麓一帶，牟汶、嬴汶、石汶、泮汶、柴汶為其5條支流，至大汶口“五汶”會齊。地名大汶口，乃因其地為“五汶”總匯之口的緣故。這里河面寬闊，水勢平緩，是著名的汶河古渡口。《詩經·齊風》稱：“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可見春秋以前，這里就已經是齊魯的交通要道，并逐漸成為泰安、寧陽、肥城、新泰等地農產品的重要集散地。但長期以來跨河運輸只能依靠舟楫擺渡，貨物的外運頗成問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貿易的發展。明隆慶年間橫跨汶河的大汶口石橋的建成，徹底解決了擺渡運輸運量小、時間慢的問題，極大便利了南北貨物往來，為明末以后大汶口城鎮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明朝末年，大約與進駐泰城同時，晉商也來到大汶口，積極參與當地的商貿活動，為這座千年古鎮的繁榮作出了貢獻。據了解，清代該地有大牙行、小牙行、姜麻行、糧行、魚行五大行商，負責牲畜、毛豬、姜麻、糧食和水產品的交易，有大小貨棧近百家，可見當時商貿活動之繁盛。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貨棧由晉商經營。當時大汶口鎮的商業規模在泰安縣范圍內僅次于泰城，鎮上有東大街、山西街、升平街、吉祥街、糧食市街、文化街、壽春胡同、石家胡同、侯家胡同等街巷。大約在來到大汶口不久，山西商人在西南門里路西創建了關帝廟，該地出西南門便是石橋，交通極為便利。康熙三十二年（1693）、雍正三年（1725）重修和擴建關帝廟。乾隆二十四年（1759）擴廟基，修墻垣，置地建戲樓。與泰城山西會館一樣，大汶口山西會館的格局也是廟館合一。建筑布局北為關帝廟，有鐘鼓樓、過廳、東西廂房、大殿和東西配殿，大殿主祀關羽，配祀為關興、周倉，東配殿為財神，西配殿為火神。南為戲樓及客房廳舍，戲樓分前后臺，前臺東、西、北三面敞開。后臺有兩門，東為出口，西為入口。臺前空地甚為寬敞，能容納數百人。整個建筑占地2000多平方米，規模宏大、結構嚴謹、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從碑文看，歷次重修的捐資善士多為山西人，原籍遍及山西各府州縣。今天，會館因具有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已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位于泰安東南方，距泰城約百里之遙的樓德，是晉商在泰安的第三個聚居地。該地因處徂徠山之陽，故又稱徂陽。汶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柴汶河穿境而過。“樓德”之名最早見于明萬歷《泰安州志》，為當時泰安州75處鎮店之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泰安州升為泰安府，樓德屬泰安府屬之泰安縣，此時的樓德憑借經濟之發達、貿易之繁榮以及位于兩府（泰安、兗州）三縣（泰安、泗水、寧陽）交界處的重要地理位置，成為泰安府僅有的府級派出機構——泰安通判的駐地。通判為知府之佐官，位居知府、同知之下，秩正六品，掌糧鹽、督捕、河工、水利等，通判衙門的設置進一步促進了樓德經濟的繁盛。

當時過往樓德的官宦、客商、百姓很多，流動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動了服務業等商業活動的發展。商業貿易的繁榮也促進了樓德的城鎮化，其市鎮格局逐漸完備。清末樓德有東、西、南、北4個哨門，鎮上有興隆街、朝陽街、二衙街、會館街、萬全街、前紙坊街、后紙坊街等街道，頗具小城規模，當時的商業店鋪主要分布在這些街道上。業商者多為外地人，主要來自山西、濟南以及泰安的其他州縣。據考察，當時在此經商的山西商人多來自汾陽、洪洞、平遙等地，主要經營酒坊、油坊、土產雜貨店等，坐商兼趕四集。樓德山西會館位于西哨門外，坐北朝南，內有大殿、鐘鼓樓、戲臺等，規模宏大，院內有數通創建、重修碑（建筑及碑刻均已無存）。山西會館創建時間現已無考，但從樓德市鎮經濟的發展情況來看，應在清代康乾之間。

以上就是泰安的3處山西會館。盡管這些會館的整體規模以及社會影響無法同北京、蘇州等大都市、大商埠的山西會館相比，但一個縣同時存在3座晉商會館，在當時的山東省乃至全國范圍內都是不多見的。晉商積極參與泰安的商業貿易，與當地百姓和諧相處，促進了泰安與其他地區的商貿往來，與其他社會組織水乳交融，給明末和清代的泰安社會帶來深刻影響，為明清晉商創業史以及清代泰安經濟史、社會史留下了豐厚史料。山西會館作為明清時期泰安經濟繁榮、商賈云集的標志，永遠載入了這座城市發展的歷史篇章。

□市文物保護中心 田承軍

■泰城關帝廟山門。通訊員供圖

■泰城關帝廟戲樓。通訊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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