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末人物丨姜寶昌：開掘“科圣”墨子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

原標題：周末人物丨姜寶昌：開掘“科圣”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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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本報記者 劉蘭慧

首次踏進中國墨子學會副會長姜寶昌家，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客廳除一桌一茶幾之外，幾乎被書柜包圍。

參觀書房時，姜寶昌赧然一笑。書房即為臥室，扁窄逼仄的空間里擺滿了圖書典籍。介紹起作品時，他像變戲法一般從看似凌亂的書堆里找出相關的書籍和資料。

書房懸掛著“墨子書院”的牌匾，與門正對。姜寶昌指著牌匾說：“我將書院的牌子懸掛于房屋正中間，時刻警醒自己，作為墨子書院的顧問，要顧而問之。雖然離滕州較遠，我無法做到一天一顧，但起碼得做到一天一問吧。”

2023年，姜寶昌已是83歲高齡，但他的人生節奏并未隨年齡增長而放緩。近期，他的多部著作即將在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他幾乎閉門不出，十年如一日，心無雜念，完全沉浸在對墨子精神求索的狀態之中。

“入坑”墨學研究

“我入墨學這個圈，前是山大歷史系盧振華先生的引導，后是張知寒先生的引導。”往事撥動著姜寶昌的思緒。盧振華和張知寒兩位教授的指導，至今對姜寶昌仍是有力的鼓勵和長久的慰藉。

1974年，一個偶然的機緣，姜寶昌認識了山東大學歷史系盧振華教授。未久，盧教授主動提出讓姜寶昌做他的助手，做些翻書、抄寫、校對之類的工作。

姜寶昌回憶：“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欣然答應下來，因為我的潛意識告訴我，先生對我這個‘非正式’弟子兼助手抱有某種矚望。”其時，盧振華研討的課題頗為廣泛，以科技史尤其是齊魯科技史為主，出乎“鉤沉發覆以尋覓古人于科技原理與器用制造方面的創獲”的熱忱。

這種熱忱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了具體指向。數年以后，盧振華突然對姜寶昌說：“前不久，與齊魯書社洽商出一本《山東古代科技人物論集》的書，現在稿子基本準備就緒，只差墨子一人。從科技角度寫墨子，你會寫得更真實更生動，因為你學過數理。”

姜寶昌正不知所措，盧振華教授接著說：“論文題目就定作《墨家在科技方面的貢獻》，你不必緊張，我給你三個月時間，你盡可用大部分時間翻閱相關資料。除《墨子》元典外，可以參考山大二十年代的欒調甫先生同梁啟超先生討論《墨辯》的材料，也可以借閱曾在中文系任教的高亨先生的大作《墨經校詮》一書。”

姜寶昌意識到，這是盧振華教授在出題目測試自己，卻又給他以明示——不要忘記山東大學在《墨辯》研究方面已經形成的傳統優勢。

三個月后，文章初稿擬就，姜寶昌論述了“一重守備，尚技藝”“二重自然科學”兩大方面，計八千字。盧振華教授閱后說：“墨家科技，大有文章可做。日后，你可以考慮以此作為自己的專攻。”大約半年后，書印成了。姜寶昌寫的那篇論文置于《魯公輸班》篇之后。那時，姜寶昌的心情十分復雜，激動之中包含感恩，因為他的第一篇稚嫩的論文習作被選錄到盧教授的論文集中。

盧振華教授對他的點撥，讓姜寶昌的心里漾起了層層漣漪，久而不息。彼時，姜寶昌考取了山東大學中文系殷煥先教授的語言文字學研究生。在征得導師同意的情況下，他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不間斷閱讀墨學著述。

到20世紀80年代末，退休后的張知寒教授為證明當年歷史系童書業教授“墨子很可能是滕州人”的論斷而四處奔走。有一次，張知寒告知姜寶昌山東大學要成立山東墨子學會的消息并邀請他帶文參加。此后，姜寶昌便正式“入坑”墨學研究。

山東墨子學會在滕州成立后，第二年便升格成中國墨子學會。在前兩屆的學術研討會上，姜寶昌見到了蔡尚思、匡亞明、費孝通等學者，他們當時都是八九十歲的耄耋老人，為支持墨道發展拄著拐杖參會。姜寶昌深受鼓舞，并堅定了從事墨學研究的決心。

1993年姜寶昌的《墨經訓釋》由齊魯書社出版，對《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四篇進行了訓釋。

直至2000年，他終于下定決心：專業改就改了。此前，姜寶昌內心曾經歷過無數次的思想斗爭，扔掉文字學專業改從別的領域，心存不甘。

入墨道之后，姜寶昌逐漸發現，墨學與國學關系密切，自己原本在古文字專業下的力氣并沒有白費。例如，墨子能造字，很多古文字僅墨子的書中才有。

找準方向之后，一切似乎水到渠成。2010年姜寶昌的《墨子·大取小取訓釋》出版，他完成了此前遲遲不敢動筆的《大取》《小取》兩個關于邏輯學部分的訓釋。

有了跨學科的知識，姜寶昌感受世界，甚至對墨子世界的理解方式似乎也有些不一樣了。

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都存在一個登堂入室的過程，姜寶昌的墨子研究道路便以《墨經》為起點，該書六篇以自然科學和邏輯學為主。自然科學囊括數學、邏輯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其中，幾何學、時空論以及光學可以視作當時的世界之最，甚至稱《墨經》為當時的幾何學或是光學教科書都不為過。

談及此處，姜寶昌扼腕嘆息，墨學這座富礦中的財富至今仍鮮為人知。

發掘墨子的自然科學邏輯學智慧

當人們在人類數學史中徜徉漫步的時候，經常能夠發現，有一些相似的概念會在相隔很遠且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現，這實在是很奇妙的相互呼應。

古希臘人認為，幾何學因其嚴謹性和能夠訓練頭腦而尊貴。相傳，在柏拉圖學院的正門上，刻著這樣的格言：“不習幾何者不得入內。”

談至此處，姜寶昌情緒高漲。提及幾何學，許多人言必稱希臘——點、線、面、體，殊不知，比古希臘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更早，中國的墨家就談及端、尺、曲、厚。點、線、面、體盡人皆知，而端、尺、曲、厚卻不為人知。

學術研究是一個上山的過程，尋訪風景的過程，探求未知數的過程。一個好的墨學研究學者要具有開闊的視野，并且對墨學有著足夠的尊重和敬意。

對于墨學研究，姜寶昌有感情投入，作為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對墨子天生有一些親近之感。更重要的是，他學過數理，能夠挖掘得比較廣、比較深。此外，在文字學專業學習的他具有訓詁之功。

“經過中西對比之后發現墨學中所蘊涵的財富，我心生驕傲，文化自豪感和歷史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有幾個人能像我一樣共享這份情感呢？大多數人提到墨家、墨子，僅僅了解兼愛非攻。先圣創造的自然科學以及邏輯學等智慧卻被放在墻角，這合理嗎？”姜寶昌說。

《墨經》是姜寶昌科研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墨守》成為姜寶昌墨學研究歷程中需要邁過的另一個坎兒。《墨守》主要內容是積極性的軍事防御，有人曾將《墨守》和《孫子兵法》視作一守一攻的雙子星，是中國軍事方面少有的撰述。如果說《墨經》號稱天書，那《墨守》可謂是半天書。歷時四年時間，姜寶昌又寫出了《墨子訓釋·墨守》。

之后，他一鼓作氣接連又做了《墨論》，該書以孫詒讓的《墨子閑詁》作為底本。

2017年，姜寶昌接到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的電話：“有關專家正在對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進行重新解讀，袁行霈先生主張《墨子》部分找您來解讀，您同意嗎？”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這本書，姜寶昌和北京的專家們打交道便多了。他每寫一部分便到國家圖書館古籍展覽室三樓與學者們一起討論稿子，這些學者雖然年邁，但他們的思想卻是學術界最新鮮、最活躍的。受到他們的啟發之后，姜寶昌更加堅定了在墨道方面向深度、廣度進軍的決心。

在《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墨子》中，姜寶昌對墨子之言行及其學派之著作，在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重大發現和建樹進行了詳盡地呈現。

政治倫理與科學技術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姜寶昌認為，盡管之后儒家成為中華國學的核心內容，但是對現代中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最有現代意義的則是墨學。

以杠桿定律為例，世人皆知古希臘阿基米德提出杠桿平衡定律，但是《墨經》中有這樣一句話：“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基本上與阿基米德的意思一致，區別在于缺少一個數學公式，其根本原因在于這是古代東方人和西方人思維方式的不同。

因此，在學術界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極為重要，中國人在商代就已經明白最大公約數和最小公倍數且具體運用到干支紀日之中。可是，最大公約數和最小公倍數的概念目前都是外國的專利。

受益于墨子研究，如今中國也有了話語權。姜寶昌主持的“墨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這一課題在2021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學術活動及課題立項。在《墨家思想及其當代價值》論文集中，姜寶昌題為《墨家科技成就及其在中國科技史上的地位》一文為首篇。

故紙堆與“避難所”

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愛好是人生的調節劑，鉆“故紙堆”之余，姜寶昌還有不為人知的很多面，也有著自我專屬的生活“避難所”。

伏在桌子上，細讀自己書寫的有些潦草凌亂的詩稿，這是姜寶昌的日常生活剪影。

“現今大家都不愿意研究古代的東西，很少有人去寫古體詩，我勉強算是個守護者吧。”行文至此，一個“老學究”的形象是不是已經躍然紙上？一副金邊的眼鏡架在鼻梁上，確實讓人聯想到學識和智慧。難道，他的閃光之處只有墨學研究嗎？當談及興趣愛好時，這位老先生的形象更加“鮮活”了。

“活兒不斷”是姜寶昌的口頭禪，他至今沒有智能手機，幾乎沒有休閑、娛樂的時間，每天唯一的休息時間是散步一小時。可謂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談及近況，他的一些構思正在醞釀。

“這本著作近700頁，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審校。”姜寶昌的專著《金文研究》在韓國出版之后，山東一家出版社也有意出版，“我希望能夠為自己寫一本墊棺作枕的書，有一天去世了，棺材里放一本，也就足夠了。”

《墨經詁林》是姜寶昌最看重的一本書，他對這部作品傾注的熱情與努力是旁人難以想象的，幾乎窮盡了他后半生的精力。

《墨經》是他從事墨子研究的原點和起點，他的長項在于學過數理，所以這本書用時最多，記的卡片最多，寫得最專心。

他就像一個琢玉工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歷時近30年，用了約4000張卡片，用3年半的時間埋頭寫作，寫了5000多頁稿紙，25大本。洋洋灑灑數百萬文字，竟然都是手寫而成，可見用心良苦。

無數個日日夜夜，姜寶昌與墨子共生活、同呼吸。他說：“朋友王贊源覺得，我們這些學人生前應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完。《墨經詁林》就是我要說的話，這本書出來之后我便沒有遺憾了。”

“這些都完成后，我還有個想法，不知能否做到。目前我有五本詩集，手里還有一些零碎的詩稿，約二三百首，我想再湊一二百首，出版第六本詩集。當然現在精力、體力都大不如從前，以前一天寫兩首，現在兩天能寫一首就不錯了。”姜寶昌興奮地述說著。

幾十年來，姜寶昌陶醉其中、樂此不疲。目的何在？一是自娛自樂，賦詩填詞是最好的娛樂方式，二是借此錘煉文字。

哲學家任繼愈曾講過，要搞中國的墨辯邏輯應該結合印度的墨辯邏輯，但是非常難。在姜寶昌看來，他作為一名墨辯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究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三段論”邏輯與古印度（陳那）因明“三支論”邏輯的同時，深度開掘古代中國墨家“三物論”邏輯的內蘊，從而使亞氏邏輯、因明邏輯和墨家邏輯成為世界三大形式邏輯的事實確立下來，并借以駁辯所謂“中國古代無邏輯”的謬說。

訪談接近尾聲，姜寶昌仍對以墨子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如何獲得生命的更新和再生念念不忘，他說自己雖然做了一點工作，但深度和廣度都還差得遠。墨子研究的事業未竟，仍需后繼者不斷往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進軍，真正把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挖掘出來。與西方的成果對比，讓中華民族每個成員都心中有數，有自己的話語權，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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