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照丹土和兩城鎮考古遺址尋訪記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日照丹土和兩城鎮考古遺址尋訪記

來源：齊魯晚報

在山東考古史上,丹土遺址和兩城鎮遺址具有特殊意義。兩處考古遺址最初的發現、挖掘都與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關系密切。其后隨著挖掘與研究不斷深入,更有梁思永、王湘、祁延霈、劉曜、劉敦愿等著名考古學家參入進來。如今兩城考古遺址公園雛形已顯,不久即可開門納客。丹土遺址因受地理地形等影響,只能做好原地保護,待時機成熟再行進一步規劃。

甲辰仲秋,筆者驅車由五蓮縣城出發,一路欣賞峭立俊秀的五蓮山脈,開始丹土、兩城鎮考古遺址簡短尋訪旅程。

□許志杰

王獻唐父子及劉敦愿

對丹土遺址的發現、發掘

王獻唐(1896年—1960年),原籍山東濰縣(今濰坊市)王家寨子村,明朝祖上遷居今日照市東港區日照街道辦事處大韓家村。

從地理位置上看,大韓家村與丹土遺址所在的五蓮縣潮河鎮丹土村以及兩城遺址,相距不過20公里。兩地不僅同屬古代東夷文化圈子,或者說共受莒文化影響,而且民俗民風相近。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五蓮縣在行政區劃隸屬上為昌濰地區,即現在的濰坊市,1992年劃轉設立不久的日照市。從歷史上講,五蓮和日照地緣關系密切,是大海與丘陵交匯的海岱地區,民間交往頻繁。正是由于如此,王獻唐的父親王廷霖先生出于對故鄉故土的好奇與熱愛,因自己飽有歷史常識,于1900年首先發現丹土村的古城遺址。

丹土,顧名思義紅土之意,因村東側有大片紅燒土而得名。如果這片紅土與丹土之名僅僅是簡單的起承關系,毫無疑問,這片紅土在前,丹土名稱在后,應該是后人以當地特點順口叫起來的。問題是,遺址原來的名字是什么呢?似乎并不明朗。

五蓮縣博物館有專門的丹土遺址介紹:“丹土遺址位于五蓮縣潮河鎮丹土村,因東側有大片紅土而得名。面積約40萬平方米。遺址文化內涵豐富,有大汶口文化時期、龍山文化時期,周、春秋戰國至漢代等遺址、遺物,其中以龍山文化為主,且延續時間最長。近年來,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和龍山文化中期三個連續擴展的城址,其中大汶口文化城址是目前海岱地區經過科學發掘最早的城,堪稱‘海岱第一城’。該城址于1996年11月20日,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既然是一座城,而且是“海岱第一城”,那么就一定會有一個城市的名字,現在看來文獻無可查,考古無所征。那么,王獻唐之父王廷霖先生是如何發現這個古代城址呢?

王廷霖,清末日照人,生卒年月不詳,師承清代著名金石學家、日照人許瀚,有《泉幣圖》等金石著作。有一次王廷霖漫游五蓮縣時途經丹土村,在村民種地拋棄在路邊的亂石里,撿到一些石器、陶片等古物,他根據自己所積累的金石知識,初步確定為石器時代遺存,因此成為發現丹土遺址第一人。

后來,王廷霖先生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兒子王獻唐,1934年春,供職于山東省圖書館和山東古跡研究會的王獻唐,將這一消息報告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即派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任組長的考古組前往日照一帶進行考古田野調查,考古學家王湘、祁延霈不僅確定了王廷霖先生發現的丹土遺址確為舊石器時代古城遺址,而且還相繼發現與丹土遺址不遠的兩城、堯王城等龍山文化遺址多處,并對此進行科學調查,為日后的考古發掘打下基礎。

丹土遺址確定以后,有關考古部門對此進行多次挖掘。1954年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的袁明、王思禮前往調查；1957年,山東大學歷史系劉敦愿先生帶領山大考古人員對丹土遺址進行調查,共采集石器標本83件、陶片標本65件。這些石器主要是用“琢磨法”制成的,帶有明顯的生產、生活使用磨痕。表面磨制光滑、個別還有鉆孔,但樣式簡單,與相距很近的兩城遺址遺物相比略顯粗糙,因而劉敦愿先生斷定丹土遺址稍早于兩城遺址。考古部門先后五次對丹土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資料,除石器、陶器外,還有玉器、銅器,帶有顯著海岱地區器物特征。

非常遺憾的是,因為丹土遺址與丹土村合為一體,很大部分是在村莊地下,嚴重影響遺址進一步發掘與保護,過去數次挖掘現場已經被回填,有的甚至再次在遺址之上覆蓋建筑物。現在能夠看到的,就是立在村頭的兩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其他別無可見之物。與村里的人交談,他們對自己村子里的這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知之甚少。原來存在于村東的那大片紅土也被風吹雨打消蝕去,沒有從前那么明顯的痕跡了。

梁思永主持發掘的

兩城鎮遺址

從丹土村穿過一片玉米地中的田間小路,十幾分鐘車程就到了兩城鎮遺址。雖然村外沒有明顯標志,但進得村里,一個不大的廣場邊,矗立著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

在通往遺址的小路綠化帶,以及村民還在種莊稼的田里,間隔幾米就放置著一個仿造的高大黑陶器物,有蛋殼陶高柄杯、陶簋等,都是龍山文化標志性出土文物。雖然這些器物放置于此略顯突兀,但至少說明這里的人是在用自己的認知與智慧,保護老祖宗留下的遺物。順路前行,更讓我驚奇的是一個叫做“兩城鎮遺址”的考古現場,現在已經初具規模,高大的風雨棚建設完畢,復原的考古現場也已布置到位,只是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

與“兩城鎮遺址”隔路相望的,是一片莊稼地和樹木,挖掘機正在工作,平整出了一小片地方。問及工作人員,得知這里是兩城遺址的配套項目,將來與遺址合二為一,建成考古遺址公園。這是作為弘揚傳統文化題中應有之義。

關于兩城鎮遺址曾經有一種說法,這是王獻唐最初發現的。在兩城遺址發現之前,王獻唐作為山東省的省方代表,參與組建山東古跡研究會,于1930年到1931年協助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工作,是當時較早接觸龍山文化的山東考古與歷史學者。另一個原因是,王獻唐的老家大韓家村離兩城鎮近便,他的父親王廷霖又是第一個發現了丹土遺址,并由王獻唐報告給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等人。因此,很多人把兩城遺址的發現也歸結于王獻唐。

后來有學者經過前后資料查找比對,沒有找到當事人包括王獻唐本人對此的零星文字,應斷定王湘、祁延霈為最早發現人。著名考古學家、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欒豐實認為,隨著近些年歷史學者對王獻唐學術生涯的研究深入,很多歷史資料足可證明,兩城遺址雖然不是王獻唐最先發現的,卻是在他的努力下,終于促成了1934年史語所考古組派出王湘、祁延霈等專家,對魯東南沿海地域的考古調查,進而發現了兩城遺址。

兩城鎮遺址第一次發掘的時間是1936年5月,“梁思成先生和祁延霈、劉曜兩君到日照縣的兩城鎮開始發掘”。

根據參與發掘工作的劉曜先生記述,兩城鎮在日照縣(今日照市)北和諸城縣(今諸城市)南的交界處,它本身就是兩縣管理,鎮的北部屬于諸城,鎮的南部便是日照縣管了。他們所發掘的兩個遺址,就在鎮的兩邊,一個是緊靠著鎮的瓦屋村北,一個是離鎮一里多的大孤堆東,都在諸城境內。這次挖掘到7月22日結束,共進行67天。劉曜先生就是后來改名為尹達的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曾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考古學者對于兩城鎮遺址的關切與進一步調查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山東大學歷史系劉敦愿先生數次利用節假日,自費坐長途車到兩城遺址進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與兩城小學的老師、學生,以及一些村民成為好朋友。當時兩城鎮遺址一帶有什么新的發現,他們就想方設法以最快速度轉告劉敦愿先生。

現在收藏于山東省博物館的國家一級文物——著名的刻紋玉圭以及收藏于山東大學的部分玉器,就是由這些村民通風報信,劉敦愿先生將其帶回的,可謂貢獻巨大。1995年山東大學與美國耶魯大學(后改為芝加哥富地博物館)合作,啟動以兩城遺址為中心的區域性系統調查,聯合調查隊隊長是山東大學考古系蔡鳳書教授,美方負責人為文德安博士,從此開始了長達20余年的調查工作。

從1934年發現兩城遺址,至今已有90年。欒豐實先生在2009年出版的《兩城鎮遺址研究》前言中飽含感情地寫道:“我們懷念為兩城遺址的發現、調查、發掘和研究做出貢獻的梁思永先生、劉曜先生、祁延霈先生、劉敦愿先生等老一輩學者。也感謝為保護兩城鎮遺址做出切實努力的日照市各級領導、文物干部和兩城鎮村民,沒有他們的保護工作,位于十個行政村近萬人口駐地的兩城鎮遺址很難保存下來和延續下去。”

期待兩城鎮遺址公園早日建成開放,使之以嶄新的姿態繼續下去,迎來下一個百年征途。

(本文作者為高級記者、媒體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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