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沈約的文學主張與齊梁詩風新變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沈約的文學主張與齊梁詩風新變

來源：光明日報

沈約是南朝著名的文學家，被譽為“一代辭宗”（《南史·任昉傳》）。他的文學主張與詩歌寫作，在新體詩的形成與齊梁詩風的轉變中具有重要作用。

沈約的文學主張

沈約的文學主張，主要可概括為三方面，現論之如下。

其一，文章“三易”說。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有“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易見事”中的“事”，即是典故與成語，將其用于詩文寫作的目的在于明理證義。尤其是詩歌，其創作多以形象思維為主，而在不適宜抽象說理處，需借助用典表情達意。沈約認為詩文寫作無須使用生澀冷僻的典故，而需明白曉暢，使讀者見事知意。“易識字”指向用字，沈約認為作文需以通用常見字為主，不提倡以古奧生僻字作詩為文。因詩文是個人情志的表達，如若字句詭異，令人費解，實不可為訓且無意義。這與劉勰《文心雕龍·練字》中“避詭異”的文字練擇觀不謀而合。“易讀誦”在于詩文的語言要聲調和諧，吟誦時協調流暢，易于上口。中國古典詩歌原本與音樂密不可分，早期詩歌如《詩經》等皆可入樂，只是隨著時代與詩體的發展，二者關系才逐漸淡化。詩歌由以歌詠為主漸趨轉向以誦讀為主。沈約“易讀誦”的提出，便是對誦讀音樂美的強調。

其二，永明“聲律論”，即“四聲八病”。該論產生于齊武帝永明年間，從音律、音韻等角度對詩歌創作提出種種規范和避忌，是對詩歌語言極為精細化的一種具體要求。沈約等人強調聲音的排列組合規律，并將這一規律運用于五言詩歌的創作中，使得詩歌讀來浮鼓相應，唇吻流利，從而呈現出“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南史·陸厥傳》）的完美效果，并最終形成了“永明體”。而“聲律論”的具體內容，則是運用平上去入四聲來合理安排詩歌語言，避開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病。其中，前四種病表述明確，主要指某些對應的位置須避同聲；后四種病多是舉例說明，且較前四種病更為復雜，涉及避同韻母、同聲母等問題。

其三，文學發展觀。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中對歷代文學的發展規律做出探討。尤其論述了文學的起源與自遠古至劉宋時期文學發展的歷史。沈約認為詩歌是人內心激蕩感情的外現，所謂“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外物的感召觸動了人的心志，心志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便發而為詩。因此，“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即文學的肇始與人類的出現一樣遠久。而在對歷代文學發展的論述中，以“通”“變”貫穿始終。“通”即繼承，例如指出兩漢至建安以來作品，“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變”則指自漢至魏四百余年，文體三變，其原因在于“賞好異情”，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創作風格。同時，沈約對文學創作中“文”“情”關系展開討論，主張“以情緯文，以文披質”，即詩文創作以“情”來組織文辭，文辭也須潤飾情質，以達成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沈約詩歌對文學主張的實踐

沈約在齊梁時以詩名，與任昉享有“沈詩任筆”之譽，所謂“詩多而能者沈約”（《梁書·何遜傳》）。沈約的詩歌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頗具特色。而他的詩歌創作對其文學主張的實踐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長于抒情，感情真摯，婉切動人。鐘嶸《詩品》評價沈約詩“長于清怨”，即是說其詩善于感嘆身世遭遇與時代之思，蘊藏著詩人豐富充沛的思想感情。這種感情，有時是坦率直白的表露，如送別朋友的《別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共情今古，感人至深。再如懷念故人的《懷舊詩》（九首），每一首懷悼一位亡故的朋友，情深如許。有時則表現為“借題發揮”，將壓抑的深沉情感借古題表達。如樂府詩《東武吟行》，即借古題抒發自己的傷時之感。同時，沈約詩歌的寫景狀物亦十分形象生動，他既重情文，又不偏廢形文。山水詩如《早發定山》，以“標峰”“置嶺”“忽斜”“復抓”“未落”“欲燃”等詞組，描繪定山奇偉。《八詠詩·被褐守山東》有“兩溪共一瀉，水潔望如空”，讀之即見溪水之清潔靈動。可以說，沈約詩歌的情感表達是對其“以情緯文，以文披質”這一為文理念的實踐。

其二，注重自然，追求平易。這正是對其文章“三易說”在詩歌領域的實踐。沈約的《別范安成》《休沐寄懷》《古意》《早發定山》等篇，明白如話，淺顯易懂，無難識之字。尤其是《別范安成》中“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一聯，《文選》李善注認為化用了《韓非子》中周人張敏與高惠友善，張想念高，夢中往尋，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該聯巧妙貼切而不露穿鑿痕跡的手法，正是“易見事”的典范。同時，沈約還主張向民歌學習，采俗語入詩，認為詩文要適合一般士人誦讀，故而其詩能“見重閭里，誦詠成音”（鐘嶸《詩品》）。

其三，語言工麗，講求對仗，聲調鏗鏘。鐘嶸認為沈約詩歌“五言最優”，其五言在對偶與韻律方面，已初具唐代五言律詩雛形。對偶如《傷謝朓》：“調與金石諧，思逐風云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等，已成典型。聲律如《鐘山詩應西陽王教》等，呈現出井然有序的四聲對應關系。韻腳如《怨歌行》等，已然出現平仄交替。同時，沈約常以雙聲疊韻詞入詩，讀來朗朗上口，音聲鏗鏘。明人楊慎《升庵詩話》評沈約《八詠詩》有言：“‘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復非復，后人決難下也。”可以說，沈約的五言詩，是對其所倡“聲律論”的探索與嘗試。

沈約在齊梁詩風新變中的意義

沈約在蕭齊時已成為竟陵王蕭子良文人集團的領袖之一，在蕭梁時又居宰輔之任，身居高位。他不僅善于屬文，更樂于推人之善，提攜后人，在齊梁詩風新變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以“三易說”引導齊梁詩風的審美變革。沈約的“三易說”對改變劉宋以來追新尚奇的詩風頗有助益。劉勰《文心雕龍·通變》有“宋初訛而新”，宋初文壇追求新奇，而這種風尚至于宋末，愈演愈烈。劉宋初期以顏延之、謝靈運、鮑照、范曄等為代表，注重語言的雕琢與詩意的生新，中后期則以張融為代表，以標新立異自許。所謂“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文心雕龍·練字》）。因此，沈約的“三易說”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種時風，促進詩歌的健康發展。且其所倡得到彼時著名詩人謝朓、王融等人的認同。如謝朓《游東田》《游敬亭山》《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等山水詩，文詞平易曉暢，在對自然景觀的精心描繪中融入真情實感，較之謝靈運刻意追求生新古奧的山水詩有了長足發展。

其二，以“永明體”詩歌推動近體詩的生成與發展。《南史·陸厥傳》論述永明體時，將沈約、謝朓、王融、周颙同列，他們善識聲韻，以氣類相推轂。沈約諸人在提出“四聲八病”等聲律論后，有意識地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實踐。沈約所作前文已論。他者如謝朓，提出“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的觀念與“聲律論”相呼應，“圓美流轉”的關鍵便在于聲韻與格律。在他的實際創作中，有“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等佳句，大多平仄協律，對仗工整。又如《玉階怨》《王孫游》《同王主簿有所思》等五言四句小詩，更與唐代五言絕句相差無幾，以至于得到“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嚴羽《滄浪詩話》）的評價。可以說，以沈約為代表所倡導的永明體詩歌，是近體詩發展中的關鍵一環。

其三，以《宋書·謝靈運傳》總結文學發展經驗，開文學史書寫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沈約在該傳中的許多觀點，為劉勰《文心雕龍》與鐘嶸《詩品》所繼承。如沈約在文情關系中提倡“以情緯文，以文披質”的詩文寫作觀。至于《文心雕龍·情采》則有“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詩品》則有“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可以說，沈約《謝靈運傳》為《文心雕龍》《詩品》等文學理論專著中的詩歌發展史論導夫先路。

綜上所論，沈約無論在理論建樹還是在詩歌創作上，皆引領潮流，身體力行，以親身創作實踐推動齊梁詩風變革，為唐詩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作者：林家驪，系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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