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兩年之后，念斌國家賠償數額終回原點。記者獲悉，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近日作出決定，駁回念斌的申訴，認為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此前119萬元國家賠償決定并無不當。念斌申請已久的傷殘賠償金、醫療費等未獲支持。

“律師大年三十拿到了決定書，但沒敢給我們，擔心我們過不好年。”念斌的姐姐念建蘭說，為了讓念斌盡快回歸正常生活，申訴期間的重要訴求是摘掉其“犯罪嫌疑人”身份，并且獲得合理的傷殘賠償及其他補償，但二者均未如愿。

在近年備受關注的冤案平反者中，念斌是唯一此后又向最高法申訴的。2006年7月，福建平潭澳前村發生中毒事件，念斌此后8年4次被判死刑，3次因證據不足發回重審。2014年8月，福建高院終審宣告念斌無罪。這一度被認為是“疑罪從無”的典型案例。

摘不掉的“犯罪嫌疑人”身份

無罪判決之后的兩年半，念斌的生活并不輕松。

念建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從死亡線上掙脫的念斌，至今掙扎在貧困線上。她稱，念家因伸冤曾借了上百萬元債務，如今難以償還。念斌老家被砸、在外租房，本人因養病還無法正常工作。國家賠償幾乎成為念家還債及繼續生存的唯一希望。

2015年，福建省兩級法院均決定賠償念斌119萬元。念斌不服，隨后向最高法申訴、索賠540萬元，并于2016年2月獲立案。

“119萬元賠償確實難以解決實際困難。”念建蘭說，兩級法院僅支持了64萬元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5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沒有支持傷殘賠償、醫療費等賠償項目，尚不夠償還債務，更不用說治療傷殘、恢復正常生活所面臨的經濟壓力。

在念建蘭看來，此番申訴的540萬元索賠并非“漫天要價”。它包括傷殘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104.758萬元，醫療費、后續治療費、誤工費100萬元，最后一部分是“協商其他賠償事項”，如為伸冤的借款及損失、孩子及申訴人的生活、專家論證費用等等，至少340萬元。

事實上，賠償不是念斌唯一的訴求，“摘帽”同樣讓念家重視。公開報道顯示，念斌被判無罪9天后，福建公安再次將他列入“犯罪嫌疑人”，其出入境隨之受到限制。律師認為，念斌已被宣告無罪，在無新證據的情況下，警方不能再把他列為犯罪嫌疑人。這也被念家視為阻礙念斌回歸正常生活的最大障礙。

此后，念斌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福州市出入境管理部門限期為其辦理出入境手續，福州市兩級法院均予以駁回。有趣的是，念斌如今依然是犯罪嫌疑人，但兩年半來未被采取強制措施。

念建蘭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透露，2016年，最高法非常重視念斌的申訴，與福建有關公安、司法機關做了多次協商工作，“念斌反復請求最高法協調解決摘掉犯罪嫌疑人‘帽子’的問題。有關部門先是同意10年內解決，我們要求在兩年內解決，但對方不同意，最后沒有達成一致”。

難拿的醫療費、傷殘賠償

經過將近1年審查，2017年1月19日，最高法決定駁回念斌的申訴，賠償數額止步119萬元。

念斌申請許久的100萬元“醫療費、后續治療費、誤工費”及104萬元“傷殘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仍未獲支持。至于理由，最高法賠償委員會決定書稱，我國實行法定賠償原則，賠償義務機關、賠償項目等必須嚴格依法確定，福州中院侵犯的是念斌的人身自由權，而非生命健康權，故應支付的是人身自由賠償金，而非前述項目。

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只有在侵犯生命健康權的前提下，才能產生念斌所申請的醫療費、后續治療費、誤工費等賠償；只有造成殘疾，才會產生賠償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的問題。

在念建蘭看來，念斌的生命健康權顯然受到侵害。她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提供的司法鑒定報告顯示，念斌左下肢肌力下降、八級傷殘，且與“2006年至2014年期間被使用工字型手銬、腳鐐進行羈押”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該報告由代理念斌案的北京大禹律師事務所單方委托。

那么，誰侵犯了念斌的生命健康權呢？令念建蘭失望的是，目前仍無機構對此負責。

最高法賠償委員會在決定書中認為，念斌如認為看守所違法使用警械造成自己身體傷害，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為主管該看守所的公安機關，而非福州中院；另外，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械具，也非人民法院裁判內容。因此，要求法院承擔健康損害賠償責任“法律依據不足”。

“法院說與他們沒關系，公安機關也不認為是他們造成的。”念建蘭說，2017年1月9日，福建省公安廳作出了刑事賠償復議決定書，稱查明念斌羈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期間，看守所均依法及時對念斌加戴、解除制式械具，械具使用合理，確保不會影響其正常直立行走、肢體活動等等。

該復議決定書還稱，念斌入所及羈押期間，未發現且念斌本人未反映因上械具導致健康受損，離所體檢也顯示身體未發現異常，“賠償申請人反映因加戴械具導致腰椎、前列腺嚴重損害、神經壞死等情況沒有依據”。

對于這些說法，此前，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多名法律學者曾出具法律意見認為，福州中院是適格的賠償義務機關。學者稱，該院4次錯判導致念斌被戴上死刑犯須加戴的鐐銬，故二者存在因果關系。念建蘭則認為，如今八級傷殘卻無人賠償，有法院、公安相互推諉之嫌。

靠“協商”的伸冤費用

另一部分未獲支持的是伸冤費用，包括“伸冤的借款及損失、孩子及申訴人的生活、專家論證費用”等等，合計約340萬元。

念建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申訴復查期間，最高法曾組織協商，福建有關部門一度同意在119萬元之外另補償100余萬元，但在去除念斌犯罪嫌疑人身份等問題上，念斌與有關部門產生了分歧，“最終，這筆100余萬元沒有給了”。

作為未明確列入法律的伸冤費用，“各方未達成一致意見”的結果足以讓它成為泡影。最高法決定書載明，該費用并非法定賠償項目，念斌對此亦有明確認識。在案件處理過程中，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從妥善處理賠償糾紛、切實維護申訴人合法權益、幫助申訴人盡快回歸社會的角度出發，對有關各方要求進行協商，但最終各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故該院賠償委員會依法作出決定——也就是不予賠償。

“協商完，對方說不給，法院就判不給了。”念建蘭對此失望，“如果不是因為這起錯案，我們家會發生伸冤費用？會產生律師費用？會老家被砸？念斌會囚禁八年，帶回一身傷病？這一切難道是我們家為了彼此考驗安排的一場游戲？”

類似情況早已被學者詬病。據《法制晚報》報道，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曾公開表示，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是法定損害賠償，而非實際損害賠償，“并不是說你有多少損失就能獲得多少賠償，也不是所有的損失都能得到賠償。”

馬懷德認為，未來，國家賠償法應該堅持合理賠償原則，不能僅堅持法定賠償而忽略了合理性，有些已經造成的損失，雖然沒有進入法定賠償的范圍，但是不賠償顯然是不合理的，如伸冤費、律師費等；此外還應堅持有利于受害人原則，“因為國家賠償對于受害人而言是百分之百的損失，在賠償有爭議的情況下，應該從有利于受害人角度考慮。”

事實上，2016年年初向最高法申訴之后，念斌幾乎一年未再接受媒體采訪。他稱這是希望給有關部門完善、討論的時間，這是他“對這個社會和幫助過我的人們最善意的回饋”。

“119萬元的賠償數額是九牛一毛。說真的，心累了，人生最好的年華被毀了。”念建蘭覺得有些無力：在司法錯判之后，她依然像當年解救弟弟一樣，繼續奔波在反映問題的道路上。如今，最高法已有終局決定，面對傷病弟弟及破碎的家庭，她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希望念斌能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希望冤案平反者回歸社會后的救助、追責制度能夠完善。”（記者 盧義杰）

[責任編輯：楊凡、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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