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常說：給我一日三餐吃紅薯，我都要得。這雖是句玩笑話，但在婆婆看來，紅薯確實好吃，更勝許多山珍海味。

家里常年都蒸有紅薯。紅薯洗干凈，削皮切塊，用白瓷碟子裝好，上氣后十幾分鐘就熟了，可以隨時拿來吃。婆婆最拿手的是曬紅薯干。有大日頭天時，把紅薯煮熟切片，起早去天臺占個地兒，把紅薯片鋪在塑料布上，曬上幾天就行。看似簡單，但切片的厚薄，晾曬的天數，沒曬過紅薯干的人還真不好把握。北京市面上出九毛錢斤的紅薯時，都已經秋末了，日頭雖大，但時間太短。婆婆怕紅薯曬不干，便想了個辦法。紅薯煮熟后，把水倒掉，改成小火，干煸掉大部分水分后再切片晾曬。其實干煸后的紅薯甜糯有嚼勁，已經很接近紅薯干的味道了，但婆婆堅持紅薯干必須曬過太陽才好吃，總要挑個大日頭天才肯起鍋。

有時，蒸紅薯吃膩了，婆婆會翻新個花樣，比如把蒸好的紅薯捏成泥，加點自己磨的糯米粉，團成丸子，鋪在洗干凈的荷葉上，略微過水一蒸。一揭開鍋，撲鼻的是混著紅薯氣味的荷葉香，饞得人直流口水。

小時候，家鄉小鎮的街頭常有小販現做現賣紅薯餅。把紅薯切成細長條，裹上面粉糊糊，交錯搭成網狀，放到油鍋里炸至金黃，聞著噴香，入口酥脆。我曾和婆婆提過這紅薯餅，但婆婆從沒有做來吃過。偶然閑聊，我才知道婆婆是嫌油錢貴過紅薯錢。“我小時候，要等過年才分得到豬肉，熬成油，一小罐全家可是要吃一整年的。”

不知誰起頭，春節飯桌上又聊起憶苦思甜的話題。“以前過年，一碗凍魚從三十吃到初一，再從初一吃到十五，還只能用來待客。”老人家一想當年就剎不住車：“那時候，哪有五塊錢一斤這么好的米吃。上面就一層薄薄的飯，下面全是紅薯渣子。”

“紅薯渣子怎么做？好吃嗎？”我問道。

“紅薯磨成粉，用篾篩鋪開，大桶水往下澆。水儲著做成紅薯粉拿去賣。篾篩上剩下的紅薯渣子先倒草灰堆里，等把紅薯粉曬好了，再來曬紅薯渣，有時候都漚得酸臭了。現在農村都拿來喂豬。你說好吃不好吃？”

紅薯對婆婆而言絕不是只有香甜的回憶。

她懷我老公的哥哥時，每家每戶還要出工分，哪怕生病在床、懷孕在身也得跟著生產隊的人，扛著鋤頭上山下地掙工分。哥哥出生后，公公去煤礦做工，她一個人在鄉下看著年幼的孩子，婆家也沒人能搭把手，常常是一根舊繩頭把哥哥往背上一捆，照樣下地干農活。婆婆個性要強，人前從不吭聲，背后不知淌了多少眼淚。有時天不好，一年才收半年糧，就得靠紅薯保命。做飯前，把紅薯扔進灶火里，火熄了，紅薯也煨熟了。趁熱掰開來，金黃的紅薯熱氣騰騰，暖了胃也暖了心。靠著這救命的甜紅薯，婆婆熬過了最難的日子，拉扯大了兩個正直厚道的兒子。

聽到這些往事，我不由想起梵高畫的《吃土豆的人》，在昏暗的油燈下，家徒四壁的農人一家，沉默地吃著桌上唯一的那盤土豆。那一家人的手，遍布皺紋或是裂口，畫家似乎刻意用臟兮兮的筆觸給他們手上留下了未洗的泥土。那泥土背后，既有他們艱辛謀生的苦難，也有他們對土地的深厚感情。

婆婆閑時暢想的老年生活，是和公公回到鄉下老家，守著那幾間紅磚房子，養只雞，種點地。門口那塊紅薯地，只要在春天插上秧子，都不用花大力氣打理，入秋就有遍地的紅薯。想吃了，拿上小茅鐮下地，順著藤，扯松表面泥土，用茅鐮輕輕一鑿，順勢一拔就能拉出一串紅薯。之前隨公婆回鄉下老家，我曾見過那塊紅薯地。遍地密密麻麻的紅薯葉里，零星藏著幾朵紅薯花。白中帶紫的小花，淡雅樸素，不像瓜藤的黃花攀緣在高高的架子上炫耀，而是匍匐貼地，挨著泥土，沾著泥土，把果實藏在泥土里。

婆婆常說，自己勞碌一生，卻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留給子女繼承。她大字識不得幾個，沒有可供裝裱掛墻的家書家訓，但她擁有的中國傳統女性那勤勞節儉的美德，堅忍寬厚的個性，言傳身教，又何嘗不是給子女們最好的遺產，最好的家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周振華）

[責任編輯：楊凡、方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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