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波瀾壯闊的改革已經走過 40 年歷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指出的，“40 年眾志成城，40 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

記錄時代風云，推動社會進步。許多新華社記者見證了改革開放的不平凡歲月。諸多改革創舉，經由新華社報道走向全國。他們為改革大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草稿”。草地周刊將邀請新華社老記者回憶“改革報道”是怎樣誕生的，讓我們跟隨他們的文字，重回改革現場，高揚改革精神

沈祖潤

鳳陽小崗村,如今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但當年,小崗村搞大包干是“瞞著干”的。從1978年年中到1980年中,安徽省來安縣魏郢隊的包產到組、肥西縣的山南公社的包產到戶、鳳陽縣的大包干(到組)等聯產責任制,已經名聲遠播了,而這時,小崗隊還是個“隱身者”。但從1980年年中后,小崗隊的大包干(到戶),像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西北荒漠爆炸一樣,突然爆發出無盡威力的沖擊波,在一兩年的時間里,輻射全國的社社隊隊,并神奇地盤活了農村經濟。

▲上圖為安徽鳳陽小崗村村干部在整理有關土地流轉的協議文檔(2008年10月7日攝)；下圖為1978年冬，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約。新華社資料片

40年過去了,人們仍會發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多省、區各種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宛如群雄并起,小崗大包干(到戶)怎么就能“兼并天下”,一下子就統一了全國的聯產責任制。鳳陽縣農民好有一比:600年前,朱元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攻滅群雄,一統天下；600年后,小崗大包干,取代各種責任制,也是“一統天下”。

時至今日,人們還會一連串發問:小崗大包干是誰發現的?是誰首先報道的?它是怎么走向全國的?

受安徽分社委派,當年我是將鳳陽作為定點調研基地的農村記者,在農村改革初期,采寫了幾十篇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內部材料和公開報道。我以一名親歷記者的名義,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要說起——

第一篇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報道

新華社1980年6月28日電 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王禮貺報道:實行“大包干”生產責任制的安徽省鳳陽縣,今年夏糧獲得豐收。全縣糧食總產量達到2億斤,比實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增產一成,比沒有實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1977年的總產增加一倍。

……

這篇報道被新華社多次收入優秀新聞作品選集,特別是1949至1999年及新華社建社70周年的優秀作品選集。這是國內第一篇由記者實地采訪寫作的關于“鳳陽大包干”的新聞報道。

▲1984年12月，沈祖潤（右一）在農村采訪。

1979年秋收以后,我到鳳陽縣,看到這個縣自去年9月下旬以后,近3個月未下一場雨,土地龜裂,嚴重的干旱,為秋種小麥帶來很大困難。但是,由于實行了“大包干(到組)”,社員群眾開動一切抽水機械,男女老少還挑水造墑,結果大旱年頭比正常年景還多種小麥6萬畝。

這些小麥下種以后,在“大包干”后,冬管春鋤,施肥除蟲,搞得怎樣?夏糧收成好嗎?這些問題都惦在我心里。到6月中下旬,我和王禮貺兩位農村記者,再次走訪了這個“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聞名全國的“討飯縣”。在普遍實行“大包干”(到組)的武店區,我們到了6個公社,社社增產,糧食總產幾乎都比沒有實行“大包干”歷史上糧食總產量最高的1977年翻了一番。在一個個打麥場,我們看到農民堆滿笑容,在完成國家征購、超購任務和集體提留后,把一口袋一口袋小麥扛回家里。

在場院、在農戶家里,我們一遍遍詢問“怎么奪得小麥豐收的?”農民們說:“‘大包干’后,完成征購、提留,都是自己的,多收一斤是一斤,干活有勁?！薄翱购捣N麥,是拼了老命；田間管理,是拼了老力；買肥施肥,是拼了老底(家底)。”還有一位老農蹲在麥場上對我們說,“過去給小麥追施化肥,是亂施亂撒,現在是點穴施肥；過去鋤草是‘剃刀刮胡子’,圖表面光溜,現在是‘鑷子拔豬毛’,連根拔掉。”

看到這些場景,聽到這些生動語言,我們手不停筆地記著,并連夜在招待所寫成報道。

總社播發這篇題為《實行大包干責任制,鳳陽縣大旱之年奪得豐收》的報道之后,《人民日報》6月29日頭版頭條刊登,另有多家報紙采用,在全國產生很大反響。

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報道引發了新華社及其他媒體一波波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報道潮,一波波報道潮又引發了一波又一波到鳳陽縣學習“大包干”的參觀潮。

▲1985年4月在農村采訪。中間戴眼鏡記錄的是沈祖潤。

參觀從1980年下半年延續到1982年上半年,參觀團隊從鳳陽鄰縣到滁縣地區各縣來,從省內到省外來,1981年參觀達到了高潮。在近兩年的時間里,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各省、市、區都有參訪團到鳳陽縣學習大包干(到組),主要是地(市)、縣的團隊。在參觀高潮的1981年夏收后,我和王禮貺到鳳陽縣采訪,看到進出鳳陽縣的公路上車流成龍,縣城的賓館、旅店人滿為患,有的單位會議室臨時安排住宿。我們目睹縣委大院里到相關部門聯系參訪事宜的人絡繹不絕,縣大會堂聽介紹的一批接一批,會場場場爆滿,連過道、走廊上都擠滿了人。我們在大會堂外遇到縣長吉詔宏,他告知我們,介紹經驗的幾位同志,嗓子講啞了,眼睛熬紅了,現在只好放錄音,用擴音喇叭介紹了。

看到這種參觀盛況,我和王禮貺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我們報道的“鳳陽大包干”正在不推自廣；擔憂的是,千萬不要搞“一刀切”。為此,王禮貺還寫了“記者來信”《莫將鳳陽當昔陽》。

▲1990年5月，沈祖潤在農村采訪。

更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在這場“鳳陽大包干”的參觀潮中,人們最終取到并實踐的“真經”,并不是鳳陽大包干(到組),而是小崗大包干(到戶)。這種“種瓜得豆”的“奇事”是怎么發生的?一年多來,一直——

“瞞著干”的“小崗大包干”是怎樣走向全國的

說起“鳳陽大包干”的來歷,曾任縣委辦公室秘書的陳懷仁,當年攤開工作日記告訴我:在1979年2月中旬的一次討論生產責任制的全縣四級干部會上,梨園公社石馬大隊黨支書金文昌說,他們那里有幾個生產隊搞大包干,不要算賬,簡單。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七嘴八舌議論起來:大包干好!保證國家征購,留是集體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痛快!縣委書記陳庭元抓住群眾的這句口頭語,向路過鳳陽的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匯報“群眾要求實行大包干”。王郁昭隨后向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請示。2月26日,萬里聽了匯報后說:“只要能把群眾生活搞好,就可以搞?！薄傍P陽大包干”從此在全縣叫開了。那是大包干到組。

我前面介紹了“第一篇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報道”,有人可能會問,鳳陽實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們為什么沒報道呢?

確實,1979年鳳陽縣已有83%的生產隊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編主任張萬舒與我一起走訪了馬湖、宋集、梨園等公社,看到凡是實行大包干的,隊隊增產,季季增產。于是我們從“適應當前干部管理水平；聯產計酬,調動積極性；減少矛盾,增強了團結；精耕細作,促進了增產”等方面,寫了一篇內部報道《鳳陽大包干好處多》,被總社以“機密級”刊發。這是第一篇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內部報道。

那當時為什么不搞公開報道呢?因為1979年社會對聯產責任制爭議激烈,報刊還時有批評言論。我們決定先發內部材料報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充分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干”(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 P275頁)。至此,這一爭議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采訪中,我們發現小崗的農民都是一家一戶在地里干活,與其他隊幾戶在一起干活的場景明顯不同。我們問陪同采訪的公社書記張明樓,他含糊其辭地說,可能是同組的人分散干活或有事去了。問地里干活的農民,他們只是笑,不答話。

其實,我們的懷疑沒有錯。比我們更早懷疑小崗“包干到戶”的是縣委書記陳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崗檢查工作,發現小崗是分戶勞動的,張明樓向他匯報:“群眾自發搞‘分田單干’,‘搞資本主義’。”陳庭元村里村外轉了一圈,說:“他們已窮‘灰’了,還能搞什么資本主義?”就這樣,陳庭元將“小崗大包干”保了下來。但囑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崗大包干(到戶)是由鳳陽大包干(到組)演變而來的。1978年冬,小崗隊開始也是實行大包干到組,先劃分4個作業組,干了沒幾天,組內產生矛盾,于是各個組“發杈”,又分成8個組,每個組只有二三戶,可是沒干幾天,又有吵架的,還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產隊秘密集會,立下“生死契約”: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分田到戶。從此,一種與安徽省所有聯產責任制都不同的“小崗大包干”誕生了。

時任縣委辦公室秘書的吳庭美是土生土長的小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鄉寫了一篇《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的“小崗大包干”調查。陳庭元將這篇調查報告送給萬里。萬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風塵仆仆趕到小崗隊調研。調研完臨行前,對戀戀不舍的送行群眾說,“批準你們干5年!”吳庭美是總結“小崗大包干”經驗的第一人。

幾乎與吳庭美回小崗調查同一時間,1979年末,張萬舒和我帶著小崗隊是否“包干到戶”的疑問,回到縣城,詢問縣領導,但一個個諱莫如深。

1980年12月,張萬舒從其他渠道得知“小崗大包干到戶”的信息,又重返小崗實地采訪,與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嚴宏昌、嚴立學等人促膝細談,掌握了詳盡資料。他寫了報告文學《中國,有這樣一個村莊》,刊于新華社初創的《瞭望》雜志(1981年第2期)。張萬舒是以紀實文學手段宣傳“小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產的糧食等于大包干前5年的總和,生產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總和,23年未向國家交售一粒糧,還吃救濟糧,而那年一下交了2.5萬斤糧食。隨著一句順口溜“千條計,萬條策,不如大包干到戶一劑藥”的傳播,“小崗大包干”成為“擋不住的誘惑”。特別是萬里對“小崗大包干”的表態,更使“小崗大包干”成為全縣學習的樣板。盡管各個公社層層落實縣委“要穩定各種聯產責任制”的要求,但農民大聲說:“不到戶,穩不住!”許多生產隊都是一夜之間就將田地分到了戶。1980年下半年,是鳳陽縣包干到戶逐漸取代包干到組的半年。到年末,全縣90%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包干到戶或者明組暗戶。

▲1990年10月，沈祖潤在安徽鳳陽縣農村采訪。

就在鳳陽縣大包干由組“滑”到戶的過程中,從省內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參觀潮涌進來了。這些參觀者開始都是抱著學習大包干(到組)的經驗來的,縣里介紹的大包干做法、樣本、合同書,都是大包干到組的,但是參訪者自己到生產隊一看,發現很多是到戶的,或明組暗戶的。于是他們轉而學習大包干到戶的做法,也就是“小崗大包干”的做法。他們回去以后,也紛紛干起了包干到戶。

1981年春夏之交,河南省豫東地區對外宣稱是實行的“聯產到勞(勞動力)”責任制。安徽分社社長尤淇派我去實地調查比較一下“聯產到勞”與包干到戶的優劣。在新華社河南分社的支持下,我訪問了開封地區,重點走訪了杞縣和蘭考縣的一些生產隊,結果發現他們搞的都是大包干到戶。隊干部告訴我,開始是搞“聯產到勞”,但田地、責任難分,一家幾個勞動力還要分開。后來去鳳陽學習了大包干(到戶),感到還是這種方式簡單,利益直接,回來就干了。我向尤淇同志作了匯報,他說,因是河南省的事,就不寫報道了。

后來,我在河南分社的報道中,還看到這樣一件事,1981年中秋之夜,豫東黃泛區一位飽經滄桑的老農,在朗朗月光下,擺出香案,面向北京禮拜,口中念道:“我一不求金,二不求銀,只求讓我包干到戶。”

1981年春節前夕,我曾隨著一批外地參訪者來到小崗生產隊。一踏進這個過去的“叫花子窩”,只見戶戶大囤滿,小囤尖,全隊20戶有14戶是“萬斤糧戶”。“萬斤糧戶”家里、場上都圈了四五個大糧囤。參訪者懷疑作假,有的將手從糧囤底部插進去,摸摸下面是不是谷子；有的用腳踢糧囤外圍,聽聽聲音,判斷外圍是不是谷子；還有人順手操起一把谷耙柄,從糧囤頂部戳下去,憑感覺判斷中心是不是谷子。最后都笑著說,“不假,都是裝滿谷子的大糧囤?！庇幸粋€青年人疑云未散,悄聲問小崗隊61歲的女社員王德蘭,“可是干部將人家的谷子移到你家來了?”圍觀的社員都咯咯笑了:“‘浮夸風’的苦頭俺們沒吃夠?還能干這種事!”王德蘭兩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說:“哪家沒有三五個糧囤,幾千斤糧食!”那個年青參訪者高聲說:“這一個個大糧囤將我頭腦里的‘?’給拉直了,變成‘!’啦?！睉械纳虾！督夥湃請蟆返囊晃恢骶幹?我將這次訪問寫成了一篇通訊《“?”變成了“!”》,作為“專稿”,很快被《解放日報》刊登。這是關于“小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聞報道。

▲1996年6月，沈祖潤采訪鳳陽縣種糧大戶陳興漢。

各地的參訪者打的是學習“鳳陽大包干”的(到組)旗號,帶回的是“小崗大包干”(到戶)的做法。隨著全省、全國各地到鳳陽參觀團隊的返回,小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傳開。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產隊已實行“小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國97%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而其中絕大部分實行的小崗式的包干到戶。

在后來的發展中,小崗村已由原來的“討飯村”變成今天的“小康村”,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相比,這里沒有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還是一個傳統農業區。于是有人對它“吐槽”,甚至質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確性。作為一名老農村記者,我以自己的采訪經歷得出結論——

“小崗大包干”的歷史推動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社會統稱“雙包責任制”。

那么,“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有什么區別,為什么農民最后都選擇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兩位農村記者在滁縣地區進行了十多天的調研,采寫了內部材料報道《滁縣地區各種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對比分析》。我們在采訪中得知,包產到戶有繁瑣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獎”(定畝產、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繳、超產獎勵),還要求“五統一”(統一種植計劃,統一育種,統一使用大型農機具,統一管水放水,統一植保治蟲)。農民說,糧食稱進稱出,工分算來算去,還不是干部算計百姓?；鶎痈刹空f,包產到戶與集體生產相比,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討好。而鳳陽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簡單,一聽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農民喜歡。

▲1998年12月18日，沈祖潤在小崗村采訪。

關于包產到戶與大包干(到戶)的區別,原任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見解。1998年,在滁縣地區紀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談會期間,時任國家政策研究部門領導的王郁昭對我這個他稱作“一條戰壕的戰友”,傾吐衷言。他說,包產到戶是在維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基礎上,對生產體制、計酬辦法的一種改良；而大包干(到戶)實際上是公有制條件下的分田單干加雙層經營,是否定人民公社體制的一種改革。兩者有本質區別。

他對大包干(到戶)推動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作了高度評價。他說,大包干(到戶)以后,農民有了種植自主權,經營自主權,這才有了多種經營、工副業生產的大發展,有了專業戶、專業村、家庭工廠、股份制企業、專業市場這些農村新事物；農民有了土地流轉權,這才有了家庭農場、規模經營、合作經濟組織這些新現象；農民有了時間支配權,這才有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推動了城市的建設和繁榮。

▲1998年12月，沈祖潤與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交談。

他進而推論,如果沒有大包干(到戶),全國都推廣包產到戶,堅持“五統一”,那么人民公社那種體制束縛,就會將農民困在“一畝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溫飽有余而已。關于這些表述,我曾寫過內部報道《王郁昭談大包干與包產到戶的本質區別》。

現在回過頭來看,“小崗大包干”確實是農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國改革的啟動式創舉。(作者為新華社安徽分社原社長)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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