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社
2018-12-28 14:59:12
原標題:年終報道|共享單車:夢醒歧路人何去?
洗牌之后,基層的共享單車經營者反而感覺更踏實了。“終于可以回歸正常的商業邏輯了。”一位共享單車企業的區域負責人如是說
共享單車當然不會因為行業洗牌而消亡,畢竟在許多大城市,“最后一公里”仍然是人們出行的痛點。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有市場就有共享單車的生存空間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楊紹功、李雨澤
一個身穿黑色羽絨服的男人,蜷縮著躺在一張廢紙殼上,從頭到腳沾滿了爛泥。腳邊的一堆空啤酒瓶告訴人們,他是如何在酩酊大醉后昏睡過去,又是如何在這個冬天里備受煎熬。
廢紙殼外,電子鎖的報警聲此起彼伏,數以萬計的共享單車,五顏六色、密密麻麻,猶如風暴云,起伏翻滾著咆哮著,把這個男人重重圍住。
2018年,記者探訪了全國多地數十個的“共享單車墳場”,最無法忘懷的是陰冷冬天里的這一幕,還有發生在這個男人身上的故事。
同樣在這個冬天,1000多萬名用戶在線申請退押金,還有綿延數百米的隊伍排在了ofo北京總部門口。靠資本驅動、押金助流的共享單車,終于在誕生兩年半之后,滑到了過山車道的低谷。猶如一場大夢,終于到了要醒的時候。
“這些車難道不需要花錢嗎?!”共享單車投放最瘋狂的時候,曾有業內人士憂心忡忡地疾呼。但是,全國仍有成千上萬家自行車制造企業被卷入這場“泡沫的狂歡”,有的大型企業數以億計的貨款無法收回。行業觀察者憤怒地指責這場“無計劃、無底線”的燒錢大戰,“讓中國自行車制造業發展停滯了兩年”。
然而,洗牌之后,基層的共享單車經營者反而感覺更踏實了。“終于可以回歸正常的商業邏輯了。”一位共享單車企業的區域負責人如是說。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又開始遇到新的麻煩,很多停在合法區域的共享單車也在莫名其妙地消失。記者采訪發現,一年間,這背后已然形成一條黑色利益鏈。解決管理不善滋生的問題正成為新的難題。
共享單車當然不會因為行業洗牌而消亡,畢竟在許多大城市,“最后一公里”仍然是人們出行的痛點。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有市場就有共享單車的生存空間。一個個停車管理試驗空間在全國多地興起,代表了對共享單車共建共治共享的努力。
在新的形勢下,共享單車如何騎行下半場?消費者、企業經營者、管理部門和行業專家似乎正在達成一個共識:要加速為共享單車的發展建章立制,讓使用、經營和管理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地雞毛之后,唯有如此,共享單車才能真正回歸那個“騎行讓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2018年11月,在南京一處“共享單車墳場”,一名自稱投資人的男子蜷縮著睡在廢紙殼上。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雨澤攝
投資失敗:資本、企業、社會共嘗苦果
“共享單車太害人了!”11月中旬,在江蘇南京市郊的一處共享單車堆場里,睡在廢紙殼上這個男人自稱是共享單車的投資人。他追隨朋友借了高利貸,投入巨額資金,最終因為企業的破產而血本無歸。衣著得體的他滿身泥污,看到記者又要拍照,連忙爬上堆場,跌跌撞撞地從共享單車間溜走了。
同樣的時候,ofo創始人戴威也遭遇了艱難時刻。12月4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ofo及其法人戴威作出了“限制消費令”。這個只有27歲,曾經坐擁35億財富的年輕人,被限制乘坐飛機、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不得在星級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高消費場所消費;不得購買不動產……
不是所有人都像金沙江創投的朱嘯虎一樣幸運,可以找到阿里巴巴來接盤。不愿具名的投資人說,最近要找戴威的人很多,但是能見到的很少。與普通用戶和供貨商的目的一樣,投資人是為了要錢。在這位投資人看來,如果戴威能像胡瑋煒一樣,早點把ofo“賣掉”,戴威和他的情況就不會如此尷尬。現在,這個投資人數億元投資仍然懸在空中。
“如果ofo破產,可能像其他倒閉的共享單車企業一樣,留下大量社會‘負資產’。”一名共享單車的企業負責人說,ofo的體量太大了,數千萬用戶的退押金的需求可能會帶來隱患,誰來接盤仍然不得而知。“最后,如果要讓政府來埋單,會給共享單車模式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位負責人憂心地說。
據行業數據估算,最高峰時,共享單車的投資規模達到了600億元,共享單車相關的資本和企業,給社會帶來了超越經濟層面的壓力。今年以來,記者在江蘇、天津、上海、安徽、北京等許多地方采訪了數十個的共享單車堆放點發現,不僅是停車場,鐵路邊、工地旁、巷道里……只要是城市空余的空間,多堆滿了共享單車。這些無處安放的單車,每萬輛就可能產生150噸的廢棄金屬。
不僅在堆場,從街面上的見車率可以直觀感覺到浪費的存在。住建部相關課題研究的數據顯示,主要城市的共享單車規模悄然“瘦身”。截至2018年8月,北京市共享單車總量為191萬輛,較2017年9月最高峰時的235萬輛已下降兩成;類似的還有上海、杭州、武漢。按照估算,全國最高峰時共享單車投放達到了2300多萬輛,截至目前,保守估計有約500萬輛共享單車無法有效運營,甚至多數進入了堆場。
“這些車難道真的是不要錢的嗎?”江蘇自行車行業協會理事長陸金龍感到十分痛心,這些資源可以造多少新的自行車,可以用到多少更有價值的地方去……
2018年8月,天津單車小鎮王慶坨,正在制造的共享單車堆在工廠邊的耕地上。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雨澤攝
陣痛難耐:被拖累的自行車制造業
天津小鎮王慶坨,全國有75%的電動車、自行車出自這里。最紅火的時候,連小鎮的農田上都堆滿了清一色的共享單車。從2018年上班難開始,這里的很多自行車廠和零件廠開始大門緊閉,有的已經搬家,有的紛紛轉型外貿訂單生產。受共享單車企業大量欠賬的影響,能做整車的企業也不再愿意接單,只零零散散地做一些車架等零件業務。
天津最大的幾家自行車制造企業是受共享單車拖累重災區。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透露,這些企業背負的欠賬少則數億元,多的有數十億元。企業負責人已經不愿意在行業內說話了。
上海鳳凰自行車公司是把ofo告上法庭的傳統自行車制造企業之一。在與ofo的合作中,作為百年老品牌,上海鳳凰一直希望借助共享單車來實現品牌的年輕化、時尚化。但是給ofo專供自行車還沒交付到1/4,鳳凰就發現6800多萬元賬款收不回來了。這直接導致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營收和凈利潤雙雙下滑超過50%。
大企業傷筋動骨,小企業更有直接破產的。陸金龍通過走訪發現,共享單車泡沫的破滅,導致上海、天津、浙江、江蘇的自行車制造業遭受重大影響。“江蘇十幾家零件廠,應收貨款損失少的上百萬,多的幾百萬。零件企業都這樣,整車企業更不好過。”他說。
兩年前,自行車制造業企業還在集體觀望,希望能讓共享單車的子彈再飛一會兒,但是兩年后業內發現,即便是連捷安特這樣號稱冷靜的企業“也沒能控制住自己”,一頭扎進了共享單車狂歡派對中。
伴隨著共享單車企業的沒落,不僅是應收賬款的損失,還有每年2000萬的自行車產能需求沒有了。這幾乎占了中國自行車年產能的三成,意味著許多企業為此上的生產線都打了水漂,大量的工人會面臨就業難題。陸金龍說,“我在這個行業干了45年,還沒有經歷過這么大的波動。”
這樣的波動影響是巨大的。業內人士預計,在共享單車出現之前,中國自行車年產能已經達到7000萬輛左右,其中5500萬輛都是高質量的車子,企業紛紛在研究如何提高質量以迎合國內外高端市場。共享單車的到來,中斷了許多企業開發新產品的過程。“我們的行業至少因此停滯了兩年!”陸金龍說。
夢醒時分:雖然很艱難,但是很踏實
“這么大的泡沫,這么瘋狂的夢,是應該醒了!”一家共享單車企業東部地區的負責人王令(化名)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這兩年多來,這個行業是被催熟的。經營者更關心的是投放車輛、用戶訂單、用戶數量是否增長,根本沒有人或者說來不及去關心這個事情到底賺不賺錢。
“不能因為一個朱嘯虎,就覺得投資人都出去了,投資人有很多是血本無歸的。”說到這里,王令仿佛吸了一口冷氣,“一口氣投了2300多萬輛車,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不僅投資人的錢被揮霍一空,“在部分共享單車企業,連用戶的押金都被大規模挪用,用來制造新車以增加投放獲得更高的資本估值。”王令透露說。因此,一旦用戶開始退押金,這些企業很快就會被擠垮。
目前,能存活下來的共享單車企業,如摩拜、哈羅等,多數是獲得了相對穩定的資本支持,同時被納入一個更大的商業體系成為一個經營模塊。
“共享單車需要重拾用戶的信心!”被行業傳言套現離場的胡瑋煒如是說。然而,這個事情有點艱難。28歲的南京市民劉雅鳴是共享單車的深度用戶,現在他正在猶豫是不是要從ofo、摩拜等平臺上把押金退回來。“車子越來越舊,騎行體驗越來越差,我還擔心他們會不退押金。”他說。
王令覺得,要化解用戶的疑慮,只能更踏踏實實地做事。他所在平臺已經取消了對用戶的押金要求,這像一個橄欖枝拋了出來,企業希望能夠釋放新的善意。
這一年,王令都在忙著提升車輛的運營效率,思考怎么把車輛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他略帶興奮地說,這一年平臺故障車的處理成本降低了50%。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過去運營成本有70%被花在了找車和處理故障車上。
“當企業開始從運營管理角度考慮投入和產出時,共享單車才真正回到了正常的商業模式。”一家共享單車區域負責人劉明(化名)說,未來,共享單車會進行艱難轉型,比如,可能不會再有那么多免費騎行福利,同時新車的投放量會減少,但是希望擺布更加合理,讓每輛車都能被更好地利用起來。
為什么在這個冬天,王令和劉明都看到希望,因為他們認定“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痛點依然存在。“遇到極端天氣的時候,你會看到我們的車使用量會翻倍,這表明我們還是被需要的!”王令說。
“你可別被那些搞共享單車的小姑娘、小伙子騙了!”江蘇一家自行車制造企業的負責人提到在共享單車浪潮中遭遇的損失依然憤憤不已。最近,行業開會,這些干了幾十年的老廠長、老資格們湊在一起,聊起才發現,他們似乎是被一群小姑娘小伙子忽悠了。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陸金龍說,雖然這次波動不至于威脅整個自行車制造業的發展,但值得業內有關部門高度重視。他認為,這次之所以造成這么大的損失,一是生產企業自己沒有把控好,大家一哄而上;二是一些部門沒有把控好政策;三是互聯網大企業在推波助瀾,這是造成一地雞毛的重要甚至關鍵因素。
“過山車下坡了,才知道誰沒系安全帶!早干什么去了?!”前述自行車制造企業負責人感覺到了后悔。
新的問題:被消失的共享單車
“當人們都在為與一座冰山擦身而過歡呼雀躍時,也許更大的冰山正在迎面撞來。”這句話常被劉明用來激勵團隊的年輕人時刻保持警惕。他覺得,這用來形容目前共享單車行業面臨的現狀毫不為過。
今年八九月間,上海有數千輛共享單車集體“失蹤”,這讓已經感覺經營困難的共享單車企業更感艱難。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追蹤了這起失蹤單車案件。隨著共享單車的電子信號,一路追到了距上海400公里外的江蘇省鹽城市射陽縣。在一處駕校空地,記者看到,各種品牌、總數約幾千輛共享單車在這里變成了廢銅爛鐵,被機器鍛壓加工成一個個長方體。平臺企業的后臺數據顯示,其中許多車輛最后一次解鎖是在上海寶山區。
射陽的這家廢品處理廠,一項重要業務就是處理廢棄共享單車。“共享單車必須要有政府或單車公司的文件才能處理,沒有文件的我們不能處理。”該廠負責人說,地方有關部門委托第三方公司來處置這些車輛,他們只是代加工。
“好車都當成廢品處理了!”尋找失蹤單車的某單車負責人找到現場時,與廢品處理廠的人理論起來。然而,廢品處理廠負責人只承認接收的是損壞的車輛。
幾天后,記者來到上海寶山區大場鎮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中隊的一處物資堆場,看到各種品牌的共享單車,正在被分解成一堆堆分散的零部件,并用壓縮機壓縮打包。
9月里,大量圍擋圍住了大場鎮的幾條主要道路,城建施工正在進行。大場鎮城管執法中隊的負責人向記者道出了他們的苦衷:“城區在搞建設,環境容量實在有限,那么多的車投進來,我們的市容管理壓力太大了!”
新的問題背后還是老毛病——共享單車的投放對城市的管理仍然存在著壓力。這位城管執法中隊負責人的話也代表了許多管理部門的觀點,政府仍然需要花大代價應對共享單車問題,包括各地堆積越來越高的“單車墳場”。記者了解到,上海、南京等一些城市,有關部門甚至要專門申請預算,來處理共享單車帶來的問題。
正是預算和購買服務滋生了新的利益鏈。王令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透露,管理部門拿到預算向第三方公司購買服務,以對共享單車進行管理,這本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妥。但要管理部門支付費用,就要對第三方的服務進行考核,最后變成了下指標——清理多少車給多少錢,這樣變相鼓勵了第三方公司去查扣合法的車輛。
更讓王令、劉明等經營者沒想到的是,當他們前去希望領回被扣押的車輛時,第三方公司竟然給開出了每輛30元-65元不等的“贖身價”。按照王令的估算,他所在的公司有近百萬輛單車被查扣或被清理到堆場,如果都付錢領回來,企業難以承擔這樣的費用。這就導致大量堆積單車無法認領,可以用的車最終被作為廢品處理。
“這些車的所有權在共享單車企業,這樣處理是不妥當的。”浙江東鷹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鐘認為,如此處理共享單車涉嫌違法,應當經過更加嚴格必要的法律程序。
企業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合法權益,而政府部門考慮的是如何有效管理。南京市城管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就表示,事實上,之所以形成大量的“單車墳場”還是因為對扣押車輛無法有效處置。因為,目前沒有相關規定明確廢棄單車的認定標準,只有北京、上海規定了三年的強制報廢期。目前,廢棄單車處置依據不足。企業長期不領取,政府不敢處置,使得廢棄單車大量堆積,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污染。
建章立制:有法可依才能把單車管好
毫無疑問,剛從資本的漩渦中脫身的共享單車,要想獲得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就必須正視管理的問題。陳鐘等法律界人士認為,雖然政府購買服務帶來了問題,但源頭其實還在共享單車企業身上。應當防范管理不當滋生不良利益鏈,更應該加強對共享單車的規范管理。
住建部相關調研顯示,共享單車企業運維人員配比偏低。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還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單靠信息監督平臺掌控共享單車運營維護調度,是無法實現和滿足停放管理需要的。因此,只有匹配與共享單車投放數量相適應的線下維護人員,才是比較有效的管理辦法。但目前大部分共享單車企業都無法滿足運維需要。
以成都為例,據統計按正常的維護調度需要,運維人員與單車總數比例應為1:200至1:100,即運維人員應占單車總投放量的0.5%至1%左右。但實際運維人員最多的企業人車比僅為0.12%。
來自北京、上海、南京的停車設施管理中心負責人都談到,單車企業與屬地配合不夠。因為運營企業與屬地管理部門和街辦既沒有隸屬關系,也沒有經濟利益,個別企業時而存在不服管、不配合、溝通不暢等問題,配合程度有好有壞,處理問題時快時慢,特別是在應對上下班高峰期“潮汐式”擁堵現象時,不及時、不積極、搞拖延。
多地相關部門負責人透露,未來對于運維人員的比例和企業配合管理,都將研究制定相關制度,以實現真正有效的管理。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這一年里,東南大學副教授顧大松跑遍了共享單車問題集中的主要城市,尋找一些管理成功的經驗和案例,“其實經驗正在推廣”,他說。
2017年11月,杭州市濱江區城管局委托科技企業,基于共享單車車鎖藍牙MAC地址的唯一性,運用無線嗅探原理,在濱江區相關重要節點如商場門口、地鐵站口等地布設共享單車藍牙監測儀,開展共享單車飽和度監測。這種獨立的共享單車第三方監測技術,能夠通過一段時間的監測,獨立掌握本區域內共享單車總量,實現投放管理;另一方面,就是對城市重要節點如商場門口、地鐵站口、大型小區與學校門口等地共享單車停放規律進行監測,特別是對超量停放的地點能夠及時掌握,實時開展智能停放管理與線上運營評價。
目前,這一共享單車飽和度監測方式,已在南京秦淮區、棲霞區,鄭州鄭東新區,成都成華區,綿陽市推廣,相關城市管理部門以此為抓手,推動共享單車的電子備案(由單車企業報備共享單車藍牙MAC地址),以實現投放總量的科學監測,并借此開展智能停放管理,實施共享單車運營情況線上科學評價。
“這些經驗的成果可以逐步形成制度,幫助政府和企業進行科學管理。”顧大松說。作為研究交通法治的學者,他始終認為對新生事物的管理必須從社會文明公約之類的倡議上升為制度。
共享單車企業的經營者也認為,制度的建立是一個明確各方責任的過程,企業也希望加速制度的建立,以確保政府部門的執法更加規范。“把管理舉措通過法律法規規范下來,才能防止基層執法亂作為。”王令說。
共享經濟:共建共治才能共享
停車管理的法律問題在逐步解決,各方也在盼望廢棄共享單車的制度化處理獲得突破性進展。然而,這個問題仍沒有被各方嚴肅地擺到臺面上來。所以,各地“單車墳場”頻現,企業和管理部門之間仍然在進行著各種博弈。
“執法部門把我們的車扣了,我們得找領導、找媒體把車要回來,雖然不是每次都見效。”劉明說,盡管他們知道這樣的方式不可持續,但這仍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否則企業的損失就太大了。
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得把各方拉到談判桌上來。在南京,由城管部門牽頭的“南京城市治理圓桌論壇”幾年來已經舉辦了近20期,其中有多期圍繞共享單車的管理而展開。南京市城管局公眾聯絡處副處長劉曉麗說,通過論壇,發揮各行各業的公眾委員積極性,充分利用他們的智慧為像共享單車這樣的城市治理的熱點、難點問題,收集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建議。
“只有共建共治才能共享,共享單車是這樣,共享經濟也是這樣。”顧大松說,共享單車企業在回歸商業價值的同時,也要回歸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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