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是實現法律統一適用的內在規制力量，正如德國法學家魏德士所言，法學方法論具有平等對待與法的安定性功能。而且，對法律工作者而言，對方法的忠誠起著自我監督的作用。在司法裁判中，法律方法作為法官運用的實踐技藝，具有中介功能，能夠為司法裁決提供依據，架通規范與事實之間的鴻溝。

法律方法是法律共同體的職業性思維與技術，運用于個案法律適用場合，所要處理的是事實與規范之間的難題，旨在尋求個案中合法、正當的法律決定或判斷。法律方法的內在方面即法律思維。后者是指在長期的法律職業實踐中形成的，通過專門的法律語言來進行分析、推理、解釋、判斷和論證等活動的一種主觀過程。近年來，法律統一適用問題備受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關注。學界圍繞這一主題，迄今已推出不少作品。2020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機制的意見》。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有一系列關于統一法律適用的規范性文件發布，足見這個問題備受重視。其實，法律統一適用本身即內含著對法律方法的要求。法律方法有助于促進法律統一適用。二者之間關系非常密切。在當前中國，法律統一適用的制度構建與完善，需要重視并發揮法律方法應有的作用。

　　法律方法對法律統一適用的意義

法律適用可以從制度（或機制）、職業倫理、法律方法等角度予以規制，以此實現法律統一適用，進而實現司法正義。法律適用的規制主要來自外在和內在兩個層面。其中法律方法是法律統一適用的內在約束力量，其對法律的統一適用具有認知功能、監督功能、評價功能、補救功能和服務功能。法律方法對法律適用的制約力主要表現為思維導向、技術路徑和知識共識等方面。所以，法律方法是實現法律統一適用的內在規制力量，正如德國法學家魏德士所言，法學方法論具有平等對待與法的安定性功能。而且，對法律工作者而言，對方法的忠誠起著自我監督的作用。在司法裁判中，法律方法作為法官運用的實踐技藝，具有中介功能，能夠為司法裁決提供依據，架通規范與事實之間的鴻溝。法律方法還能夠對法律適用提出批判性的標準，從而提升裁判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更重要的是，法律方法能夠保障法律統一適用，提高法院判決的有效性。

在歐美各國司法實踐中，法律統一適用頗受重視，也是一項法治目標。大陸法系以制定法為主要法源，制定法規則在司法中的統一適用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英美判例法運行秉持“遵循先例”原則，更是注重個案法律適用的統一。從一些國家經驗看，在法律統一適用中，法律解釋、法律推理等法律方法一直給予重要技術保障。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即綜合運用“法律解釋”與“法的續造”的司法技術，最終與立法者一起參與現實法秩序的共同構建，由此實現“司法統一”。歐洲各國最高法院在審前、審判過程以及審判后三個階段，都有一些獨特的制度發揮著保證法律統一解釋的重要作用。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和案件咨詢制度在內的訴前階段的預防性解釋制度、審判活動中最高法院的案件審查制度，以及判后階段下級法院對最高法院法律解釋的遵循制度等。而法律統一解釋無疑有助于促進法律統一適用。可見，作為一種常見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釋在歐洲各國最高法院的法律統一適用中發揮明顯的作用。

　　法律統一適用應重視法律方法

總體上看，近些年來，我國司法實務界偏重于法律統一適用機制的構建，比如以司法解釋方式統一裁判尺度，以審判長聯席會議、專業法官會議統一裁判尺度，以審判委員會統一法律適用等。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課題組2007年通過實證研究，提出構建法律適用溝通交流機制，以此實現法律適用統一。這種機制的實際運行樣態有：審判長聯席會議、審判業務研討例會、改判或發回重審案件交換意見機制、案件請示制度。自《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發布以來，推出的幾次改革綱要都在探索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可以說，既有的做法關注法律統一適用的發現識別機制、評議討論機制、規范約束機制、監督管理機制和配套保障機制。

近些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一系列法律統一適用的指導文件。如2012年2月《關于在審判執行工作中切實規范自由裁量權行使保障法律統一適用的指導意見》、2019年10月28日《關于建立法律適用分歧解決機制的實施辦法》、2020年7月27日《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2020年7月31日《關于深化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的實施意見》、202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機制的意見》。這些文件尤其在近兩年的密集出臺，顯示出我國法院對法律統一適用問題的高度重視。這些文件的一個共同特征是，延續了之前法院系統構建法律統一適用機制的基本思路。如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機制的意見》突出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職能作用，強調各審判組織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法定職責，落實院庭長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監督管理職責，發揮審判管理、審級制度和審判監督程序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作用，強化對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科技支撐和人才保障，助推法律適用標準統一。可以說，側重于外在機制的構建與完善，一直是我國法律統一適用的主導做法。

一些地方法院也出臺了類似文件。如2019年7月，為進一步加強法律統一適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制定出臺了《關于落實司法責任制加強法律統一適用的指導意見》，提出系統構建“五位一體”法律統一適用機制。2020年7月14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通過《關于建立類案強制檢索報告制度的規定（試行）》，就建立類案強制檢索報告制度作了規定。當然，在強調相關機制或制度完善的同時，相關文件也意識到法律解釋等法律方法在統一法律適用中的合理價值。仍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機制的意見》為例，它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加大對審判人員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的培訓力度，強化與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相關的法律解釋、案例分析、類案檢索、科技應用等方面能力的培養，全面提高審判人員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的意識和能力。但整體而言，當前對法律統一適用更多還是側重從機制層面予以構建與完善，對法律解釋等法律方法雖說也有提及，但依然重視不夠，在法律方法如何融入司法實踐相關切實可行的舉措方面還有待突破。

　　多視角、全方位構建應對之道

法律統一適用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從多視角、全方位構建應對之道。從規則提供而言，前面提到的構建法律統一適用機制的做法實質上將努力的重點放在立法層面，體現的是行政化思維，意圖將解決法律統一適用的難題寄望于高級法院制定帶有準立法性質的抽象規則，而忽視了基層法院與法官在個案中的能動性，忽略了法官在個案中運用法律方法的可能性。其實，法律統一適用問題不排斥裁判的差異性，還要注意保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因此，不能對法律統一適用作機械、僵化的理解，因為任何法律適用活動都不可避免帶有適用者一定的主觀性，需要法律方法的運作空間。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一些文件開始注意法律方法在法律統一適用中的價值，如《關于在審判執行工作中切實規范自由裁量權行使保障法律統一適用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正確運用法律適用方法、法律解釋方法、利益衡量方法。《關于完善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機制的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強化與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相關的法律解釋、案例分析、類案檢索、科技應用等方面能力的培養。不過需要注意，這些文件只是開始留意到法律解釋等方法在統一法律適用中的價值，更要緊的是，法律方法如何在既有制度下順利開展及運行。比如，各級法官尤其是基層法官的法律解釋權、法規選擇適用權、漏洞補充等權力能否予以認可，就需要認真對待。當前，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法律統一適用問題往往是在司法責任制背景下展開，但從法律方法角度，恐怕還需在更為廣闊的制度背景下來設計，才有助于真正實現法律統一適用。如上文件也開始關注法官作為法律適用主體自身的專業素養，尤其是法律方法能力在統一法律適用中的價值。法律思維是法律方法的內在方面。法律思維如果不經過訓練，就會呈現一種零散的、不全面、憑直覺的狀態。這樣難以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應重視法官職業思維對統一法律適用的作用，加強相關培訓以提高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和專業化水平，形成我國法官職業群體法律思維的同質化，即一種嚴謹、規范、統一的裁判思維，推動形成法官職業共同體。

總之，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也有助于破解案例生成、適配難題。一些地方法院已開始這方面探索，如名為“睿法官”的智能研判系統已在北京市高級法院上線，上海法院也開發出“刑事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如何通過司法大數據和法律人工智能等來提升類案指導的“統一裁判標準”功能，是今后需要繼續探索的重要課題。與此相關，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推出的一些文件均特別重視類案檢索。類案檢索不僅是一種制度，更重要的是，它還需要法律方法的技術支持。比如，何為類案？類案之間相似點如何發現與證成？均需要類比推理、法律論證等相關法律方法的支持。倘若缺乏這種相應的支持，強制推行類案檢索恐怕也難以實現預定的目標。當然，法律適用不統一的成因十分復雜，從法律方法視角尋求法律適用的統一之道恐怕也只是諸多對策中的一種，但確實是必須考慮的一種。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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