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內外兼修，營造共同的網絡文藝家園

來源：光明日報

內外兼修，營造共同的網絡文藝家園

打造清朗、健康的網絡空間，讓“用戶”通過欣賞網絡文藝作品獲取審美體驗和共同體經驗。阮雪楓攝/光明圖片

2月20日，光明日報《網絡文藝》版刊發(fā)趙麗瑾教授的文章《讀者變?yōu)橛脩簦瑒e掉進算法的“陷阱”》，對網絡“用戶”特別是網絡文藝“用戶”的角色定位、價值追求進行了深入闡釋。在此基礎上，我想就這個話題發(fā)表一點看法。

記得是在1995年，比爾·蓋茨參加美國知名主持人大衛(wèi)·萊特曼的脫口秀節(jié)目，其間提出互聯(lián)網意味著海量信息的迸發(fā)，“它是一種全新的東西”。萊特曼問，聽說前不久網絡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人們終于可以在網上收聽棒球比賽了——可那不就是收音機嗎！蓋茨笑答，兩者有很大區(qū)別，網上的球賽節(jié)目可被反復收聽。于是萊特曼理所當然地追問：“所以互聯(lián)網是錄音機嗎？”

今天，我們能夠輕易列舉互聯(lián)網如何深刻而顯著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當年“萊特曼之問”顯得多么機智，現(xiàn)在聽上去就顯得多么自作聰明。我們對此心有戚戚焉，若非身臨其境，誰能想象出今日網絡世界的情狀呢？即使在26年前，蓋茨就已鼓吹互聯(lián)網的美妙前景，但他還沒有什么底氣宣稱，與互聯(lián)網的其他用途相比，收聽球賽的功能微小得不值一提。他相信互聯(lián)網將極大地改變世界，但其中具體包含何其豐富的形式，則一時難以言喻；即便說出一二，也未必能比收聽球賽的例子更為大眾所理解。正是由于網絡改變生活面貌的全面性、根本性，它才尤其難以想象：當你試圖勾勒它的整體輪廓，人們會覺得這只是宏大的科幻，而當具體到它的某種應用時，人們又覺得這只是用一種花哨手段實現(xiàn)一項舊功能。當紙媒、廣播、電視節(jié)目受到來自新媒體、網絡直播、短視頻的挑戰(zhàn)時，后者固然實現(xiàn)了前者的功能，但在此之上附加的新特點——即時性、互動性、精準定位，特別是巨量與易于獲取，就足以使得傳統(tǒng)的文藝載體面臨全新的挑戰(zhàn)。

網絡文藝的“用戶”利用網絡參與文藝實踐，既可以是創(chuàng)作者，也可以是受眾

當前，文藝作品的“生產—接受”方式，即我們作為創(chuàng)作者及受眾（讀者、聽眾、觀眾）的含義，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依托網絡，創(chuàng)作者與受眾的身份、功能變得流動不定，論者們注意到傳統(tǒng)的“能動者—受動者”“生產者—消費者”的圖式變得不再適用，故而提出以“用戶”一詞取而代之。

“用戶”，意指計算機或互聯(lián)網的使用者。在分析網絡文藝的語境中，他是利用網絡參與文藝實踐的人，既可以是創(chuàng)作者，也可以是受眾。這一概念移入文藝批評或始于世紀之交西方學界對于20世紀80年代起“超文本文學”“互動性數(shù)字文學”實踐的分析。在這些網絡文藝的前身中，作品的最終形成，同時依賴于設計者自上而下的指令設計與“用戶”自下而上的信息輸入。“用戶”取代了作者與讀者，關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責任與讀者的鑒賞責任的經典論題隨之轉為“什么是好的、合格的用戶”的問題。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將“用戶”的概念放回網絡文藝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梳理一番。

同樣是1994年，被很多人視為中國互聯(lián)網“元年”。自那時起，中國的互聯(lián)網面向社會全面開放接入服務。網絡文藝創(chuàng)作與傳播隨即展開：1995年，第一份中文網絡詩刊創(chuàng)立；1998年，中國大陸第一批公認的網絡小說作品問世；2000年，中國大陸出現(xiàn)Flash網頁動畫作品；2001年，網絡歌曲首次風靡全國。時至今日，網絡文藝早已深入人們的文化生活，乃至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搶占著人們的精神空間。從電子公告板、論壇、博客，到社交網絡、公眾號、網絡直播，網絡文藝載體幾經換代；文章、圖片、動畫、錄像、游戲等，各式網絡文藝作品以巨量生產傳播，又作為素材進入再創(chuàng)作。

其中最直觀也是最重要的轉變并非創(chuàng)作門檻的降低，而是作品與意見的傳播變得極其便利、廣泛、迅速；加之搜索引擎的應用，網絡上得以出現(xiàn)巨量的作品與意見，對作品的反饋與再創(chuàng)作變得即時，信息與群體按類別集聚。到了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伴隨數(shù)據(jù)抓取技術的進步和社交網絡的發(fā)展，互聯(lián)網正式步入大數(shù)據(jù)時代，這也是網絡的大資本時代。

互聯(lián)網資本的增殖需要流量持續(xù)增長，需要更多“用戶”涌入網絡，同時需要維持足夠的“用戶”黏度。因而網絡文藝生產的流量化、資本化，或是使得網絡文藝的“創(chuàng)作—接受”關系趨于固定，即形成一個更加稀缺、穩(wěn)定、高質量的創(chuàng)作者群體，以此吸引受眾；或是進一步抽空文藝創(chuàng)作的思想性、藝術性，使之變得更為短促和同質化，簡單復制，挑動受眾感官，旋即湮沒于信息汪洋，人們總能從中瞥到基本千篇一律、味同嚼蠟，但多少伴有一點刺激的東西。

這兩種途徑并不對立。事實上，商業(yè)成熟的網絡平臺往往兼具上述兩者：頭部“用戶”，也就是“網紅”“頂流”，是具有突出才能與特色風格的創(chuàng)作者；非頭部“用戶”包括數(shù)量龐大的創(chuàng)作者，作品缺乏吸引力，或是跟風逐流蹭熱度的簡單粗糙的仿制，或是漫不經心的偶爾創(chuàng)作，總的來說，他們的趣味被平臺算法精準定位。

加強法律法規(guī)的約束與價值理念的引導，讓“用戶”通過欣賞網絡文藝作品獲取審美體驗和共同體經驗

什么是好的、合格的“用戶”？這取決于“用戶”的含義。當人們嘗試援引20世紀80年代西方的超文本文學實驗與世紀之交的理論總結，分析中國網絡文藝的“用戶”問題時，其間的時代差異、領域差異不容忽視。超文本文學實驗早于西方互聯(lián)網的普及，盡管在某種意義上，后者繼承了前者的互動性，但接入網絡并不是“用戶”與超文本互動的必要條件。這些早期實驗極具前衛(wèi)性，將“用戶”作為對抗既定指令設計的能動一極，在最近的商業(yè)性電子游戲中取得了成功。有論者指出，這種“元游戲”手法已展示出比“間離化”更強力的“打破第四堵墻”的敘事可能性。

不過，這些實驗與實際的網絡文藝生產相去甚遠，在前者中，實驗對“用戶”的期望是高度精英化的，希望“用戶”在完成文本的過程中充分調動、融合創(chuàng)造力和反思力；但在實際的網絡文藝生產中，“用戶”面對的不是為實現(xiàn)精英化的審美活動而設的互動性文本，而是資本主導的平臺、旨在引流變現(xiàn)的算法。當我們以此談論網絡文藝的“用戶”概念時，“用戶”被高度去主體化。能夠持續(xù)帶動流量增長與資本增殖的“用戶”就是“好”用戶。在審美理想與經濟現(xiàn)實之間，“用戶”陷入尷尬的境地。

因此，彰顯網絡文藝“用戶”的新內涵，需要訴諸審美與市場之外的空間。好的網絡文藝“用戶”，需要向內用力，涵養(yǎng)良好的個人道德修養(yǎng)、知識素養(yǎng)和媒介素養(yǎng)，同時也要有外部的強大支持，擁有清朗、健康的互聯(lián)網生態(tài)，也即國家文化治理與網絡空間治理為“用戶”提供良好的機制保障，其目的是構建網絡空間的共同體。通過法律法規(guī)的約束與價值理念的引導，實現(xiàn)“內外兼修”，使得互聯(lián)網資本與“用戶”之間的力量不平衡得到有效調節(jié)，“用戶”可以更加自由地對待網絡文藝，并從中獲得審美體驗與共同體經驗，營造共同的網絡文藝家園。

（作者：王曦，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