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

文/史蒂夫·霍華德

發于2021.3.15總第987期《中國新聞周刊》

一百年前，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創作了《再度降臨》，當時他有孕在身的妻子正遭受西班牙流感的折磨，險些喪命。詩中這樣寫道：

在向外擴張的旋體上旋轉呀旋轉，

獵鷹再也聽不見主人的呼喚。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彌漫著一片混亂，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騰洶涌，

到處將純真的禮儀淹沒其中，

優秀的人們信心盡失，

壞蛋們則充滿了熾烈的狂熱。

去年9月，我在一場重要的中方國際智庫會議上提及葉芝及其消極的悲觀情緒時，這樣說道：“我們的世界正迅速分裂成一個個地緣政治集團，各國猶如夢游者一般，在某種國際治理迷霧中踉蹌前行。這是我們想要的嗎——各個國家，無論男女老少，為自己設定叢林法則？當然不是！”

所幸，特朗普時代已宣告結束。

然而，過去十年間，世界逐漸分裂，縱使特朗普的影響力再大，也僅僅是加速了這個進程而已。這種分裂既發生在國家內部，亦見于國別之間，受到多方影響。

在世界亟待各方團結一致時，主權國家和地區間卻開始分崩離析，中美兩個大國也漸行漸遠。

如何保障全人類的生存與繁榮？

只是現實中還存在著比地緣政治更強大、影響更深遠的操縱力量，比如大自然。未來數十年，地球的生命力以及人類繼續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并非都已掌握在人類手中。正如為應對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樣，唯有采取比過去更強有力的全球合作形式，才能應對這一挑戰。

在我看來，我們需要從全球視角來看待人類安全的重要性，重視全體人類和國際關系的整體性——將社會、環境、經濟以及軟硬實力安全納入一個總體框架中，其首要目標便是保障人類的生存與繁榮。

博聞多識的全球公民們紛紛對此表示充分理解，也自然而然地希望這一切能變為現實。然而，從地緣政治層面來看，我們未能調動集體意志，缺乏手段，無法為地球及全球公民締造普遍認同的人類安全道路。換言之，政治上與體系上的安排未能滿足人們的期望。

不只是回到以前的“正常秩序”

我認為，由美國主導、受西方影響頗深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在過去75年間對我們總體上大有裨益，但現在已經分崩離析。目前，秩序方面存在空缺，人們也未能就最好的替代規則達成一致，因為現有的對話機制還只是各抒己見，缺乏謙遜與誠意。

中美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歐盟亦然。歐洲歷經幾個世紀的戰爭，在戰后修復、發展和團結方面有許多成功經驗可以分享。此外，以我的祖國澳大利亞為例，中等國家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中有得亦有失，它們可以通過推動大國間的談判，來重拾過去所扮演的角色。

新冠疫情向我們展示了事物的兩面性：一方面，我們對彼此存在恐懼，害怕疾病與絕望，畏懼死亡與封鎖措施；另一方面，我們又意識到人類是一體、相互聯系的，要想實現真正的合作與復蘇，需要彼此聯系，不受邊界隔離墻或心墻的阻隔。

此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后疫情時代，我們至少需要升級版的體系與管理，要求不受國家邊界限制的思考與行動，而不僅僅只是回到以前的“正常秩序”。

那么，我們需要做些什么，來開創這個建立在全球人類安全框架共識基礎上、基于規則的國際新秩序呢？

看到世界哲學的另一面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需要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其必要性超越了典型的國際性事務對話。這類對話充分考慮各國社會深遠持久的價值與信仰、文化與傳統，試圖尋求并發展既有的共同之處。

澳大利亞全球基金會通過一系列正在進行的全球圓桌會議和對話討論，充分接受并踐行在不同文明之間開展對話這一理念。這項工作要求我們專注于能達成一致的普遍原則，同時摒棄分歧，至少是包容分歧。

這一切或許困難重重，但唯有如此，相關各方有可能制定出地緣政治戰略和機制，為人類繁榮與全球和平共存提供指引。

我們是否愿意進行這樣的對話，又能否以謙遜的姿態真誠接受，并承諾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看到世界哲學的另一面？我知道這絕非易事。這意味著我們要走出熟悉和已知的舒適區，愿意共同學習，攜手并進，踏入未知世界。

從“他者”視角解決全球問題

我對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知之甚少，但我很幸運能與他的家人有過交往。

猶記得安東尼的母親朱迪思和繼父塞繆爾·皮薩爾于2000年11月參加了我們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舉辦的亞太系列“二軌對話”。那場閉門討論圍繞著主要影響中美關系的敏感話題展開。會后，中方代表團立即與我們取得聯系，邀請我們在次年前往北京參加類似對話會，我們爽快接受了。

從那時起，在交往中，我們與中國政府建立了信任關系，使雙方得以舉辦更多以中國和世界為核心的“二軌對話”及“1.5軌對話”，其中包括2008年在北京和華盛頓召開的關于氣候變化的對話，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舉辦的一系列對話，這些對話推動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亞投行是中國引領全新國際開發機構的成功創舉，專注于全球共同利益。

回溯20年前在喬治城大學舉辦的那場頗具影響力的會議，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參與者身上強烈的人文關懷，讓人振奮的智慧、真誠與謙恭，以及從“他者”視角解決全球問題的強烈意愿。

那場會議的核心人物正是已故的塞繆爾，他作為猶太人大屠殺事件中的幸存者，回憶了自己如何在冷戰高潮期間彌合美蘇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而在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宣布提名布林肯為美國國務卿時，布林肯向繼父塞繆爾致以了特殊敬意。

“商業與共生”是塞繆爾·皮薩爾的信條，也是去年11月羅馬圓桌會議的主題，得到了中美雙方青年領軍人物的呼應與認同。當時與會的兩名年輕人分別是塞繆爾的女兒莉亞，以及亞投行行長金立群的女兒金刻羽。她們談及有必要推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讓具有綜合思維能力的年輕一代參與進來，這是近來幾代人都未能成功實現的愿景。這項面向未來的新倡議同樣關注不同宗教信仰間的合作，將其視為跨越各種邊界的重要途徑。

(作者系澳大利亞全球基金會秘書長）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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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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