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以美國、歐盟為首的發達國家掀起一股全球應將本世紀末平均溫升控制在1.5℃以內、2050年實現碳中和、2030年實現顯著減排的輿論。誠然，溫升幅度越低，帶來的氣候變化和相應影響越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越可控，這也是《巴黎協定》就“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達成共識的原因。而要實現這一全球共同目標，各國必須公平合理承擔責任，積極務實采取行動，合作共贏取得實效。

經過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下降48.4%，超額完成2009年作出的40%~45%國際承諾。2015年我國作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2030年碳強度下降60%~65%等承諾。為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響應國際社會強化全球減排的意愿，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將達峰時間提前到2030年前，并首次提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相應地將碳強度下降目標提高到65%以上，明確提出嚴控煤電項目，到“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等新目標新舉措。我國積極承擔符合自身發展階段和國情的國際責任，連續滾動提出雄心與務實兼備的行動目標，并以實際行動兌現國際承諾，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示范。

相比之下，我們并沒有在發達國家的承諾和進展中看到誠意，聽到的口號遠多于實干的效果。

第一，發達國家對全球氣候變化負有歷史責任。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和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因為造成當前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根據德國波茨坦研究所數據，美國歷史累積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的27.6%，歐盟占22.3%，而占全球人口1/5的我國，歷史累積排放僅為12.8%，遠低于美歐。從更加公平的人均歷史累積排放指標看，我國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2/3，美國、歐盟、日本、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分別是我國的9.4倍、5.6倍、3.4倍、7.7倍、7.6倍、4.9倍。因此，如果全球要實現2050年左右二氧化碳凈零排放，發達國家必須帶頭、大幅度減排，在2040年甚至更早實現碳中和，并盡快做到凈負排放，才能公平合理地給發展中國家留出必要的發展空間。

第二，發達國家兌現既有減排承諾力度不足，有的國家承諾目標過低，有的國家甚至在增加排放。2009年，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國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作出了2020年減緩氣候變化國家行動目標承諾。然而根據今年4月發達國家向《公約》秘書處提交的2019年官方溫室氣體清單，在所有發達國家的16份承諾中（歐盟及其成員國為1份），有9份尚未達到90%的進度目標，其中美國僅完成目標進度的77%，瑞士72%，加拿大5%；冰島和新西蘭的排放不降反增，新西蘭承諾至少減排5%的目標，但2019年卻增排了34%，澳大利亞如果不計林業碳匯也增排了12%。

第三，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集體動員100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遠未實現。根據發達國家2020年在《公約》下提交的國別履約報告，到2018年，所有發達國家提供的公共資金僅為600億美元左右，其中既包括贈款，還包括標準貸款、貼息、股本、直接投資等形式，意味著這些“支持”還將收回成本，甚至反而獲得利息收益。從支持的內容看，履約報告中常出現一些使人難以感知與應對氣候變化有直接關系的項目，存在“貼標簽”或者“湊數”的嫌疑。例如歐盟支持阿爾巴尼亞的一攬子基礎設施建設援助項目、澳大利亞支持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艾滋病項目、加拿大支持玻利維亞等國的糧食安全項目等。根據樂施會（Oxfam）評估，發達國家2018年真正的氣候資金支持僅有190億~225億美元左右，遠遠達不到1000億美元的承諾。

第四，發達國家雖然多數已經實現碳排放達峰，但并非主動應對氣候變化的結果，難以體現為之付出的努力。美國碳排放在2007年達峰之后的下降，除了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頁巖氣革命”帶來的天然氣產量增加。比較2007年和2019年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燃煤排放下降了51%，但工藝過程、農業、廢棄物處理排放幾乎沒有變化，這說明美國自奧巴馬執政開始大力強調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以來，除了能源轉型帶來顯著減排，其他的舉措基本上沒有成效。而“頁巖氣革命”的背后，更多的是對能源安全、控制全球能源市場和地緣政治的考慮。

第五，尚未達峰的發達國家沒有提出達峰目標和實施有效的政策措施，其排放預測和實際排放仍在上升。雖然加拿大在2009年承諾2020年減排17%，但是該國在2016年發布的官方排放預測是2020年將增排2.5%，2030年增排8.8%，讓人很難理解其減排決心。該國2020年1月提交的履約報告預測認為，2020年可以減排6%，到2025年后進入一個平臺期，2030年可減排10%——這距離加拿大2020年減排17%、2030年減排40%~45%的承諾仍存在顯著差距。更糟糕的是，加拿大2018年、2019年實際排放量又開始逐年上漲。這些都讓人無法對該國實現承諾建立信心。

第六，發達國家目前提出的路線圖不足以確保其實現2050年碳中和目標。盡管歐盟、美國、日本，甚至排放還在增長的加拿大都提出了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但都沒有提出實現目標的清晰路徑。根據美國能源部信息署的數據，如果電力部門在2035年實現全國電力系統凈零排放，意味著每年要關停1500萬千瓦的煤電機組以及3200萬千瓦的天然氣發電機組，可再生電力裝機規模需要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5倍左右。然而信息署卻預測天然氣發電裝機到2050年還會增長，可再生能源電力裝機僅能達到2020年的2.3倍。美國至今尚未給出如何關停煤電、氣電，成倍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技術路線，無法確保兌現拜登總統作出的承諾。

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還需要排放空間，但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了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重大戰略決策。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部署，編制實施碳達峰行動方案和分領域分行業實施方案，加快構建包括金融、價格、財稅、土地、政府采購、標準等保障方案在內的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我國將在實現2020年目標承諾的基礎上，通過加快科技創新，突破能源、產業發展和低碳消費技術瓶頸，繼續加強國際合作，從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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