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2008年以來，美國普通民眾的收入明顯下降，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比國際金融危機前下降近千美元，貧困線以下人口增加580萬人。與此同時，美國富人的財富快速增加，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接近由高度不平等社會變為極度不平等社會的臨界點。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引起美國普通民眾強烈不滿，讓他們感到所謂的“美國夢”更加遙不可及。美國的貧富差距為什么如此顯著且越來越大？今天刊發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英、美三國學者的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編者

新自由主義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美國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

羅思義

注：1989—2013年，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從2/3增加到超過3/4，中間40%（51%—9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下降到1%。

資料來源：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翻譯：殷 鵬

制圖：蔡華偉

近年來，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將家庭收入數據按大小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間的收入數值，更能代表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趨勢。近十幾年來，美國民眾遭受了收入嚴重下降的窘況，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與普通民眾收入下降相伴隨的，卻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進入了貧富差距擴大的軌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劇。從1980年到2015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占全部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占比則從16.5%飆升至22.1%，占家庭總數80%的中下層家庭總收入占比從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為2.2萬億美元，是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出現民粹主義抬頭和社會不穩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收入不平等與美國政府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有關聯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以1980年為分水嶺，在1980年后急速惡化。這與里根就任總統后美國經濟政策向新自由主義轉向大有關聯。

二戰結束后到1980年之前，美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維持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元貶值是一個重要途徑。但美元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和高通脹率，加大了人民生活壓力。為了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里根放棄了維持美國國際競爭力的目標。1980年11月至1985年2月，美元匯率驚人地上升了83%，致使反映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指標——國際收支平衡急劇惡化。到1987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3%。里根卸任后這種趨勢仍然延續。

以減少福利開支、降稅、放松管制為主要內容的里根經濟政策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持久性損害，導致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劇。

國際收支不平衡意味著進口商品大幅度取代了國內生產的商品。這嚴重打擊了美國制造業，并導致“鐵銹地帶”（指從繁榮走向衰落的老工業基地）的出現，大量工廠倒閉，到處是閑置廠房和被遺棄的銹跡斑斑的設備，工人大量失業。

國際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國大量向海外舉債。因此，美國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金融部門以借入海外儲蓄，使之流入美國企業，實現了經濟金融化，或者說“華爾街”取代了“商業街”，進而導致在工業部門中從事技術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體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對少數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為金融精英服務的清潔工、三明治小販、麥當勞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這大大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程度。

為了提高經濟活力，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導致美國稅收體系更加注重為高收入者減稅，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不平等。

債臺高筑大大削弱美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為了緩解民眾對于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劇的不滿，美國鼓勵民眾大量舉債。于是，家庭貸款數額上升，債務大幅增加，家庭負債在GDP中的占比從1981年的47%上升至2007年的98%。巨大的債務積累進一步擴大了金融部門的組織功能，直接誘發了2007年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并很快演化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持續下降。美國民眾對社會的嚴重不滿情緒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全面爆發。

但是，候任總統特朗普宣布的政策并不足以扭轉美國過度不平等的局面。因為任何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都無法創造大量制造業就業機會，反而會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增加美國民眾的生活壓力。特朗普的稅改計劃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稅改提案將為美國的富裕階層，例如特朗普先生等，帶來巨大的好處。美國稅務政策中心的數據顯示，特朗普的最新稅改計劃將使得收入分配處于中間的1/5民眾稅后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國富裕階層將享受近110萬美元的平均稅收減免或超過稅后收入14％的稅收減免。減稅有可能使美國的債務依賴型經濟踏上不歸路。債臺高筑大大削弱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新自由主義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近40年來，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事實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實質是維護富人階層利益，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思想和政策體系。它所帶來的是貧富差距擴大、不平等加劇、資本綁架民主、富豪統治和金錢政治，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侵蝕了公眾利益，撕裂了社會，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作者為英國倫敦市商業與政策署原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楊凡欣、丁一翻譯）

社會不平等讓“美國夢”墜落（觀察者說）

王 文

2016年底的華盛頓，早晨氣溫很低。白宮附近的憲法大道上，一對中年夫妻蓋著報紙，露天睡在地鐵通風口上方。不遠處，剛開業不久的特朗普國際酒店內飾奢華，外墻星條旗飄揚；另一邊的新聞博物館外，工人正在數十個櫥窗內更換著當天報紙的頭版封面，對外宣揚這個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在朝霞的映襯下，這個超級大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十分刺目。這不是個別現象。在美國每個城市的地鐵口、商場門口或人流密集的街道上都能看到類似場景：一個或多個四肢健全的中青年流浪者沮喪地蜷坐著，面前的牌子上寫著諸如“我很餓，請給我一美元”的字句，仿佛在向人訴說他們“美國夢”的破滅。

顯而易見，美國愈演愈烈的社會不平等已經動搖了“美國夢”的實現基礎。從個人角度看，“美國夢”的內涵是個人通過自己的奮斗取得成功；從社會角度看，“美國夢”的基礎是機會平等與社會流動性較高，人人皆有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然而，近幾十年特別是21世紀以來，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種不平等既包括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包括社會不平等特別是不同族群之間的不平等。目前，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超過75%，后5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僅為1%；非洲裔美國人擁有的財富僅為白人的1/12，拉美裔為1/11。如今的美國社會，階級固化日益嚴重，社會流動性持續下降，普通人越來越難以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

美國勞動力市場惡化，加劇了不平等局面。過去30多年來，美國經濟在其主導下的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了結構轉型。金融業取代制造業成為核心部門，社會財富進一步向華爾街精英集中；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吸收就業的能力隨之大幅減弱。這導致美國勞動力市場狀況持續惡化，支撐美國中產階級的穩定工作機會大量減少。于是，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人口嚴重萎縮。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人口40年來首次跌破人口總數的50%。美國社會結構正在從橄欖型轉向金字塔型。

實際上，不平等一直系統性地存在于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過來加劇經濟不平等，并引發更大范圍的社會不平等。

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夢”的重要支柱。如今，這一制度正在被變本加厲的權力游戲和愈演愈烈的黨派爭斗所腐蝕，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驢象之爭”甚至可以迫使美國政府“關門”。2016年的美國大選，人們寄希望于“政治素人”特朗普能改變美國的不平等狀況。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組建的內閣卻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富的億萬富翁內閣”。很難相信這樣的內閣能夠扭轉美國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還導致底層民眾的政治疏離感進一步增強。在形式上，美國選舉是一人一票，但實際上政治話語權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眾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美國政府已經無法確保他們實現“美國夢”所倚重的高社會流動性；另一方面，他們實現階層流動的上升通道被統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實現的機會。這正在撕裂美國社會，直接導致2009年的茶黨運動和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令處于社會底層的美國人喪失了為實現“美國夢”而奮斗的動力。尤其是對于底層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貧困不再是短暫現象，他們根本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人們曾一度認為，美國所面臨的危機只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然而，現在看來，寡頭政治下的社會不平等、階層流動性下降等是比經濟危機影響更加深遠的社會危機，它們在內部削弱國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國家軟實力。嚴重的不平等腐蝕“美國夢”的基石，美式民主脫下了華麗的外衣，日益顯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實面目。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富豪內閣引起美國民眾質疑

特朗普能履行競選承諾嗎？

威廉·瓊斯

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這次競選活動充斥著丑聞、含沙射影的攻擊、接連泄露的秘聞、反移民情緒和惡意詆毀，但這些并不是特朗普勝出的決定性因素。特朗普勝出的關鍵因素是美國正在經歷持續近10年的重大經濟危機，但執政的奧巴馬政府乃至整個民主黨陣營面對這場危機都無所作為。讓我們看一下痛苦的現實。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2016年11月的失業率從前年同期的4.9%下降到4.6%，似乎情況并不那么糟。但勞工部同時指出，有44.6萬名符合條件的人員停止尋找工作，因而他們根本就沒有被納入該統計數據。勞工部估計，目前不再尋找工作的勞動者已經上升至95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率遠低于危機前的水平，這已不是新聞。最近又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幾十年來首次出現下降。一個令國人預期壽命下降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個正在走向死亡的國家。

特朗普能解決這些問題嗎？他以反體制人士的身份躋身候選人之列，人們將他視為他們所憎恨的現行體制的挑戰者。美國人民憎恨白宮，憎恨國會，憎恨華爾街，把它們視為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人們對于奧巴馬政府用美國納稅人繳納的數萬億美元資金救助華爾街投機者甚為不滿，從而遷怒于奧巴馬和希拉里。

特朗普的競選承諾非常廣泛。他要恢復就業，要讓美國重振雄風，要把美國從無盡無休的戰爭中解救出來，要廢棄奧巴馬醫改計劃，要在美國與墨西哥接壤地帶筑起一道阻止非法移民的高墻，要對華爾街富豪采取強硬措施，要啟動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他還表示，支持重新啟動旨在嚴格區分商業銀行系統與華爾街投資銀行的21世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特朗普會履行承諾嗎？目前還不確定。但他組閣的情況，讓人們對此深感懷疑。特朗普選擇邁克·彭斯擔任副總統，這是為了改善他在共和黨宗教保守派人士中的形象。邁克·彭斯主要得益于華爾街富豪、石油大亨和退休軍官的支持。特朗普選擇史蒂文·努欽擔任財政部長，此人在華爾街是一位聲名顯赫的重要人物，曾經營西一銀行（印地麥克銀行），從事住房按揭業務，在房地產危機高潮時致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失去了住房。特朗普選擇?？松梨诠厩笆紫瘓绦泄倮卓怂埂さ倮丈瓝螄鴦涨?，選擇億萬富翁威爾伯·羅斯擔任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是私募股權投資者，也是特朗普競選期間的貼身顧問。特朗普任命卡爾·伊坎擔任總統特別顧問?？枴ひ量彩浅裘阎墓竟蓹鄲阂馐召徴?，曾在上世紀80年代通過惡意收購方式侵奪了環球航空等企業的大量資產，從而導致這些公司的消亡。他將負責聯邦法規的全面修訂工作，此項工作與其身份有著明顯的利益沖突。證券交易委員會是對華爾街金融活動負有主要監管責任的機構，特朗普任命杰伊·克萊頓擔任委員會主席。此人是一名律師，與高盛集團關系密切。在特朗普重新啟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努力中，華爾街勢力將會產生哪些影響，實在讓人不敢想象。

富豪內閣如果不能在保障普通民眾利益方面達成共識，很可能讓特朗普陷入窘境。許多普通民眾，包括那些主要關心就業、物價和養家糊口等衣食問題的藍領工人，在競選中給特朗普投了支持票。如果特朗普無視他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承諾，他的總統任期必將動蕩不安。

特朗普要履行其競選承諾，就必須重新啟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并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包括大舉興建公路和高鐵。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預計，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1.4萬億美元以上的資金缺口，而私人企業感興趣的是收益快的項目，并不愿意投資于基礎設施。特朗普要克服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就必須充分利用美國政府的作用和影響籌集啟動資金。在這方面，美國應尋求中國的幫助。中國已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行家里手，而且已經向美國基礎設施建設進行了一些投資。如果美國新一屆政府愿意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中國合作，那么必將取得比目前更大的成就。但是，如果特朗普在對中國產品適用新關稅問題上玩弄手段，勢必加劇中美在貿易問題上的緊張局面，甚至有可能引發貿易戰，導致這一良機被錯失。而且，對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必然會抬高其價格，使本國消費者深受其害，特別是使美國工薪階層的生活負擔大大加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會要求特朗普而不是中國擔負起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的責任。

我們希望特朗普認清現實、放棄幻想，想辦法滿足在困境中煎熬的美國普通民眾的需要，而不是僅僅滿足那些在佛羅里達海濱別墅舉行奢華派對的富豪的要求。

（作者為美國《全球策略信息》華盛頓辦公室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楊凡欣翻譯）

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制度根源（觀察者說）

何 帆

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原來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2014年，美國收入最低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上限為2.9萬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下限為23萬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93倍。換一個角度說，占美國總人口比例僅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占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相當。

為什么美國的貧富分化如此懸殊？一般來講，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貧富分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都經歷了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什么美國的財富不平等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遠高于絕大多數國家？這是因為，美國貧富差距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經濟制度方面，過度強調放松管制和嫌貧愛富的稅收制度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業享有充分的雇傭與解雇、裁員與縮編自由，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工會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大大削弱等連鎖反應。受此影響，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遠遠落后于生產率增長，有時甚至出現停滯或下降，而管理層的年薪卻大幅上漲。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首席執行官）的年均報酬，1970年約為普通工人年均工資的40倍，1987年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達1077倍，此后雖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達793倍。聯邦稅率的累進性質明顯減退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國政府，大都把對高收入群體實行高稅率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上臺之后，稅率變化的趨勢發生了逆轉，最富有階層享受到來自工資、股票期權、利息和資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減稅。此后，美國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的聯邦稅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聯邦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明顯下降，其中最有錢的0.01%人口的聯邦稅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國政治實質上是一種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資本優勢來裹挾政府，為本階層謀取利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階層，屢屢通過讓政府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謀求自身利益。美國的政客還傾向于在短時期內極力討好選民，而罔顧社會的整體長期福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美國政府一度向金融監管部門施壓，要求增加對最底層民眾的購房融資補貼，讓更多的低收入群體能夠通過舉債購買住房。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文章所說：債務是“資本主義的骯臟的秘密”。美國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資產是房產，而且杠桿率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資產。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低收入人群的資產因房價下跌而大幅縮水，富人則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計劃，繼續享受金融資產帶來的收益。而且，美國的政治制度過于強調制衡，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改革決策很難順利通過。稅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國政治制度下，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問題讓國會內不同派別更加對立，很難在稅收和再分配問題上達成一致。

在社會制度方面，教育體制是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貧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結果。一方面，美國的基礎教育嚴重依賴地方性稅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稅多，教育投入就多，整體教育資源就更好，而窮人多的地方則因為稅收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劇了貧富分化。美國的頂尖高校大多為私立學校，學費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會資源等非個人能力因素，這就把大多數貧窮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貧富分化的制度根源，那么，21世紀美國的貧富差距將會愈來愈大，并對其政治和經濟生態帶來深刻的不利影響，逐步動搖美國的國力基礎。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 人民日報 》（ 2017年01月15日 08 版）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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