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接連收復提克里特、辛賈爾、費盧杰、拉馬迪等軍事重鎮后，伊拉克軍隊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支持下，自2016年10月中旬向“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最后堡壘摩蘇爾發起進攻，摩蘇爾之戰也被各界視為剿滅“伊斯蘭國”的收官之戰。當前，在完成對摩蘇爾周邊以及東部新城區的主要戰事后，伊拉克軍隊開始對人口密集的西部老城區發起攻勢，摩蘇爾之戰似乎已進入收官階段。

但是，基于摩蘇爾本身的復雜性，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國內盤根錯節的教派和族群矛盾，“伊斯蘭國”不容小覷的生存能力和社會基礎，以及地區大國博弈、美國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不確定性增加，都使未來伊拉克的政治局勢難以樂觀。

2016年10月16日，伊拉克警察在摩蘇爾以南約60公里的蓋亞拉軍事基地檢查裝備。（新華社/法新）

首先，摩蘇爾戰事本身的復雜性可能會留下許多短期內難以消除的后遺癥，并考驗伊拉克政府的治理能力。

根據聯合國救援機構估計，現有超過70萬人生活在摩蘇爾西部城區，目前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即使經過殘酷戰事解放摩蘇爾西部城區，伊拉克乃至整個中東無疑都會面臨新一輪巨大的難民潮，而極端分子混跡于難民之中四處潰散也會加劇伊拉克的安全危機。

此外，摩蘇爾所在的尼尼微省和鄰近的基爾庫克省都是不同教派和族裔的混居區，遜尼派、什葉派掌權的中央政府和庫爾德自治區等不同派系之間關系高度緊張，這也是2014年“伊斯蘭國”能夠乘虛而入占領并控制摩蘇爾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旦摩蘇爾得以解放，各派勢力都會圍繞權力和利益分配展開角逐，尤其是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因害怕被邊緣化，會向什葉派主導的中央政府要求擴大自治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摩蘇爾構成了伊拉克教派和族群矛盾的一個縮影，并直接考驗伊拉克政府的政治和解能力。

其次，即使通過摩蘇爾之戰蕩平“伊斯蘭國”在所謂“伊拉克行省”的首府，鏟除“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大本營，“伊斯蘭國”對伊拉克的威脅依然嚴峻。

摩蘇爾是伊拉克工業、農業和能源重鎮，戰略位置重要，可謂直接關系到“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經濟和戰略命脈。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易卜拉欣？阿梅里認為，失去摩蘇爾對“伊斯蘭國”來說將是“國將不國”的重大失敗，因此收復巴格達迪宣布“立國”之地的摩蘇爾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即便贏得摩蘇爾戰役，伊拉克政府軍也無法徹底鏟除“伊斯蘭國”勢力。伊西北部與敘利亞接壤的大片沙漠和山區仍在“伊斯蘭國”的控制下，這些地區地廣人稀，長久以來是部落領地，政府軍短期內無力收復這些區域。

未來“伊斯蘭國”對伊拉克乃至地區和全球安全的威脅主要包括：第一，“伊斯蘭國”在喪失摩蘇爾這一大本營后，會向周邊地區和周邊國家進行擴散，并通過“化整為零”的方式發動恐怖襲擊，威脅伊拉克和中東地區安全。其次，“伊斯蘭國”意識形態影響力仍會是長期性的潛在威脅。在極端思想方面，“伊斯蘭國”特別強調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頑固堅持反對什葉派極端思想，強調打擊“遠敵”(西方)和“近敵”(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及其支持者)并重的“進攻性圣戰”的宗教極端主義，這對于極端分子具有巨大蠱惑力。最后，在國際反恐聯盟打壓下，“伊斯蘭國”將被迫從陣地戰轉向襲擾戰，在伊拉克內部、中東地區乃至西方的歐美腹地頻繁制造恐怖襲擊。而伊拉克國內復雜的教派和族群矛盾、政治與經濟危機，都會成為“伊斯蘭國”遺毒在伊拉克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反恐壓力面前，相對蟄伏的“基地”組織在伊拉克、敘利亞的影響力同樣不容忽視。“基地”組織近期采取了淡化教派矛盾、為當地提供“福利”等融入當地的本土化策略，其生存能力不斷增強，這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伊拉克和國際社會必須面對的長期威脅。

最后，美國伊拉克政策和中東政策、地區大國的復雜博弈也都會對伊拉克局勢產生消極影響。目前特朗普政府除在戰場上加大了對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支持力度外，尚無明確的解決敘利亞和伊拉克危機、打擊“伊斯蘭國”的方案。特朗普曾揚言要從伊拉克攫取石油利益，這種利己主義的商人思維顯然不利于伊拉克戰后重建。此外，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圍繞敘利亞危機、教派矛盾、庫爾德問題矛盾重重，這不僅不利于徹底剿滅“伊斯蘭國”，而且仍會給“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從中漁利提供巨大的空間。 (作者劉中民 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所長)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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