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一個德國人，納粹黨員，工業家。

“辛德勒的猶太人”，二戰期間在辛德勒工廠中得到庇護，生存下來的猶太幸存者對自己的稱呼。終其一生，他們引以為豪。這兩個原本位于道德天平兩端的詞語奇跡般結合在一起，象征著人類歷史最黑暗時刻中閃耀的良心與勇氣、生存與救贖。

小說《辛德勒名單》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作為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獎小說的作者，澳大利亞作家托馬斯·基尼利藉“澳大利亞文學周”之機來到北京，對筆者談起他與辛德勒，與歷史寫作，與文學間的奇妙緣分和深邃思考。時光，在這位81歲老人的講述中，逐漸變得清晰。

讓歷史事件自己發聲

1980年，基尼利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辛德勒的猶太人”利奧波德·普費弗伯格，第一次從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看到幸存者的資料。在普費弗伯格的鼓勵與陪伴下，基尼利耗時幾個月，采訪了散居于以色列、波蘭、美國、德國等7個國家的50位“辛德勒的猶太人”，獲得了翔實的一手材料。

回憶這段往事，基尼利說，為了準確無誤，他將這些錄在磁帶上的口述采訪逐一整理成文字，并請了一位波蘭語翻譯，將納粹軍官阿蒙·格特的罪行翻譯成英文，記錄下來。他的書房里有一個臺球桌，上面鋪滿了搜集來的采訪記錄、幸存者證言、歷史資料。當采訪完一位在澳大利亞的幸存者，他的故事始終在基尼利的腦海中盤桓不去，他確信，這是一個絕佳的小說題材！

雖然是小說，但閱讀《辛德勒名單》，猶如閱讀一本徐徐展開的歷史圖簿，作者以文字為鉗，用冷靜克制的敘事，將哪怕最瑣碎的細節也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逐一復原。在閱讀過程中，書中場景如此真實可感，令人感覺自己正走入歷史縱深處，在敘述的引領下，親眼見證這段慘絕人寰的猶太民族史。

但恰恰因為太真實，當《辛德勒名單》獲得專為長篇小說而設的布克獎后，關于它究竟是紀實還是小說的爭論曾不絕于耳。基尼利說，他采訪過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準確、完整地講述出來，采用現在的寫作方式，是出于對幸存者的尊重。為了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他還會比對幾位幸存者的講述，從中判斷出最符合歷史事實的記述。

同時，基尼利認為，紀實小說的體裁令他能夠以冷靜且行之有效的敘事方式進行寫作，因為就辛德勒的故事而言，感情外溢、充滿議論的寫作方式并不適合，應該“讓歷史事件自己發聲”。這是真實的力量，也是歷史事實最勝于文學虛構之處。

不同于文學作品中的典型英雄形象，基尼利筆下的辛德勒具有幾分反英雄特質，例如投機，對金錢充滿渴望，不忠于婚姻，在私人道德方面可謂曖昧不清。但正是為了真實呈現這位“如此含混復雜又如此崇高偉大的人物”的“真身”，作者以幸存者的回憶為支撐，用豐滿的細節還原出辛德勒、這個“救人一命，如普度眾生”（《塔木德經》）的猶太民族拯救者的真實形象。

基尼利說，辛德勒身上的瑕疵，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而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基于小說改編拍攝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認可，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內心深處的復雜與曖昧，將其呈現于熒幕之上。

做一名探尋歷史真實的“偵探”

作為澳大利亞知名度最高的作家，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惠頓某處》以來的40多年間，基尼利共出版了30多部長篇小說，十幾部紀實作品和4部劇本。回顧其創作生涯，會發現他的作品以歷史題材為主，如《吉米·布萊克史密斯之歌》取材于澳大利亞著名的戈文納兄弟的事跡，描寫了土著遭受白人壓迫的故事，《血紅，玫瑰姐妹》則重新講述了圣女貞德的生平故事。

寫作歷史小說，或寫作以歷史真實人物或真實事件為依托的小說時，作家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真實與虛構間的關系？《辛德勒名單》等作品極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有時候歷史比任何天馬行空的想象都更具有戲劇性，更能由其冷峻的真實給人以心靈的震撼。

在基尼利看來，人物日記或出版物不會告訴你一切，留給小說家的任務就是：探索，探索，再探索，如偵探般在字里行間發現這些線索。此外，由于時代所限，關于歷史的記述總會留有空白，細節缺席之處，便是合理虛構登場之時。然而他也說，這種寫作方式并不適用于辛德勒的故事，因為每位幸存者提及這段歷史，每個細節歷歷在目，講述傾瀉而出，并不需要“虛構”來彌補“真實”的縫隙。

也許是著迷于做一名探尋歷史真實的“偵探”，年逾八旬的基尼利依然筆耕不輟，每日從清晨便開始一天的寫作。雖然歷史與文學是屬于他的“王國”，但基尼利對當下中澳兩國愈加頻繁的經貿與人文往來也非常關注。他坦陳，對彼此來說，對方的文學生態依舊是相對陌生的領域。談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基尼利說，中國文學翻譯成英文在澳出版的作品很少，他只讀過余華的小說。

而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澳大利亞文學雖然是英語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輪廓依然模糊不清。

我問基尼利，在他眼中，澳大利亞文學最具魅力、最值得向中國讀者推薦的特質有哪些？

基尼利說，澳大利亞是城市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有許多以城市為題材的小說。與此同時，當今的澳大利亞文學中，由年輕本土作家撰寫的土著文學作品數量正在增加，這些作品展現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其中呈現的地貌風景要比歐洲或美國小說中的更為壯觀。在這片古老大陸上的樹木山川、豐饒的海岸線，都來自遠古世界，這樣的文學創作資源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

此外，種族問題也是澳大利亞文學的一大主題。在歷史上，澳大利亞曾執行過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政策，對于今天這些在“白人化”的澳大利亞成長起來的作家，也包括他自己，如何面對、如何書寫種族問題，同樣值得思考。

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中國文學、澳大利亞文學，都各有其重要位置，各有其鮮明特征。某種程度上，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跨越國界、超越種族的世界語言。《辛德勒名單》記錄的歷史故事，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也給東方讀者帶來啟迪，因為人性的光亮與崇高是共同的追求。

通過文學創作與閱讀，認識一個國家，感知一個國家的文明與歷史，大概是最直抵人心的途徑。這是中國文學與澳大利亞文學本已相通的橋梁，也是文學給予每個心靈的應許之地。

人物速寫：蔡華偉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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