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在緯十二路與經十路的交叉口有一處地名，叫五里牌坊。

如今的五里牌坊并沒有牌坊，據傳這里原來是有一座牌坊的。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牌坊有兩個作用，一是用作門前的裝飾，二是用于旌表。

大凡牌坊都有名字，五里牌坊也應該有名字，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呢？

民間記載，清嘉慶年間，這個地界有一陳姓人家，家有一雙女兒，眼見老父老母日漸老去，一雙女兒為了侍奉雙親矢志不嫁，老父先去，老母后行，送走母親后她們雙雙自縊在母親的棺木旁邊。官府旌表其孝，遂為她們立下牌坊。

[五里牌坊曾是濟南的一處古建筑，建于清嘉慶年間。]

坊的額上鐫刻著“旌孝雙親”。

這個坊應該叫“旌孝雙親”坊。

這也是一個“孝”的故事，可是這個故事陳舊地化成了泥淖，在恢復孝傳統的今天實在沒有復制的必要。

旌表以生效死，追隨亡靈，是反人類的文化，它的邪惡在于泯滅人性，這個坊表彰的是封建的糟粕，以致人們寧愿以里程來稱呼它，也不愿意提及它的名字就是這個緣故。

“五里”是說它坐落在離城五里的地方。

解放以后這座牌坊被拆掉，如同它所屬的那個舊世界也走入歷史的墳墓，這個遺址上記載的故事倒是一個反面教材。

[1972年的濟南街巷。（美）威廉·約瑟夫 攝]

現在的“五里”距城已經沒有意義，因為這個地界已經融入城市中，然而遺址上的“五里”卻有意義，它是舊文化向新文化轉變的里程碑。

依然是傳統的“忠孝節義”范疇，本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們弘揚傳統文化的時候，絕不可一味照搬與效仿。

昔日的五里牌坊是一處三角地的地標，東西的經十路是一條新開的通衢大道，南北走向的緯十二路是商埠區的盡頭，一條馬路橫亙，擋住了城市的繁華。

我上一輩的濟南人有一句十分俏皮的歇后語，逢有人吹牛，他們不會直接戳穿，就說，你這話得上十二馬路西邊聽去。

可見十二馬路之遠，也可見十二馬路以西之荒涼。

[1972年濟南鉛筆廠板報專欄。（美）威廉·約瑟夫 攝]

荒涼的五里牌坊三角地漸漸不荒涼了，這里建起了工業區，就在那個角上屹立著濟南汽車配件廠，它是公私合營后十余家小機械作坊合營成的近代工業企業，承擔著新中國汽車工業零部件制造的任務，我國著名的汽車品牌都有其供應的零部件。

汽車配件廠往南坐落著水泥廠，濟南城市建設，水泥都是從這里誕生的。

還有一家拔絲廠，在那里工作的全是殘疾人，他們身殘志不殘，用殘軀闡釋著生命的意義。

往西有鉛筆廠，著名的友誼牌鉛筆就是那里的名優產品，幾代濟南人的童年都是用友誼鉛筆做作業的，這些鉛筆行銷四海，描繪出了多少少年人的夢。

五里牌坊的東南角是一條小街，低矮的房舍，擁擠著數百戶人家。

在搞活經濟政策的感召下，一夜之間這些低矮的房子全變成商店飯店。附近工廠的職工來來往往，在這里就餐，隨手買一些便宜的日用品。

[1972年濟南鉛筆廠黑板報。（美）威廉·約瑟夫 攝]

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五里牌坊。

改革時代的發展從來都是一夜之間的事。

工業改制以后，汽車配件廠搬走了，沒離開經十路，而是沿著經十路西行，疾馳幾十公里在長清地界落腳，改成沃德公司，那條路也叫沃德路。

水泥廠也搬到了那邊。

其余的工廠在新的經濟潮流中轉軌變型，曾經聚集著幾十萬產業大軍的五里牌坊沉靜下來，清晨再也看不到穿著工裝的人潮水般涌過馬路，連空氣中彌漫的機油味也被歷史的風吹走。

又是一夜之間，這里群樓并起，現代化的商業大廈雄踞路口，那個經十路與緯十二路的交叉點氣勢恢宏，它已不再是繁華的界限，而是繁華的中樞，聚集著新時代的氣象。

[1972年濟南鉛筆廠的工人們在制造鉛筆。（美）威廉·約瑟夫 攝]

我與五里牌坊有著半個世紀的淵源.

我的妻子就在汽車配件廠上班，每天乘坐101電車從東城趕到西城，工廠制度嚴格，電車開行不遂乘客急切的心情，每天上班都是忐忑的，不斷看表，怕晚點。晚點了要扣獎金扣工資。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這樣的心情里送走了自己的奉獻生涯。

再回五里牌坊，腦海中熟悉的坐標消失了，面對嶄新的五里牌坊，我們的心充滿惆悵，在樓群中尋找著昔日工廠的痕跡，可是蹤跡全無。

我想這里應該豎立起幾塊紀念碑，刻上某某工廠遺址的字樣，畢竟那是中國工業化走過的路，無論未來多么輝煌，基石都是不能埋沒的，那是里程碑。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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