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犢崮“土匪郵票”前后貼用不足一個月，是美國人克勞和麥根心血來潮借人質通信為由突發(fā)奇想創(chuàng)作出來的，雖其沒有郵政效用，但畢竟在信函上出現(xiàn)過，記載著舊中國的一段郵政歷史。因“土匪郵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為它申請世界吉尼斯紀錄，經(jīng)過吉尼斯總部的考察，2010年“土匪郵票”被收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被稱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所發(fā)行的郵票，似乎有點張冠李戴的味道。

文|李海流

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50分,以孫美瑤、孫桂芝為首的山東建國自治軍，在上海張錦湖、張聘卿等同盟會元老的授意下，在津浦鐵路臨城(今棗莊薛城)與沙溝車站之間的姬莊村附近將鐵路扒毀，劫持了世界聯(lián)運國際列車——京滬第2次特快列車，俗稱“藍鋼皮”。

人質69人，有美英法意等外國乘客39人，中國乘客30人。他們是準備去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客，其中包括袁世凱女婿楊琪山、南高教育科長張繩祖等知名人士。

這些被劫持的人質連夜被押送到距離臨城35公里的抱犢崮上看押起來，等待被贖回。事件發(fā)生后轟動國內外，史稱民國第一案——臨城大劫案。

“臨城大劫案”發(fā)生后，英、美等國立刻向以黎元洪為首的北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北洋政府在最短時間內解救人質。于是歷時一個多月的談判開始了。

前排左三為土匪頭子孫美瑤。

孫美瑤等人向北洋政府提出諸多條件，如果不答應他們就“撕票”。

北洋政府迫于壓力，決定以“撫剿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圍剿，一面派人和談。

隨后北洋政府許多要人和總統(tǒng)顧問安迪生參與調解，同時以美國孔納上將、法國英太伊為首的16國武官團來棗莊監(jiān)視圍剿，各報社記者、被劫者親友云集棗莊，棗莊一時成為中外聚焦的熱點。

為了給被劫持到抱犢崮的人員提供物質供給，上海的美國商會和紅十字會組織了一個救援團來到棗莊。

,在上海經(jīng)營廣告業(yè),曾在《大陸報》服務的美國人卡爾·克勞(CartCrow)以及他的助手麥根(McCann)一同前往棗莊參與救援。

當時,北洋政府當局開去一列火車停在棗莊,供談判人員及西方各國救助人員辦公。美國救援團在火車上的辦公地點距離抱犢崮有20公里的山路。

當時外國媒體報道“臨城大劫案”

起初，,克勞雇用17個勞動力每天向抱犢崮山中運送生活物品，后來雇用35個勞動力向山上運送物品。同時，被劫持在山上的外國人要寫信給山下人，報告被劫持后的情況，或者將家書托山下人代為郵寄給遠方的親朋。

在被劫持的外國人中，有個美國人鮑威爾，他是密勒氏評論的主筆、上海遠東評論周報記者。他天天寫信向山下送，另外一位美國人蘇洛芒，也寫信往山下送。

于是,美國救援團的克勞和美國領館工作人員郝士福就制備了一個能鎖口的“郵袋”，用來裝山上、山下來往的信件。每次運送物品的運輸隊,往返山上山下時都攜帶著“郵袋”。開鎖的鑰匙備有兩把，山下救援團一把,克勞自己保管；山上一把就由鮑威爾掌握。

鮑威爾等人

送上山的信件,由鮑威爾處理分發(fā)；送到山下的信件,由克勞分發(fā)處理。克勞在火車上放置了一個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并在上面用漆寫上“BandItPost”，翻譯成中文就是土匪郵政。

這樣,山下救援團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員之間開通了“通訊”渠道。

抱犢崮“土匪郵票”是這樣誕生的: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麥根和克勞到棗莊外閑逛，走進一家小刻字店，發(fā)現(xiàn)這家小店除能刻字外還能印刷，而且印刷品的質量非常好。他想到郵寄信件時，火車上的郵箱有“土匪郵政”的字樣，如果能有“土匪郵票”，那將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回到住處，從事廣告業(yè)的克勞和麥根連夜設計郵票的樣圖。第二天，他們把樣圖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樣圖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但克勞一再保證不會泄密，并且愿出雙倍的價錢。老板答應后根據(jù)樣圖刻出了模版,并開始印制。歷史上的抱犢崮“土匪郵票”就這樣產(chǎn)生了。

“土匪郵票”分為5分和10分兩種，木刻制版、黑色印刷，長方形，周邊無齒，第一次各印了300枚。

5分的郵票是麥根設計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質被扣押的地方“抱犢崮”，郵票的兩邊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的字樣，用紅色紙張印刷。在雕刻時，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誤將“C”刻成“0”，把“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錯票，從而使5分郵票變成了50分郵票，但使用時仍當作“5分大洋”。

10分的郵票是由克勞設計，與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沒有圖案，只有英文，使用黃色的紙張印刷。郵票周圍有花邊,上面印著:“PAOTZUKUBANDITPOST”翻譯成中文為“抱犢崮土匪郵政”。

貼有“土匪郵票“的信件

據(jù)考證,《大陸報》刊登的五月二十三日棗莊通訊，為介紹抱犢崮“土匪郵票”的第一家媒體。

《申報》又將《大陸報》的通訊進行了轉載，并在這則通訊后，附有“土匪郵票”圖及文字說明。于是抱犢崮土匪郵票在上海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

《文匯報》針對“土匪郵票”一事，發(fā)表長篇文章斥責土匪“厚顏無恥”。隔了幾天,《大陸報》對“土匪郵票”一事又發(fā)表了一篇棗莊通訊，指出根本不存在“土匪發(fā)行郵票”一事，而是美國人克勞、麥根私自印制的兩種紙片，讓被困在抱犢崮山中的被劫持人員，粘貼在信封上寄出，作為進出山郵件的通行證,這是客觀事實。

克勞在《抱犢崮匪郵之真相》的回憶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制作“土匪郵票”的目的：乃游戲之作，不過是為了打發(fā)一個無聊的下午而已。

“土匪郵票”是克勞和麥根二人的游戲之作，不具合法的郵資憑證效能，信件到達克勞和麥根手中轉寄時，他們將中華民國的正式郵票和自制的“土匪郵票”并貼，信到郵局時，郵政局的工作人員在兩種郵票上都蓋了郵戳。

上海外灘

當時,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郵票”立刻在上海傳開了。上海的集郵人把“土匪郵票”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許多郵商和集郵者在上海得不到郵票，便寫信給克勞和麥根，要求得到“土匪郵票”，有人怕遭到拒絕，不惜開出高價購買。

收到求購信后,克勞他們趕到印刷“土匪郵票”的小店，將每種郵票各加印300張，寄給上海的集郵愛好者，所得的錢款正好用于人質寄信的費用。

不久天津郵政局發(fā)現(xiàn)了此事，決定從今以后,凡是貼有“土匪郵票”的郵件，不論是否貼有正式郵票，一律不予投寄，退給寄信人。1923年6月13日，被綁架的人質全部釋放，在社會上發(fā)行了一個多月的“土匪郵票”也就正式收場。

因為發(fā)行時間短，數(shù)量少，更因為“土匪郵票”與震驚中外的“臨城大劫案”有關，在以后的幾十年里，這些郵票變得越來越珍貴，成了集郵者的搶手貨。

前幾年，一件貼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犢崮“土匪郵票”的實寄封,在美國某著名大型拍賣公司付拍，當時該封估價為7500-10000美元，最后以10000美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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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于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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