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越接近世界讀書日，人們對讀書、買書的熱情也越來越高，濟南的各大國有書店、圖書館和民營書店也紛紛推出了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吸引人們放下手機、離開電腦，捧起書刊，去紙墨書香中感受閱讀的愉悅，去品味紙書帶給我們的電子閱讀無法代替的精神滿足！

說起讀書，就不能不提喜歡讀書的人，這些人在古代被稱為讀書人，又被稱為文人，很多時候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素養和內涵，也正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數不盡的錦繡文章、名詩好詞。

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濟南的文化內涵自然是極其深厚的。正是這樣深厚的內涵，滋養了數不清的文人墨客，創作出無數令人稱頌不絕的詩詞文賦。

遠的不說，我們就梳理一下清末以來的文人墨客，也一起探尋一下濟南人的讀書行動，為世界讀書日增添一份具有濟南特色的文化元素。

清末兩種罕見的有關濟南的著作

清代早期和中期，濟南的文風頗盛，文人、著作數量眾多。但到了清末，因為國力的衰減，相對來說濟南文風漸衰，文人逐漸減少。但就在這時，一部“小書”在社會上流行起來。這部書就是清末文人孫點在清光緒八年（1882）夏天所撰的《歷下志游》。該書共8卷，其中正編、外編各4卷。正編4卷分別為“疆域”“名勝”“城闉”“習尚”；外編4卷則分別為“交游”“叢芳”“歌伎”“香屑”。正編志地，主要介紹了舊時濟南的沿革、疆域、山水、名勝、古跡、城池、街道、官署、會館、市肆、商鋪、酒樓，以及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節慶方言等習俗；外編志人，其中“交游”一編記友人16位。

孫點（1855—1891）是安徽省來安縣人，字君異，號頑石，又號圣與，別號三夢詞人。他平生喜歡出游行各方，弱冠后游歷過的省份有十幾個。光緒八年（1882）前后，孫點來到濟南，給當時的山東學政張百熙做了一段時間的幕僚。

說起來，《歷下志游》中與濟南相關的文章并不是記載濟南當時文壇或文人發生的大事，而是主要記載了當時濟南社會生活的情狀，而這些內容是當時很多文人著述中所未曾記載的，是現代社會學家研究清末時期濟南城市及社會生活非常難得的第一手文獻，歷史價值不比其他詩賦專著小。

晚清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刊行的《明湖載酒集》。該書只有一卷，由清代祁陽陳琪輯錄。陳琪是祁陽人，曾任職于山東官報館、山東法政學堂等官方機構。曾經在小滄水榭居住，與建德周學淵、武進卜綬章、寶坻李庶等友人宴集其中，投贈唱和。經過半年時間，他們所做的詩篇被編輯成此書。《明湖載酒二集》同樣為陳琪輯錄，兩書延續了鷗社詩人的唱和之風，詩作中有許多歌詠濟南風物者記錄了當時地方的風土人情，頗具地方研究價值。

“民國”大儒王獻堂的文人交往

到民國初年，濟南依然有不少文人在大明湖畔、泉水之濱唱和，筆耕不輟，讓人感受到一種只屬于濟南的文化情趣。其中，還有幾位濟南文人在全國都享有盛名，也有多部和濟南有關之文獻流傳于世。

其中，最有名、最有影響的就是王獻堂先生。王獻堂（1896—1960），著名學者。1918年22歲時，在濟南任《商務日報》和《山東日報》主編，1929年8月2日，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他著意搜集文物、典籍，擴充館藏，使山東省圖書館成為當時全國收藏文物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并創建山東省圖書館協會。

1940年，他受聘任國史館總干事，兼任山東大學、武漢大學教授，撰寫出許多考古著述。抗戰勝利后，他親自將原山東圖書館所有圖書文物完整無損地運回濟南。1948年返魯，復任省立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纂修。喜藏書，收藏頗豐，一生收藏圖書達10萬余卷，藏于“雙行精舍”，每有所得，輒為之寫題跋，或考證版本源流，或述藏家逸聞，后被收入《雙行精舍書跋輯存》及《續編》中。其所作《藏書十詠》中自稱“黃

金脫手了無余，換得陶南鎮庫書”，是他購書的寫照。晚年又得顧千里批校、黃丕烈手跋的古籍一部，又命名其藏書處為“顧黃書寮”。其《藏書十詠》，內容是訪書、購書、載書、裝書、勘書、曝書、跋書、抄書、借書、讀書，為其經驗之談。他曾向國家捐獻出越王勾踐劍、李自成闖王印等珍貴文物8000多件及5萬冊古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獻堂曾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等職，仍不廢著述。

可見，王獻堂先生稱得上是“民國”時期的大儒，其交往者也均為當時名士，這一點可從一冊名為《明湖顧曲集》的“小書”中一窺究竟。

1936年5月，昆曲名家韓世昌、白云生受濟南的演藝場“進德會“邀請，來濟南大明湖公演《長生殿》，一時萬人空巷。王獻堂、邢藍田、郁濬生、李肇禔、王立夫、程先民等“明湖社”詩人一同前往觀賞演出。上述諸人，均國學功底深厚，喜好藏書。

歸后各撰詩詞記其事，匯為一編，名《明湖顧曲集》。該書輯諸人觀摩演出的唱和詩詞，由邢藍田于當年的7月在濟南后思適齋刊行。李肇禔在該書《序》中說韓、白二人在大明湖邊“奏藝之夕，傾城聚觀”，為了表達對他們的敬慕，王獻堂等人作詩“以眎兩君”，成為千年大明湖的又一佳話。

此書所記事關濟南文壇舊聞，費筆者均為一時才俊，文壇名士，可見當時濟南文人交往之斑，且歌詠之事關乎昆曲雅事，更顯出此冊所記對于濟南之重要。

濟南的讀書作文之風從未斷絕

從清末一直到民國時期，既能保持文人氣質，又能在社會或官場上取得一定地位和影響的人并不很多，下面幾位和濟南有深厚淵源的文人可算是其中佼佼者。

主持編纂《山東通志》《續修歷城縣志》、為“大佛頭”大殿拱門題寫“大雄寶殿”四個大字的張英麟，辛亥革命時被公推為山東省各界聯合會會長，宣告山東獨立、20世紀杰出的佛教學者和凈宗行人夏蓮居，創辦《齊魯公報》、民國時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1953年成為山東省文史館館員的王訥……這些文人在不同時期都對濟南的文化建設做出過杰出貢獻。

與濟南有關的文人中，以《濟南的冬天》聞名的老舍可稱第一，其人、其文都與濟南有大淵源，而其舊居尚在，可憑吊之。

另外，著名文人康有為、胡適、繆荃孫、黃炎培、徐志摩、周作人、沈從文、郁達夫、張恨水、欒調甫、趙太侔、王泊生、王統照、丁玲、胡也頻、艾蕪、蹇先艾、臧克家、張中行、季羨林等，也都來過濟南，有的還在濟南居住多時，也大都描繪過濟南之秀美，記述在濟南時的情景。

另外，泰戈爾、明義士等國外著名學者、作家也曾到過濟南，可以說當時的濟南還是很有“國際范兒”的。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濟南戰役全面勝利，使濟南早于全國大多數城市被解放，也由此濟南進入了一個新時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濟南和全國一起走進了新的時期，文化方面也開啟了社會主義特色文化發展之路，這期間產生了眾多作家和數不清的文學作品，但很難找到以前濟南文人隨性往來、唱和交游的文人氣息。

時光來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濟南再次出現了很多喜好讀書、以文交友的新式“文人”。雖然，稱之為文人還很牽強，但畢竟有了些苗頭，讓人再次感受到了一絲濟南特有的文人氣息。而他們的活動陣地主要是在一些書刊上，濟南就創辦了兩種在全國讀書界都有巨大影響的雜志——《日記雜志》《藏書家》。這兩種雜志都和讀書、藏書有關，都和當代文人有關，性質完全不同，卻又同時擁有很多的粉絲，而且很多是兩種雜志共同的粉絲，成為當時讀書界的一種特殊現象。

濟南，也正是因為這樣兩本雜志，成為一個具有閱讀向心力的城市，在全國有了重要的地位。

隨著社會的發展，到2010年后，濟南又出現了《濼源》《聚雅》等由民間文化機構或個人創辦的讀書類雜志。其編輯思路不同，側重點不同，但相同的是都以宣揚文化為己任，以聚合當代文人為常態，以挖掘文化史實為目的，進行著探索與實踐。

濟南，讀書、藏書歷史悠久，讀書、藏書人群龐雜，文化氛圍厚重，文人氣息濃郁，使濟南這座持中庸、兼樸實的城市，能一直傳承自己的人文精神，一直在文人文化這一看似無形的地方悄然前行，且從不停下腳步！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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