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王守功,山東省文物局大遺址保護與考古處處長

考古發現檔案:

雙王城鹽業遺址群位于壽光市北部雙王城水庫周圍,包括八十多個不同時期的鹽業遺址,遺址群總面積達30多平方公里。 商周時期鹽業考古發掘入選200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填補了先秦時期制鹽業研究材料的空白。 這一國家控制下的鹽業生產基地,比文獻記載的東周時期齊國鹽業官營制度早數百年。

灘涂上的溝渠隱藏鹽的秘密

過去鹽業考古不太被重視,到本世紀初,山東開始注意鹽業考古。

仔細想想,鹽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我童年生活在膠東偏遠的山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們拿雞蛋去集市上換錢后,第一件事是買鹽,第二件事才是買煤油。買鹽是生活必需,買煤油是讓時間延續,這是過去農村家里面最迫切的兩件事。

盡管今天已不必再為鹽錢擔憂,但我們依然無法想象沒有鹽的生活。回想特殊事件時期的“搶鹽”風波,或許讓我們對鹽的作用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然而,談到鹽的制作工藝,特別是商周時期的制作工藝,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了。三千年前的制鹽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風貌呢?我們從壽光雙王城水庫鹽業遺址的考古中找到了答案。

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文物保護工作,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壽光雙王城庫區(擴大部分)進行了系統的調查。2003年夏天,第一次考察雙王城水庫周邊的遺跡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放眼望去,灘涂上全是溝渠,幾乎是等距離分布,看上去就像老太婆臉上的皺紋,一道一道忽深忽淺的。仔細查看后,我發現其中有幾處文物暴露的遺跡,從特征來看,似乎不同于我們之前在附近發現的人類居住點。我開始興奮起來,對同伴說:“這個地方肯定隱藏著很多秘密?！?/p>

為什么這么多溝渠會規律地分布在荒涼的灘涂上?當地的一位老鄉告訴我們,這地方都是鹽堿地,幾年前為了盡可能減少堿對附近莊稼的影響,村民就每隔50米左右挖一條南北向的排堿溝,于是就形成了眼前的景象。

“堿、灘涂、萊州灣……”我心想,這些詞組合在一起,倒挺符合古代制海鹽所需要的要素。接下去的考察中,我們又發現了八十多處遺跡,總面積超過30平方公里,這些遺跡真的隱藏著古人制鹽的秘密嗎?

200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其中一個編號為014的遺址進行了發掘,這次發掘由我擔任領隊。

像頭盔的器皿卻無火燒痕跡

014號遺址的面積在15000平米以上,中間一條生土帶把它分成大小不等的南北兩部分。我們通過提取這兩部分的遺跡樣本進行分析,驚奇地發現,它們就是制鹽作坊遺址,年代分別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它們基本布局相似,幾乎都是由鹵水井、灶、儲鹵坑、坑池等組成。

在014遺址中,我們發現了不少陶制盔形器,它們很像戰士們戴的頭盔。這些盔形器到底是做什么的?為什么這么密集地出現呢?

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這種器皿陸續在沿渤海的商周遺址中被發現。但它的形制、時代特征和主要用途,直到上世紀末,人們才逐步對它有所研究。其中,山大考古學教授方輝的觀點很具代表性,他認為盔形器是古人用于制鹽的器物。

然而,盡管大家從形態學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和討論,但盔形器作為制鹽工具還是缺乏直接的證據。根據以往經驗我們知道,出土的用于蒸煮的陶器都具備兩個特征:底部有燒烤后留下的煙炱(tái:煙氣凝聚而成的黑灰)；質地一般為夾雜著大量沙粒的夾砂陶,因為這樣的陶器不僅傳熱快,而且還不容易燒裂。但是這次我們發現的盔形器,不僅很多是不夾砂的泥質陶,而且底部也沒有燒烤過的痕跡。難道這次出土的盔形器和古人制鹽沒有關系?

這個奇怪的現象讓我們非常困惑,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對這個遺址性質的認定。我們趕緊重新找出山東近幾十年出土過盔形器的遺址資料,認真分析研究,終于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凡是沿渤海地區遺址,其出土的盔形器的數量在出土文物器物中,都占了很高比例。但離海越遠的遺址,盔形器出土得不僅少,呈現的特征也有差異。在沿海地區,盔形器的確與制鹽有關,但當它傳播到遠離海岸線的地方后,就可能被改為他用,比如打水。在章丘寧家埠遺址里,從水井中出土的盔形器,表面還有繩索的勒痕。那么我們這次發現的沒有燒過痕跡的盔形器,是不是只是用來打水的呢?

讓我們興奮的是,一個意外發現,終于解開了這個謎題。我們在遺址的垃圾堆里發現了大量經過燒烤的草拌泥,這種草拌泥我們也在盔形器底部發現,這說明了古人使用盔形器時,會在底部抹上一層草拌泥,使盔形器不直接和火接觸。這或許就是盔形器沒有火燒痕跡的秘密。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崔劍鋒博士還在這些盔形器的內壁發現了白垢殘留,經過化學成分分析后,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非?？隙ǖ貙ξ艺f:“這種白垢中含有氯化鈉,這從側面證明了014號遺址中的盔形器就是古人制鹽用的工具?！?/p>

去除鹽苦味的妙招延續至今

每一個鹽灶就是一個手工業作坊,雙王城水庫的發掘可以說是大面積揭露古代手工業作坊的開始。

我們一開始挖的那個地方,挖開一看是兩個鹽業作坊,里面的結構相當復雜。有的地方是燒火通煙道的,還有很大的鹽灶,讓人難以想象,這么大的一個灶,煮完以后里面全是鹽,應該是很重的,怎么支撐起來的呢?

最難的還在于了解古代制鹽的工藝。盡管歷代考古發掘都曾出土過一些商周時期海鹽生產作坊的遺跡,但史書中的相關記述并不詳細清楚,當時制鹽流程是什么樣的,就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了。

盔形器上附著紅燒泥塊

參照現代的海鹽制作工藝,制鹽首先要解決鹵水來源問題。按照我們測量,雙王城水庫距離海岸線大約有20公里,這么遠的距離怎么解決鹵水來源問題呢?我們查閱當地地質研究資料發現,龍山文化時期,當地海岸線就在雙王城附近的郭井子一帶,估計到商代那里距海岸線也比現在近得多。因此,我們推測鹵水來源有兩種可能:取海水或者鑿井取鹵。

我們在遺址西部一口井底發現了用木樁和蘆葦加固井壁的痕跡,這是一個重要線索。我們從當地鹽業部門了解到,壽光北部地下鹵水濃度很高,這種水井顯然不是提供生活用水的,應該是鹵水井,崔劍鋒博士根據碳酸鹽中碳同位素的分析,也證明了這一觀點。

在當地,鹵水井打在沙地上,人們提水時,水面的晃動會對沙質井壁產生沖擊力,容易造成井壁的坍塌。古人是怎么做鹵水井的呢?通過發掘我們看到,人們在挖好水井后,在底部沿井壁打一圈木頭樁,木樁外側用蘆葦圍起來,井壁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因為鹵水井中長期有水,木頭和蘆葦也被很好地保護起來。

我問了一下當地老百姓,發現他們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這樣打井的,只不過過去用蘆葦,現在是用玉米秸、高粱秸來把井邊加固起來,幾千年來打井的方法都是這么延續下來的。

古人非常聰明,他們把鹵水提純后,再煮鹽,鹽很快能夠結晶。他們聰明地找到了鹵水,而不是海水。因為海水鹽的濃度只有3%,而雙王城周圍鹵水中鹽的濃度在8%-10%左右。齊國煮鹽的地方是在昌邑,而在昌邑,鹵水含鹽量還要高,能達到16%-18%。我們知道,鹽的濃度達到23%時開始結晶,這兩個地方的鹵水濃度已經非常高了。

從出土遺物看,商周時期用于打水的陶器應該也是盔形器,我們可以想象到這樣的情景——鹽工們從鹵水井中用盔形器把鹵水倒到坑池里,可能利用坑池底部的高低不同,進一步濃縮凈化鹵水。

煮出來的鹽怎樣能好吃,不發苦呢?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去掉鹽里面的氯化鎂。我們在遺址中發現了大量草木灰,可能就是去掉苦味的關鍵。

我在做調查時,找到一個當地老鹽工,老人耳朵背得都聽不大見了。我們找了另一個當地人在旁邊幫忙溝通,老人說別人煮的鹽不能吃,他煮的能吃,就是在下面加上草木灰,草木灰有凈化的作用。經過草木灰凈化后,鹽工們用盔形器在儲鹵坑中取鹵水,在盔形器的底部抹上一層草拌泥,擺放在鹽灶上部,在鹽灶的一側投火煮鹽。

古代鹽業官營制度的雛形

鹽業遺址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制鹽工藝,它的背后是很大的課題。古時候歷朝歷代對鹽的管理非常嚴格,煮鹽的人有單獨的戶口,誰要是走私鹽,逮著就是殺頭的死罪。那么三千多年前的雙王城一帶,究竟是怎樣的鹽業制度呢?這些制鹽先民是為齊都的王公貴族服務,還是為殷商的政權服務呢?

根據山大考古學教授方輝對上世紀50年代濱州蘭家出土的銅卣銘文進行的釋讀,再聯系河南殷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鹵小臣”一職,我們認為商代王都食鹽供給中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山東沿海地區,商代在山東地區還可能有專門管理制鹽的機構。

第四期蒸發池剖面

此外,這里發現了和中原一致的盔形器,并且山東出土盔形器的地點差不多是商文化因素占很大或絕對優勢的地區,因此我們判斷這些鹽業作坊是受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環渤海地區發現了許多商周時期規格較高的墓葬,出土遺物和中原地區有非常明顯的共性。我們認為這應與當年鹽工居住地有關,一些高規格的遺址和墓葬可能屬于鹽業管理者。

據甲骨卜辭記載,商王室用的鹽有的向地方征收,有的是各地納貢。即使王都附近可能進行鹽業生產,但畢竟遠不如山東生產的海鹽量大。商王朝為了得到更多的鹽,除了通過貿易,便是向東擴張,對海鹽生產進行王朝控制。從史料和考古發現中也能看出,商文化向山東地區的擴張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由此看來,雙王城鹽業遺址應該是中國古代鹽業官營制度的雛形,它比史書中記載的鹽業官營制度的形成時間(東周齊國時)要早幾百年。鹽的交通、鹽的管理都是很大的課題,雙王城鹽業遺址的發掘給我們從細部提供了一些資料,也為鹽業考古提出很多新的課題。

（壹點號 人文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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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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