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化之窗丨呂熒與山大的一段交集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戶端

作為著名美學家，呂熒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場“美學大討論”中，與蔡儀、朱光潛、李澤厚分持不同觀點，各自“領銜主演”。他將對美的理性思考凝聚為美學的探討，提出并論證了美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主觀評價，是人的一種觀念。相比其他三派的代表人物，呂熒先生的美學論文不多，但觀點鮮明，邏輯自洽，獨樹一幟，無愧于“一派之代表”的學界評價。

呂熒與山東大學曾有短暫交集。在百廿山東大學人文學術的天幕上，閃耀著眾多明亮的星辰，呂熒是其中令人仰望而又難以忘懷的一顆。

“聽課的學生很多，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1950年8月，呂熒先生由孫思白教授引薦、應華崗校長邀請，到山東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此時，我考入山東大學外文系俄文專修科，入學后成了呂熒先生的文藝學課代表，其間和呂熒先生多有接觸，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山東大學教授趙洪太回憶道。

呂熒原名何佶，老家安徽天長。之所以選“呂熒”之名，源于“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想法。回溯他的人生軌跡，可清楚地看到他追求進步的腳印。他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后，在讀書期間即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抗戰爆發后，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9年到昆明西南聯大復讀，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群社”，并開始翻譯普希金的長詩《歐根·奧涅金》。1949年4月，經由香港去北京參加了首屆全國文代會，之后到大連作協從事工人文藝活動。他精通俄、英、德文，對普希金、高爾基等作家及蘇聯文學史、文藝理論和美學等均有很深的研究。

呂熒到山大中文系之后，除了擔任系主任之外，還主講兩門課：給一、二年級開文藝學，給三、四年級開俄蘇文學史。這兩門課當時都無章可循，要現編講義，可夠忙活的。另外，他還不斷有論文在報刊發表。到任不久，他指導同學們成立了一個“新文學研究會”，以便推動課外的文藝習作和鉆研。他講授的文藝學不但具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深度和系統性，又結合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給予評點闡發，啟人思考又引人入勝，系內外的聽講者越來越多。

“呂熒先生身材細高，臉龐白皙而清癯，戴著一副近視鏡。他給山大中文、外文、歷史系學生上文藝學課。他上課是在一個大教室，聽課的學生很多，過道上都站滿了人。他身體虛弱，講課聲音很低，給他配備過擴音器。由于擴音器不穩定，效果不好，就不再用了。他每堂課都準備講稿，我是外文系文藝學的課代表，同學們的作業由我收齊后送到他金口路的家中，等批完后我再取回發給同學們。”趙洪太回憶。

“文藝理論課上，呂熒先生常以俄羅斯文學作品為例，給大家講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正是在呂先生的課上，我意識到，在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中文學理論的重要性。”山東大學教授袁世碩曾回憶。

“他不止一次提到希臘的兩則神話，一是大力神安泰的故事，一是魔床的故事。他說：搞創作的人要記住安泰的教訓，安泰不能離了土地，作家不能離了生活；創作只能從生活出發，不能從理論出發。搞文藝批評的人要以魔床為戒，千萬不能把批評弄成死框框，到處硬套，像魔床那樣，把人家按到床上，短了硬拉長，長了就砍短。”曾擔任文藝理論學課代表的呂家鄉回憶道。

“他講課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像他的論著，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濃縮的結晶品，但又絕不枯燥，讓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舉一反三去聯想。他講授的文藝學，在當時就已有系統的理論體系，貫穿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例證、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體會。這些都是我們當時已有的文藝理論教材中難得見到的。”多年后，中文系文藝學課代表李希凡回憶道。

1951年9月，呂熒要赴京參加文代會，他的課沒有人能代。那時正講到文學典型問題，臨行時，他在課堂上布置了就典型問題寫學習報告的任務，“可選擇名著中的典型人物進行分析，加以論述。”但他沒有硬性規定，同學們可以自己決定。李希凡旁征博引，很用心地寫了一篇學習報告。

“一天，呂先生叫我到系辦公室去，說你這篇學習報告寫得不錯，有自己掌握的資料，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升曙夢是日本的大批評家，你對他關于典型問題的錯誤看法，抓住了要害。做學問就要廣納深收。這篇報告我想在《文史哲》上發表一下，也給華校長看了，他也很稱贊。我聽了自然很高興。因為《文史哲》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學術刊物之一，發行十幾萬冊，是老師們和學術界專家學者們發表學術論著的園地。這是第一次發表學生的文章，在當時自然是件新鮮事。”李希凡回憶道。

離開山大，再也未去大學執教

1951年3月，山東大學和華東大學合校，仍命名為山東大學。當時原華大中文系的學生較多地學習了馬列主義基本知識，革命性強，政治嗅覺敏銳。有人對呂熒講授的文藝學課程內容有意見。導火索是1951年11月的《文藝報》（第5卷第2期）發表了中文系資料員張祺的文章《離開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教學的》一文。

“我看了張祺的文章，卻很反感。第一個反應，是張祺所講的‘證據’，有好多是我筆記中都沒有的。批評與實際不符。而文藝學是基礎理論課程，不能按照張祺那種方案來講課。可是，當時只要中央報刊一發出批評聲音，在地方就會引起一場小運動。呂先生已經不上課了。”李希凡在回憶錄中寫道。

此后，文藝報發表了山大一些學生代表寫的讀者來信，批評呂熒在文藝理論教學中有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傾向。此時，全國正在進行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文系要在學校大眾禮堂召開文藝學教學座談會，對呂先生的教學提意見。“我寫的意見書，是一篇最沒意思的文章，雖然我盡量避免張祺那些不實之詞，但仍是違心的，真正‘教條主義’的，對呂先生是不公正的，很多年我都心有愧疚。如果說有‘教條主義’，那不是呂先生，而是我們這些張祺的附和者。”對于歷史，李希凡也曾自愧。

性格耿直倔強的呂熒，對《文藝報》的批評難以接受，給《文藝報》發去一信，作了說明并列出已向教育部上報的文藝學講授大綱，發表在《文藝報》讀者來信欄目。

“我受到團組織委托，曾勸說呂熒先生放下面子，作個自我批評，哪怕象征性的也好，他卻非常激動地說：‘我怎么能隨便檢討？維護真理能含糊嗎？這不是愛面子，我有讀者呀，我得對讀者負責！’”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呂家鄉回憶道。

呂熒于1952年初離開山大。其實當時學校對他還是多方挽留的。“我也隱隱感到華崗校長對批評呂熒有所保留，他在全系大會上的講話，根本沒提呂熒的錯誤，只是談些‘要跟上新時代’‘注意思想改造’等原則性意見。”呂家鄉回憶。“據后來所知，老校長華崗同志曾幾次勸說呂先生，只要作一點自我批評，就可以繼續上課了。但呂先生堅持自己沒有錯誤，決不能作違心的檢查……這次批評，深深傷害了呂先生作為師長的心，終其一生，再也未去大學執教。”李希凡回憶道。

呂熒離開時，請趙洪太晚上幫忙送他去火車站。他要帶一個很大的柳條編的箱子，里面裝的全是書，非常重。趙洪太當時覺得挺奇怪，便說：“呂先生，您休假帶這么多書干嗎？”

“我這些書從來隨身不離。”呂熒回道，也沒詳細講要到哪里去。“一大箱子書太重了，我怕行李箱弄壞了，拿繩子把行李箱捆了又捆，辦好了托運，把呂先生送走了。”趙洪太回憶道。

與山大依然保持聯系

“1953年以后，我逐漸聽到了一些內部情況。呂先生是才子型的學者，心高氣傲，身為系主任，說話做事，不留情面，對張祺他是很看不上眼的。中文系的老師們也未必對他的領導作風沒有意見，其中還混雜著原來華大和山大的干部中間也有不和諧的因素。總之，促成這場莫須有‘批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不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卻是虛構的。”李希凡曾回憶道。

呂熒離職后在上海的朋友家寄居，以賣文為生。他曾一度回到山大，旋又離開。華崗校長只好幫他安排工作，讓他去北京找馮雪峰，在馮雪峰任社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任高級翻譯員。在此期間，他參加了文藝界正在進行的美學大討論，并卓然成為“主觀派”美學代表人物。

此后，呂熒與山大學人依然保持聯系。1953年夏，呂熒到青島避暑，學校給他在信號山路安排了一間房子。這一年，趙洪太在山大畢業并留校任教，就住在文學館二樓（與歷史系辦公室斜對門）。一天中午，趙洪太外出了，下午回到學校，剛上樓，臧樂源（當時華大與山大合并后在歷史系任輔導員）看見趙洪太便說：“呂熒先生來找你，你不在，他在歷史系辦公室看報紙等你一個多小時，走了。”隨后，趙洪太去找呂熒，兩人一起到東方菜市的小餐館吃了飯。

這年夏天，作家蕭軍應山東大學外文系方未艾邀請來青島休假。有一次，方未艾、蕭軍和趙洪太約呂熒先生到海水浴場散步。趙洪太到呂熒住處去請他時，發現他正在給自己針灸，全身扎了很多針。“他針灸完收好針，換了衣服，還拿著件風衣，衣服兜里特意裝了一個小寒暑表。他身體很虛弱，需看著溫度表穿衣服，溫度低就趕緊披上風衣，溫度高就把風衣脫下來搭在手臂上，我跟他開玩笑說他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海邊散步后，我們幾人一起到小餐館吃了飯。”趙洪太說。

1964年春，呂家鄉在濟南市一所中學教書，忽然接到呂熒的一封掛號信，是用毛筆所寫，信封的下端醒目地寫著“北京呂熒”四個字。呂家鄉拆開信封，里面有一本在山大聽呂先生所講《文藝學》的課堂筆記。當年，呂熒跟呂家鄉要了去，一是想著訂正，二是要作為參考，準備把講稿加以整理，正式出版。當時，這計劃已成泡影。呂熒在信中說自己這些年“乏善足陳”，估計呂家鄉“在思想和學業上定有長進”……

（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 昱　通訊員 張洪剛　報道）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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