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927年濟南黃河安瀾大會

來源：齊魯晚報

□張知非

“安瀾”,語出《文選·王褒》:“天下安瀾,比屋可封。”其中安指穩固,瀾指水波。安瀾,其本意為水波平靜,人們常用其比喻時世太平、祥和之兆。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和搖籃,但黃河進入下游平原后水流緩慢,河中的泥沙大量淤積,河床不斷抬升,最終高出兩岸地面形成“地上河”。歷史上,黃河下游曾多次決口泛濫,給華北平原地區,尤其是河南、山東、河北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清代河工主管人員在秋汛后,奏報黃河未決口時往往稱為“安瀾”。

民國時期,黃河下游水患不斷。1925年8月,黃河南岸的李升屯(今屬菏澤市鄄城縣)民埝決口；9月,壽張黃花寺(今屬濟寧市梁山縣)南金堤決口,另外還有濮縣、范縣、鄆城、壽張、東平、陽谷、汶上、東阿等八縣受災。

當時正值戰亂,山東黃河河務局局長林修竹等多方奔走,籌措資金無果,最后經省政府批準,“反求諸己,為自保之計”,將八縣本年稅賦60萬元用作堵口經費。1926年2月,林修竹親任堵口工程總辦,李升屯、黃花寺工程同時開工,八縣紳民晝夜不停施工,經過兩個月的奮戰,兩處決口終于在春汛前竣工。1927年夏秋兩季,黃河兩岸降水較少,黃河水流平穩,不若往年盛漲,又加之李升屯、黃花寺兩處決口新工完成,所以1927年黃河未出險工。

為慶祝黃河安瀾,1927年11月13日(農歷十月二十),直隸、山東兩省在濟南舉辦黃河安瀾大會。1927年11月16日,《大公報(天津)》以《濟南安瀾大會之盛況,軍政各界五百余人參與大會,商埠公園演劇酬神熱鬧竟日》為題,對會場布置、參加人物、祝薦情形、開會經過、演劇宴客等記載頗為詳細,有利于幫助我們還原當時的場景。

當天,濟南商埠公園(今中山公園)門口扎起松柏牌坊,用五彩電燈裝飾,上書“功在生民”；門外馬路兩側扎三層松柏牌坊,寫有“永慶安瀾”。會場內懸掛黃河兩岸八縣民眾為潘馥以及直魯兩省長官、河務局所送的大匾,會場外有萬民傘、牌幛等,上書“直魯生佛”“永慶安瀾”等。山東、河北軍政學商代表500余人參與大會。

下午三點,當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國務總理兼黃河督辦潘馥的代表、北京政府教育次長林修竹等到達公園東南角的劇場內,在黃河大王位前,行祝薦禮,并宣讀祝文。文中追述歷史上漢沉白馬、周作玄狐等祭祀黃河神的事跡,言說處于黃河下游的直隸、山東兩省屢遭水災,民眾痛財殫力、憂危震撼的情形。祝文中又言及,正直仁慈的黃河之神聽到了民眾的哀號,便上體帝念、下濟兆民,使得黃河水不揚波、流自順軌,沿岸居民得以耕種造屋,安居樂業。因此,直隸、山東兩省長官便以七戒三齋、潔饌清澧仰酬神祐,祈求黃河大王和將軍神靈繼續護祐黃河沿岸的居民。

祝薦禮結束之后,孫傳芳離開商埠公園,其他人到四照廳開會,按照提前商定的次序行慶祝禮。林修竹在講話中,演說黃河安瀾之意旨,希望永慶安瀾,提議每年舉行一次安瀾大會。李文徵代表山東督辦張宗昌講話,略述1925年自己參與封堵李升屯決口經過。山東省長林祖憲在講話中,論述此為直隸、山東兩省第一次共同祝賀黃河安瀾,希望每年都能慶祝黃河安瀾。之后,直隸河務局代局長車子厚、山東河務局局長王炳罇相繼報告直隸、山東兩省河務局河工情形及將來計劃。山東災民救濟會會長何宗蓮作總結講話,首先論述黃河流域及水災情形,其次希望各省同仁共同合作,分別修繕疏浚德州、徐州兩處舊河道及沿黃各河流,以分水勢,而謀一勞永逸等。下午4點左右會議結束。除舉行各種祭典外,安瀾大會還請戲班演戲,大宴賓客。據記載,自上午11時到晚上12時,上演了兩班戲“酬謝河神”。參會人員還在劇場內宴請賓客,上午為中餐,下午為西餐。

此次黃河安瀾大會之后,有人在報紙上發文,抨擊潘馥、張宗昌等祝薦黃河安瀾的文字,“迷信得可笑,政客軍閥,都是一般見識。”濟南舉辦黃河安瀾大會大搞慶典、演戲謝神,對黃河“大王”“將軍”等頂禮膜拜,影響很大,沿黃諸省市紛紛效仿,幾乎每年都舉辦黃河安瀾大會。舉辦黃河安瀾大會,雖然名義上是慶祝黃河堵口成功,寄托了民眾祈求黃河“永慶安瀾”的愿望,但逐漸成為各地軍閥花費公孥、夸耀政績的場所。

當時軍閥混戰、水旱頻仍,天災人禍接踵而至,黃河幾乎年年決堤,百姓連年遭災,流離失所。1933年七八月間,黃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魯豫三省災情最重,受災面積達1萬多平方公里,受災人口300多萬。1935年7月,黃河在鄄城決口,大溜南奔,蘇魯數十縣被災,損失慘重。

顯然,僅僅一個慶祝大會,并不能解決不斷發生的黃河決口問題,就當時而言,黃河安瀾仍是民眾遙不可及的期盼。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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