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淄博考古緣何頻頻入圍頂級榜單

來源：淄博日報

原標題：淄博考古緣何頻頻入圍頂級榜單

來源：淄博日報

□本報記者 耿雪

萬年文化史，北方看淄博。

相信前幾天，關注考古的人不會錯過這一幕：“2022年度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評選揭曉，臨淄趙家徐姚遺址成功入圍。在專家點評環節，現場有兩位專家對該項目的入選進行了高度評價，直言該遺址的發現“彌足珍貴”。它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人類遺存發現的空白；發現了距今1.31至1.33萬年，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動營地；出土了北方地區年代最早的陶器，也是國內早期出土陶片最多的……

像臨淄趙家徐姚遺址這樣重量級的考古發現在我市并非個例。在199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評選時，臨淄后李春秋車馬坑和淄河店2號戰國大墓在當時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此外還有高青陳莊-唐口遺址入選“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泱泱齊地萬年史，悠悠長河耀星漢。我市在全國考古界重量級評選中屢次入圍，在全國考古界碩果頻出，原因是什么？

久遠的歷史造就考古資源“富礦”

“這次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的發掘將淄博的文化史向前推到1.3萬年，而且沒有間隔。這么久遠的歷史，就意味著我們有可能探尋到豐富的歷史遺存。”從事多年考古工作的淄博市文物局原副局長、考古研究員張光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眾所周知，中國史前文化按照考古年代分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以及青銅時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國考古史上的青銅時代。

對于淄博史前文化的起源時間，因近年來不斷涌現的考古成果而頻頻刷新人們的認知。

“我市地處魯中地區，河流縱橫、資源豐富，為遠古人類的繁衍生息創造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起初，淄博的文化起源有據可查的是距今六七千年，處于新石器時代的東夷文化。”張光明對記者說。

據介紹，東夷是原始社會時期我國東方地區居住的古代部族，與中原地區的華夏集團，南方地區的苗蠻集團共同構成我國原始人類的布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由此可見，淄博地區的原始社會是東夷集團爽鳩族居住區域。

隨著我市考古事業的發展，在之后的時間里，以東夷文化為節點的淄博文化史被不斷提前：

1989年，在臨淄淄河東岸發掘出了處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后李官莊遺址，稱為后李文化。該遺址年代為距今7500至8500年，讓東夷文化史往前跨躍了千年左右。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沂源北桃坪扁扁洞發現早期人類遺址。該遺址距今1萬年左右，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又比后李文化早了2000多年。

2022年，距今1.31至1.33萬年的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被發現，又將淄博文化史從沂源扁扁洞時期向前推了3000年左右。

從時間上說，自四五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的沂源猿人開始，淄博大地出現了原始文明，之后經目前來說發現最早的文化（趙家徐姚遺址）進入東夷文化和齊文化，綿延上萬年的發展史，組成了一部文化體系完備、歷史悠久、一脈相承的淄博歷史。

璀璨的文化為考古碩果“背書”

考古成果不僅是指出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其蘊含了多少寶貴的智慧結晶和精神底蘊？

我市的考古成果在國內業界之所以如此舉足輕重，得益于我們先人在這片土地上創造的璀璨文化。

在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遺物中，我們看到了古人制陶、用火、工具使用的智慧。在沂源扁扁洞遺址，除人類頭骨碎片、陶器外，其主要特點是出土了石磨盤、石磨棒等遺存。在后李遺址中，我們發掘出時間跨度近8000年的文化遺存，對魯北地區早期文化的文化演變、年食譜分析、基因研究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正是遠古這些發端早、特性強、內涵廣、地位高、影響深的歷史文化積淀，造就出了我們在巴蜀文化、吳越文化等地域文化比較中，不失權重的齊文化。

淄博是齊國故都所在地，兩千多年的齊文化歷史，為華夏文明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人文等領域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財富，受世界矚目。要讓全世界了解認識齊文化，復原當時社會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其考古資料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高青陳莊-唐口遺址，出土了帶有“齊公”字樣銘文的銅器，出土了西周時期最早的甲骨文，為探索齊國早期都城營丘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線索，為研究齊國創始人——姜太公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春秋時期，齊國發揚“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傳統，開展對外貿易，也吸引他國商人到齊國貿易，達到了“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的目的。在淄河店2號戰國大墓出土相當數量的仿銅陶禮器和銅、石樂器，體現了經濟發達后，人們對精神生活層面的需求。

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研究蔚然成風，在臨淄城稷門外設“稷下學宮”，吸引了諸子百家前來講學、辯論。稷下學宮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學府，是東方文化史的代表，是我國文化發展史的高峰。2022年春天，“尋找稷下學宮”考古項目獲重大突破，世界矚目。位于臨淄區的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確認為稷下學宮遺址。

不僅如此，近50年來，我市齊文化考古發掘成果豐碩。對齊故城遺址的勘探發掘，知道了城址的分布及修筑年代；對齊國墓葬，目前已發掘了大中小型墓葬數萬座，出土了金、銀、銅、鐵、陶器等珍貴文物幾十萬件。此外，臨淄齊故城及周邊多有重要的文物出土。如“國子”銘文青銅禮器、戰國時期錯金銀鑲綠松石銅鏡和犧尊、“高子”戈兵器、城墻排水道口、齊景公墓及大型殉馬坑、大武西漢齊王墓陪葬坑、稷山漢墓的考古發掘等等，獲得了一大批珍貴的齊文化研究實物資料。

百年的求索為成果涌現鋪路

縱觀我市考古成果的不斷涌現，總離不開有這樣一群人，在科學、完善的制度保障中辛勤地工作。

據悉，因為齊文化的獨特價值，我市考古業發展距今已有百年歷史，是20世紀開展考古工作較早的地區之一。奮戰在考古一線的工作者在這片土地上出土了大量文物，將一件件珍貴的文物帶到了博物館里，帶到了我們面前，支撐著淄博文化史和地域文化的研究，迎來了齊文化研究的春天。

“考古項目一開始，一年到頭也沒有什么假期。記得有一年家里搬家了，那時候沒有手機，也沒人跟我說，結果讓我撲了個空。”回想起那段工作往事，張光明感慨地說。

近年來，市委、市政府站在堅定文化自信、傳承優秀文化、打造文化繁榮的現代化新淄博的戰略高度謀劃推動文物工作。印發實施了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措施，并將文物工作納入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綜合評價體系，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合力保護格局。

為實現文化賦能，確保有效傳承，讓文物保護成果惠及更多群眾，我市積極落實“先考古，后出讓”制度，并強化文物保護機構隊伍建設，新組建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院，編制增至51名。近3年，我市充分利用人才政策，引進文博專業人才30名。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建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基地。在全省率先推行文物保護聯動機制（原文物長制），建立市、區縣、鎮（街道）、村（社區）、網格化文物保護員組成的五級文物保護體系，通過開發、推廣使用“智慧文物”APP、齊長城智慧巡查APP，設立齊長城公益性巡查崗位等舉措，切實提高文物保護質效，進一步拓展全市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新發展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工程“先考古，后出讓”制度，將文物考古調查勘探納入基本項目建設聯合審批范疇，從源頭上保證了文物安全，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的發掘就得益于該項制度。

淄博大地考古成就碩果累累，1.3萬年的悠久文化史給我們留下了數不盡的寶貴遺產，為我們的文化自信增加了砝碼。我們在萬年求索中淬煉的這份自信，正是建設“強富美優”新淄博的力量所在，底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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