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5月18日訊 考古調查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31日，國家文物局公布了“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山東滕州的崗上遺址名列其中。遺址距今5000年前后，從中發掘的眾多考古材料，對地區文明和早期國家起源研究意義重大，被稱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在海岱地區的實證。

崗上遺址位于山東省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1952年春，原華東文物工作普查隊普查時發現。2020年以前，雖然崗上遺址經過多次小規?？脊虐l掘，但它的歷史面紗卻一直沒有揭開。

201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崗上遺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勘探后，在2020年9月啟動發掘。考古發現，崗上遺址遺存時代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恰好處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節點上。其中南區M1號“四人合葬大墓”是崗上遺址發掘的31個墓葬中非常特殊的一個。

整座墓長3.3米，寬3.2米，葬具為三聯棺，帶有頭箱及邊箱，隨葬陶器數量眾多。4人除一名兒童性別特征不明顯外，其余均為男性，自北向南年齡遞減，而隨葬玉鉞從類型、數量、玉質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現出遞減之勢，明顯存在等級差異。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崗上遺址項目發掘負責人朱超介紹，墓葬中有大量的隨葬品，而且葬具結構表現得非常復雜，帶有頭箱、邊箱，這是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

M1“四人合葬大墓”中出土的陶器多達300多件，玉鉞6件，陶器出土量占目前已經發掘墓地的六分之一。

朱超還表示，大量的隨葬品表明，只有權貴階層掌握了大量的財富，普通的小墓里基本上是沒有隨葬品的。所以說，通過這些，可以表現出階級分化是什么樣的情況，到了5000年左右這個時間節點上，階級分化開始凸顯出來。這也反映當時陶器的手工制造業是相當發達的。

類似“四人合葬”這種規模的大墓，都出土了一種叫斛的同類型陶器。這種陶器并不是墓主生前實用器，而是為了葬禮批量生產的隨葬品。而墓葬中存放隨葬品、形似箱子的地方，統稱為器物箱，按照不同位置分為頭箱、邊箱、腳箱。這種突出，器物箱的棺槨制度是禮制中葬禮的主要體現，是研究棺槨制度的重要源頭。

朱超說，在以前的墓葬中，沒有發現過這種帶有器物箱的葬具結構。腳箱、頭箱，還有邊箱這種器物箱，這是在崗上遺址第一次發現這一類葬具結構。與魯北地區大汶口遺址、焦家遺址有棺有槨的葬具結構，完全不一樣。

而眼前的玉鉞是禮制中器用制度的一種。

朱超介紹，在一些墓葬里，也看到了成套的陶器、玉器、骨角器，為代表性的這種器物，形成了一整套的器用器制度。這是這一次比較明確的發現，而且這種特征表現得非常突出。

除了對墓葬的微觀研究，朱超帶領的發掘團隊還對崗上遺址進行了整體探索。遺址整體平面形似樹葉，東西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總面積約80萬平方米。在探索中，發掘團隊發現了壕溝和城墻。

朱超表示，考古人員了解到城墻的規模、壕溝的規模、挖掘方式和建造方式，現在通過考古發掘，是可以確定這40萬平方米的城址，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我們發現大汶口文化階段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面積達到40萬平方米，這是以前沒有見到過的。

大汶口文化發展階段，存在城址的遺跡主要有焦家遺址、丹土遺址、垓下遺址，城址面積大都在9萬到15萬平方米之間。崗上遺址發現的40萬平方米的城址是迄今發現的最大城址。其中發現了居住區，房屋分布錯落有致，房址存在大量基槽、柱坑、柱洞。

朱超說，現在我們一般認為，大概5000多年前，文明正式形成。這個時期的表現形式就是，都邑性城址的出現，權貴階層大墓的出現，社會等級的明顯分化。根據這些特征，初步判斷（當時社會）進入古國文化時期。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認為，崗上遺址發現的城址，突出器物箱的棺槨制度，基本完備的器用制度，墓葬表現出的明確的社會分化，對于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中華五千文明史的起源“力證”。他還指出，崗上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發展的階段，它所處的重要的時間節點，是距今5000年前后。這個城就建在了這個時間節點上，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這個節點是中華文明開始加速發展的時期，早期國家開始加速發展的階段。這為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起源提供了非常堅實的考古材料。

因為多項重要發現，崗上遺址被考古專家稱為中華文明五千年在海岱地區的實證。沉寂70年后，崗上遺址一鳴驚人，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閃電新聞記者 劉端濤 吳峰 關霄 編輯 王菁華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