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跨”過鴨綠江的戰歌

來源：解放軍報

父親李茂新當年在上海讀中學時，和4位同學一起加入20軍文工團，后來奔赴朝鮮。如今，他們都到了耄耋之年，只要在電視上、手機里看到有關抗美援朝的文章和影視作品，就會互發微信或用電話交流，之后還會在微信群里討論。他們對那些服裝不到位、武器型號不準確的細節并不十分在意，對“某某戰友走了”之類的消息也極少提及。很多時候，他們更像在互相安慰：“有人記得，總歸是好事”“能拍出來，已經很不容易了”“現在的身體，不壞便是好”。

他們努力維系的共同記憶，時而清晰，時而模糊。那些紛紛擾擾的思緒常常纏繞在一起，又斷斷續續散落各處。漸漸地，他們群聊的次數越來越少。父親仍然熱衷于轉發和點贊，如果誰當天沒有回復，他還會發語音去追問。最近這段日子，他又開始嘀咕，微信群里的兩位，好像有些日子沒更新消息了。

那些70多年前的記憶碎片，依然在他們內心深處閃著微光，似乎在等待著有人去激活，在一切沉寂之前能被記錄下來。

我試著去完成這件事。（李 菁）

行軍路上的夢鄉

我叫李茂新，13歲入伍前是上海比樂中學初二學生。上海解放前夕，幾位年輕的老師經常在頂樓上教我們唱《你是燈塔》《解放區的天》等歌曲。我們的歌聲很響亮，只是每當唱到“中國共產黨”幾個字時，就心照不宣地用“啦啦嗦啦咪嗦”來代替。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全校150余名同學中有三四十名參加了西南服務團。那年8月5日一大清早，我把家里的薄毯子一裁為二，半條疊好放回原處，半條塞進包里，瞞著父母悄悄找到同學王興仁，跟著她去正在招人的20軍文工團報到。幾個月后，我跟隨大部隊北上，后來從山東兗州坐上了悶罐車。沿途上來一位指導員，正式宣布部隊即將開拔朝鮮。到達吉林輯安（今集安）時，我們接到緊急通知，要求上交隨身攜帶的一些個人物品。我最舍不得的有兩件，一是下連隊時戰斗英雄楊根思送給我的一張小照片，正面是他的半身像，背面寫有他親筆簽名的“小李同志惠存”。另一件是部隊新發的白色毛巾，兩側分別繡著“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紅色字樣和“八一”軍徽。按照當時的規定，我把兩條邊剪掉，留下白色的部分。多虧了這條毛巾，在朝鮮戰場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長途跋涉夜行軍時，我們把它系在前面戰友的背包上，一個牽著一個走。冰天雪地里，我們把它塞進帽子遮住耳朵，用來抵御寒風。

我們年紀比較小的文工團員是第二批入朝參戰，奉命先到長津湖最南端的下碣隅里休整，修建營房。當時，第五次戰役即將打響。不久我們奉命南移，路上要走十來天。除了背上被褥，我們還要扛洋鍬、十字鎬及裝滿7天口糧的米袋。

為了避開美軍飛機的狂轟濫炸，部隊通常在傍晚出發，星夜兼程，一直要走到次日天亮才能休息。每日夜行30公里，戰士們腳上都磨出血泡。實在太累了，我們就一邊打瞌睡一邊趕路。記得有一次走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著了，一邊做夢，腳還在機械地向前邁步。忽然感覺正前方有棵樹，出于本能一把抱住，睜眼一看，邊上就是懸崖。我一下子清醒過來，當晚再無睡意。但每天長途跋涉，實在撐不住，過兩天又照樣一邊瞌睡一邊趕路。

部隊休整時，我往家里寫過兩封信，都是報喜不報憂，“這里一切都好，勿念！”其實大家做好了隨時為國捐軀的思想準備，當時覺得“立國際功”、有喜報寄回家，就是給家人最好的交代。

回國后，我聽說當時母親接到我的信時完全不相信，甚至認為我早就犧牲了，“我兒子的字哪會寫得這么好看，肯定是別人代寫的！”后來我立了三等功，立功喜報寄到家里，母親也始終不相信是真的。

坑道邊的歌聲

我叫肖友硯，16歲入伍時，是比樂中學一名初三學生。當時部隊亟需吸收大量知識分子，有意招募青年學生。我如愿在20軍文工團報名參軍。

文工團移防到上海嘉定后，我們抓緊時間學習扭秧歌、打腰鼓、說快板、排話劇。一天，我的同學胡志宏來看我，特意從自己家中給我帶來一把小提琴。從奔赴朝鮮到兩年后回國，這把小提琴一直跟著我。再次碰到老同學胡志宏時，已經是幾十年后了。我說：“這把小提琴當年是你借給我的，必須物歸原主。”胡志宏說：“它跟了你這么多年，早就是你的了，不要還了！”

在20軍文工團，我們聽說淮海戰役時，解放軍戰士發起沖鋒前，文藝兵就趴在壕溝邊打快板、喊口號，鼓舞士氣。后來在朝鮮戰場，大家都想成為那樣英勇的文藝戰士。

戰斗間歇，文工團要上前線慰問，開展火線文藝宣傳。我們被分成若干個小組，我和女戰士孔瑛一組，我拉琴，她唱歌。有時前線戰壕里只能容納兩三名戰士，我們就跪在坑道邊上演出。

我清楚記得，有一次孔瑛唱了一首《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哪怕你高萬丈。解放軍鐵打的漢，下決心堅如鋼……侵略者敢侵犯，把他消滅光！”戰士們聽得入迷，有人還跟著我們哼唱。這首原本為歌頌解放軍官兵修筑入藏公路而創作的歌曲，同樣激勵著志愿軍戰士。

一輛吉普車載著我倆一個戰壕一個戰壕唱過去，就這樣一連唱了好幾天。有時我們前腳剛離開，后腳戰斗就打響了。

時間一長，我們漸漸積累了一些戰地演出的編排經驗。除了保留少量經典曲目，大多數演出內容都是根據真實的戰斗故事和戰斗英雄的事跡改編。這種即編即演的形式最受戰士們歡迎。聽到自己的事跡和名字編入了歌曲，戰士們不時發出驚訝的叫聲和歡喜的笑聲，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文工團駐地有個特別詩情畫意的名字，叫“魚游池里”。據說是因為之前那里山清水秀，有很多小魚在池中游而得名。部隊休整期間，我一共往家里寫過兩封信，請一名歸國女戰士捎回去。聽說上海的家里還收到我的立功喜報，當時我立了三等功。不久后，這名女戰士回到駐地，帶來我父親捎來的一瓶味精，綠色包裝的外觀很像現在的風油精。我那天實在太興奮，逢人便說家里給我帶了好吃的。中午炊事班燒了一大鍋面條，我把一大瓶味精統統倒進去，在場的所有人吃得眉毛都快掉下來了。大家好久沒嘗到這么鮮的味道了。只是，沒過一會兒，我就開始肚子痛，被大家七手八腳抬去了衛生隊。那年我剛滿19歲。

悶罐車里的血書

我叫來紉秋，14歲入伍時是比樂中學初二學生。那時上海的一家劇場正在上演歌劇《白毛女》，連演了1個月，場場爆滿。學校組織大家集體觀看那天，劇場的走道、樓梯、窗臺上都擠滿了人，在場同學全被震撼了，當時都只有一個念頭——去參軍，解放全中國！

我跟著同學去20軍文工團報了名，回到家告訴父母我要去參軍。媽媽當場哭了起來，甚至跟我講：“家里還是有點積蓄的，給你買架鋼琴在家里練不好嗎？”爸爸在一旁不作聲。在我的軟磨硬泡下，爸爸松了口，但還是反復強調：“你年紀太小不懂事，打仗不是兒戲，要死人的！”我嘴上不說，腦子里卻想著家里有8個兄弟姐妹，缺我一個也沒關系。最終爸爸默許了，媽媽也就沒再多說什么。

我們奉命到山東兗州集結，乘坐悶罐車北上。一位指導員上車宣布部隊即將開拔朝鮮。不知是誰提議寫血書，大家群起響應，用小刀在拇指上割開個口子，你一筆我一筆地寫起來。那天天特別冷，輪到我時，我好不容易擠進去，正巧前面那位寫到“保家衞國（‘衛國’的繁體字）”的“國”字。我剛加上“國”字的那一“點”，手指上的血就凝住了，后面的戰友又擠上來……大家就這樣接力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一行字。

我是第二批入朝的。到達元山后，文工團被分成若干個小組，有鼓動組、衛生隊、運輸組等。我被分到運輸組，任務是趁著天黑、敵機看不見時，盡可能地把糧食彈藥扛過山去，為部隊做好后勤保障。太陽一下山，我們就行動，每人背30斤米，外加步槍子彈。先讓戰友幫忙把米袋扛到肩膀上，把一條子彈帶系在腰間扎緊。天寒地凍，地面結冰，下山時經常走一段滑一段。因為是摸黑翻山，幾乎每晚都會滑倒幾十次，摔得鼻青臉腫是家常便飯。我們拍拍屁股爬起來繼續走，下到山腳時天已經蒙蒙亮了。

1個多月后，我被調去衛生隊。山那邊就是戰場，白天敵機狂轟濫炸，大量傷員被轉移過來。有時幾架敵機同時出現，我們得快速把重傷員抬到邊上的樹林里，等敵機飛走再抬回來。寒冬臘月里，我們還要用十字鎬刨開冰面，鑿出直徑2米的洞，在冰湖里洗紗布和血衣。當時沒有肥皂，全靠手搓。洗完后再回到衛生站，支起行軍鍋把水燒開，扔進去消毒，等出太陽時曬干，紗布就可以反復使用。那時，衛生隊每個人的手都像胡蘿卜一樣又紅又腫。

《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前夕，站在山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志愿軍的部隊了。一陣風吹過，山對面飄來五顏六色的降落傘，徑自越過山頭，晃晃悠悠落到我們這邊。

大大小小的降落傘真好看呀。村里的婦女們和志愿軍女戰士都會把降落傘帶回家，做衣服、做窗簾、做蚊帳。我也剪了塊天藍色的降落傘布回來，本想著做條裙子，可一直沒舍得。這塊降落傘布,至今還在我家儲藏室的箱子里躺著。連同剛參軍時打腰鼓的照片、在朝鮮慰問演出的照片，都藏得好好的。

（李 菁整理）

本文圖片由孟啟斌、肖纓、顏曉軍提供 （制圖： 扈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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