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法學的十字街頭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孔子所生活的那個“春秋”年代，諸侯爭霸、天下大亂。當此之時，有許多知識分子，亦紛紛懷著一腔“以天下為己任”的熱血，挺身而出尋求各種各樣的“治國之道”。于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發展軌跡，便開始從昔日的中原大地，轉向了泰山腳下的山東。

在這片昔日的“齊魯大地”之上，先是有儒家的孔子出來主張“無訟”、倡言“復禮”，繼而，又有墨家的墨子起來力言“非攻”“法天”“法儀”（即提倡自然正義），接著，更有孟子高揚“民本”“民權”的旗幟，勇敢地發出了一聲“民為貴，君為輕”的吶喊。這邊廂，當道家的老子、莊子在嬉笑怒罵、辛辣諷刺一切統治階級的“實在法”時，那邊廂，那位力倡“性惡論”的儒家新秀荀子卻又在大聲地呼喚著“圣人之治”。不過此時，在荀子主持的“稷下學宮”里，忽然又后院起火，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等一大批自由派思想家們，在黃帝的“王道主義”和老子“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學說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一門風靡一時的“黃老學派”，力言執政者要“抱道執度”“約法恤刑”。

平心而論，這個時候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真的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活躍、學術繁榮的“黃金時期”。毋庸諱言：中國法律史傳統，正面臨著兩種政治——“賢人政治”與“官僚政治”生死決斗的時刻。只有孔子的儒家學說，雖然在秦始皇時代亦曾飽受“焚書坑儒”的迫害，但在西漢初期以后，又終能死灰復燃，不僅成為“百家爭鳴”最后的勝利者，而且，還在日后幾千年的專制時代里，被歷代的帝王們尊奉為中國官方法律思想的正統。

孔子的思想，其實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它絕不是唯一的并能代表終極真理的一家。毫無疑問，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孔學有著極其博大精深的一面；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在“治國之道”方面，他一直都以為，中國只要回到“周禮”的軌道上去，就一定會天下太平。西周的“禮治”，其實質是一種“德治”與“法治”的混合。而周公所提倡的那種“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則顯示出周公對司法制度“公平正義”的高度重視，和一種對“依法治國”的“治國之道”的深刻認識。而與孔子同時期的老子，更隱隱約約地提出了一種“道在德之上”、要“依道治國”的全新主張。但孔子卻對周公、老子這些散發著強烈“法治”意味的思想學說視而不見，一味地談一個“德”字，或談一個“仁”字。

孔子一生極端地推崇“德治”，而極端地貶低“法治”，更遑論他根本不思考“道治”。例如，他曾經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又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已經把法律視為一件不道德的事，進而不承認法律、否認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了。從學理上來說，倫理道德，只是一種涵養自己思想品質的修心養性之學；而法律法規，則是一種調節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關系的社會科學。這二者都各有其使用范圍和適用對象，都不可偏廢，亦切不可錯位。但終其一生，孔子卻始終都堅持著這樣的一種天真信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然而這種單純依靠“君子”來教化“小人”的治國理念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說教，是否真的靠得住呢？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

當然，在今日西方許多國家里，亦曾經出現過一些“權利濫用”“官司濫訟”的不良現象，因此，在西方，孔子主張的“無訟”思想，便越來越受到許多當代法學家們的重視。而孔學的核心思想——“仁”字，也曾經被翻譯成“良心”一詞（conscience），直接寫入聯合國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之中，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偉大格言，也被鐫刻在聯合國大樓的墻壁之上。但在中國，有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卻是：孔夫子的“無訟主義”，在西漢以后，被歷朝歷代的封建帝王接了過去，加以狡猾而巧妙地改造發揮。于是，在歷史上的中國，法律和法學，便徹底地淪為了政治的附庸，而漸漸地喪失了自己原先就不那么豐滿的“獨立和公正”的品格。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